本書所論述的明清之際，基本指晚明至清代康熙年間。這一時段，被海內外很多學者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具濃墨重彩的王朝更替。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與思想文化都在發生著多方面的變革，並對那個時代掌握主流敘述的士人的生活，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本書從弘治十八年的昆山人顧鼎臣的人生歷程開始，以人物故事與活動為主線，對明末至康熙年間漫長的王朝更替進程中，那些內閣重臣、大鄉紳、布衣、藝壇領袖、小秀纔以及青樓傑出女性等人的命運遭際，予以重點勾畫。基本內容分成七部分，亦即七個側面的主題論述。

一、重探明清之際的中國社會與政治演替
士人與文人
文人士大夫的意義
晚明印像
17世紀的危機
清初的亂與治
生活世界的變化
前朝夢憶與歸人新朝

二、青詞宰相：顧鼎臣的家庭生活與地方社會
昆山顧鼎臣
家庭生計
家族控制
讀書與養生
社會變化與地方關懷
地方事務及公益活動
衣冠閥閱之家的評述

三、布衣袁仁：地方知識人的生活世界
袁仁的家世
處世態度與城居生活的安排
姻親關繫中的核心
官場關繫與社會地位的呈現
士人交遊的世界
布衣生活中的家國情懷

四、鄉區生活：鄉紳控制與農村社會
縣域社會的問題
從陳於王到陳龍正
胥五區的社會實態
家族生活的安排
鄉區行政與吏治問題
國計討論中的地方責任
北運與均役問題
鄉區救濟及其地緣性
秩序穩定和治安問題
非宗族的鄉紳社會

五、斷裂的逸樂：圍繞青樓的生活世界
由青樓說起
文人憶述中的逸樂世界
筆記小說中的現實描敘
蘇州山塘的休閑空間
社會風尚的刻畫
生活與觀念
纔子佳人及其時代變遷

六、董含與三岡：地方士人的生活變動
明清鼎革之際的士人生活
三岡董氏
鄉裡的生活世界
《三岡識略》的文本意義
地方的場境與秩序問題
社會交遊與情懷
山川猶是而風俗非故

七、王暈的登場：江南畫壇的場境與王朝統治的影響
以丹青聞世的常熟王氏
從二王到六大家
王翚的登場
“不生不熟”的王原祁
黃鼎與楊晉
畫外別有事在

八、賦役故事：一個松江秀纔的經歷和記憶
被奉入報功祠中的秀纔
曹家駒與地方豪紳
關於《說夢》
漕運與賦役問題“三大事”的回憶
順治年間的變革與曠銀問題
均田均役的評述
地方歸入新朝的漫長進程
後記

士人與文人
“畫舫笙歌頃刻過，隻有菱歌，不拾人間唾。口既如簧眼似簸，幾回看得興亡破。”
這是明末世家子張岱所撰《隔浦菱歌》的上闋。經歷了王朝更迭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張岱這個最多隻能歸入“士人”階層的紈绔子弟，纔高命蹇，在勞碌半生後，表達出他生活中的寥落況味與精神世界。
依照傳統社會有關四大階層“士農工商”的論說，士一直為四民之首，與農、工、商一樣，皆屬“國之本”。在精神與價值觀方面，“海內士人共為一家”，是個共同體，當然晚至明代萬歷年問，已有“綱維之務破，不顧主之孤立於上”的不良情形的批評，且已非一日。不過，嚴格地來說，在明清時期文獻的記述中，占據著知識階層大多數的“土人”，是尚未進階至進士的知識人群體，與傳統所謂四民之首的“士”，在意涵上存在差異。
明清士人在奮身舉業仕途的道路上，有“士人立身，莫高於無求”的言說，就像在仕途中，“當官尤先於風節”，都有很高的期許。所謂“求”，無非是為求捷徑或便利，而四處關說請托，一如被欲望驅使的當官者一樣，缺乏節操。這在正人君子看來，絕對是不可取的。
在士人們眼中，“鄉科”是進身的第一步。有了舉人的資格，纔有進一步攀升至進士或者轉入理想的宦途的可能。但實際上，在士人生活中，“或作氣勢於鄉裡，或借居間為生活”的各種表現，都有泛濫之態。
不論是否有在鄉裡裝氣勢還是為生活幫人搞關繫，主流士人的生活核心，仍在舉業的講習訓練。查鐸指出，“今世士人，惟以詞章日督其子，為青紫計，聞講學之名，輒訾以為迂”。或者如明末清初昆山人陳瑚所講的那樣：“有明當隆、萬之季，天下治平，其時之文人墨士習帖括之陳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之書委諸口耳而已。”在以舉業學習為正常心態或者隻是利用科舉為進身之途的人看來，熱衷於講學論道的活動，是迂腐的表現。畢竟當時的所謂文人墨士，身處晚明的“太平盛世”，讀書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博取科第而使妻、子生活優渥。
曾任刑科左給事中、山西參議、廣西副使等職的查鐸，主要生活於嘉靖、隆慶、萬歷時期，已是“講學”盛行的時代，他本人也好“講學”，所以士人生活中對於講學的排斥與批評，他保持了不同的看法。畢竟，晚明地方上的講學活動，已成盛行之勢。對於士人的文化活動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屬正常。有人認為：“今人說學，不必講學，何可不講？隻如今士人習舉業，終日誦讀作文，乃場中時藝論策，何嘗不是講學論道，必稱孔孟諸子而下不屑也。”講學活動與士人舉業的習學，其實並不矛盾，科考的核心內容“時藝論策”，也屬一般而言的“講學論道”的範疇。
很多人又清楚地意識到，年輕的士人好為詩文，文人氣太重，必然對舉業有所妨害。對普通人來說，“作詩須稱地位”。所謂要有相稱的“地位”，在注重科舉的人士看來，就是在舉業上成功並獲得仕途的機會後，作詩或好為古文辭，纔會被認為是當然之事，而且更顯風雅。
洪武時期擔任過戶部尚書的趙世卿，曾指出：“士人操行，廉恥為先；國家勸懲，風節是重。”後來，烏程縣南潯鎮人朱國禎（1558～1632）進一步表示，“士人自束發咕哔以來”，就應懂得“以直言敢諫為賢”。他們所論的，都是士人立身處世的品格，對此他們有較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