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倘若腥、羶、腐、惡更喫香，更走俏，狂人就勢必轉型為烈酒、胡椒和芥末，沒有他們，“佳肴”肯定難以下咽。一個地方，倘若池、塘、丘、壑更養眼，更悅目，狂人就勢必升格為江流、嶽峙和雲飛，有了他們，“美景”還能剩下多少底氣？《微閱讀大繫·王開林晚清民國人物繫列：狂人》的重點在“佯狂”和“真狂”，蓋混合古義今義而用之。

自序 狂人之狂在於敢講“人話”
龔自珍 狂來說劍，怨去吹簫
辜鴻銘 一個比三大殿更重要的中國人
章太炎 百年來最狂放的國學大師
黃侃 七大嗜好害死人
劉文典 敢當面罵蔣介石為“新軍閥”
梁漱溟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遊歷中國，他首途上海，西方友人約翰斯與他握手話別，善意地提醒道：“你到了北京，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緊，但不可不見辜鴻銘啊！”在西方人眼中，辜鴻銘（1857一1928）具有極大的魅力和神秘感，他們視這位古怪老頭為北京城內比三大殿更重要的人文景觀，到了京城不去見他，簡直就跟人寶山空手而歸沒什麼區別。
辜鴻銘自嘲為crazvKu，這位辜瘋子的魅力和神秘感究竟何在呢？看其晚輩學者和作家對他的描述，單是外表，就令人覺得很有些滑稽可笑。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發，卻編了一條小辮子，鼕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
（周作人《北大頂古怪的人物》）先生喜征逐之樂，故不修邊幅，既垂長辮，而棗紅袍與天青褂上之油膩，尤可鋻人，粲然立於其前，不須攬鏡，即有顧影自憐之樂。（梁實秋《辜鴻銘先生逸事》）袍作棗紅色，襯以無領銅鈕，肥大馬褂一襲，下著－杏黃套褲，腳著挖心式“夫子履”，青雲遮頭，鼻架花鏡。
每談國事，則日：‘你們中華民國！’蓋先生發辮長垂，小帽紅結，大如小兒拳，迄其天年，從未忘情於清室。（王森然《辜鴻銘先生評傳》）棗紅色的舊馬褂，破長袍，磨得油光閃爍，袖子上斑斑點點盡是鼻涕唾液痕跡，平頂紅結的瓜皮小帽，帽子後面是一條久不梳理的小辮子，瘦削的臉，上七FA的幾根黃胡子下面，有一張精通七八國語言，而又極好刁難人的嘴巴。腳下，終年一雙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纔辜鴻銘》）一個背逆者，宣傳君主主義；一個浪漫派，接受孔教作為人生哲學；一個主張專制者，卻以佩著奴隸的標記（辮子）為得意。辜鴻銘之所以會成為中國近代最有趣的人物，即是由於上述矛盾。（溫源寧《不夠知己·辜鴻銘》）這個小老頭，像禁欲者一樣瘦削，但面孔很有神采，直著脖子，身體微微前傾，顴骨突起，寬寬的額頭下閃爍著兩隻帶笑意的大眼睛。他穿著中國長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辮子的此刻，他卻留著那條像征性的發辮。我們的談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辜氏口若懸河，我幾乎插不上話。其實，這隻是一場長長的獨白，令我畢生難忘，因為我從未見過如此執著、如此固執地堅持己見、堅持確定信念的人。（弗蘭西斯·波裡《中國聖人辜鴻銘》）從以上多人所述，我們總能看到一個詞，那就是“辮子”。
……

狂人之狂在於敢講“人話”（自序）古義的“狂”與今義的“狂”有同也有不同。古義共六條，除去“狗發瘋”和“通‘誑’，欺騙”外，其他四義（放蕩，不受拘束；狂妄；急躁；氣勢猛烈）與今義大致吻合，但今義以“精神失常”替代了古義“急躁”。
本書的重點在“佯狂”和“真狂”，蓋混合古義今義而用之。
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狂人大言獨行，盡管與儒家的中庸法度不相吻合，但他們既有是非標準，又有進取目標，仍是孔子較為肯定的那一類人。
兩千五百年前，楚國狂人陸通（字接輿）遇見孔子，即興唱起了那首著名的《鳳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意思是：“鳳啊鳳啊，隻有聖明的君主出現，它纔會降臨世間，你是當今的人中之鳳，怎麼反而帶著弟子周遊列國，自行減弱美德的光輝，去勸導那些不可救藥的諸侯施行仁義？從前犯傻就算了，現在醒悟還不遲。統治者已把國家折騰得混亂無比，烏煙瘴氣，你想使黑暗的現實恢復光明，隻是白日做夢，現在的君主算是徹底完蛋了！”孔子聽完陸通的《鳳歌》，趕緊起身下車，打算向這位楚國狂人請教“中國向何處去”的大難題。陸通卻拍拍屁股，搖搖腦袋，轉背疾走，並不接招。
孔子身居困境，內心寂寞如沙，好不容易遇上高人，卻未能交換意見，想必惆悵萬分。
楚國狂人陸通看透了當時的政治黑暗和世道凌夷，他認為孔子放低身位，推行仁義，不辭勞頓，不畏艱險：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不識時務，這種絕望的旅程隻有偏執狂纔會走到兩眼暈黑。他憐憫“衰鳳”，厭憎現實。陸通並非真狂，他無意進取，有所不為，是不折不扣的狷者纔對。此類民間高士節欲隱身，雖無益於治亂，卻是頭腦清醒的觀察者和一針見血的批判者，同樣不可多得。
中國近現代，內憂如溺，外患若焚，狂士尋罅隙而遊刃，機會不少，磕踫也多，愛國書生痛恨現狀，構築夢想，雖卷刃而無所懼，雖折戟而無所惜。
1906年，章太炎從上海西牢獲釋後，東渡日本，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他講過一段流傳至今的“瘋話”：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人，必得有神經病纔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有人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隻怕富貴利祿當面現形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纔是要不得呢！略高一點的人，富貴利祿的補劑，雖不能治他的神經病，那艱難困苦的毒劑，還是可以治得的。
這總是腳跟不穩，不能成就甚麼氣候。
演講快結束時，章太炎大聲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經病質，傳染諸君，傳染與四萬萬人！他將“狂者進取”的古義發揮到了極致。清末時，章太炎公然辱罵光緒皇帝為“小丑”，鄙視慈禧太後為“先帝一遺妾”，民國時期他衝擊總統府，專尋袁世凱的晦氣。名師出高徒，章太炎的弟子多為狂生。黃侃最具代表性，他目高於頂，飽覽古書則“八部書外皆狗屁”，輕視今人則“胡適之輩不過爾爾”。劉文典自謂天下真懂莊子的學者僅有兩個半，其一為莊子本人，其二為劉文典，另外半個則尚未降生。
他當面怒罵蔣介石為“新軍閥”，頗有東漢末年的青年天纔禰衡擊鼓罵曹的衝天膽氣。章太炎和他的諸位弟子，學富五車，演技高明，他們的大纔智和真性情如同雙刃劍，頻頻傷及敵手，屢屢殃及無辜，其功過是非，雖蓋棺多年，卻仍舊難以論定。
清代湖湘纔子湯鵬（1800—1844，字海秋）狂名滿天下，他說：“狂者之志，有進無退也。”他與人打賭，猛飲大黃藥而死於盛年。曾國藩作《祭湯海秋文》，道是“狂名一鼓，萬口囂囂”，可見狂名之立，為世所忌，並不是什麼好事情。
龔自珍的狂，是“狂來說劍”的狂，一個“說”字，即將書生的底細洩露無遺；辜鴻銘的狂，是“立異以為高”的狂，對付洋鬼子和假洋鬼子，這種不按牌理出牌的招法相當管用；黃侃的狂，是背叛禮法的狂，為此他張揚個性，逾越邊界；劉文典的狂，是自負太過的狂，猛吹牛而皮不破，堪稱一絕；梁漱溟的狂，是“一代直聲”的狂，為農民爭取位置，公然頂撞領袖，非大仁者、大勇者莫能開口。他們的狂法全然不同，內裡的精氣神則貫通如一：為了開心顏，決不摧眉折腰；敢於講人話，哪肯俯首帖耳？王國維的七律《曉步》頸聯為：“四時可愛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狂人多半有赤子之心，赤子不畏猛虎，乃是性情使然。世人側目而視，以為他們偷喫了熊心豹子膽，倒真是莫明其妙的念頭。
一個社會，倘若腥、羶、腐、惡更喫香，更走俏，狂人就勢必轉型為烈酒、胡椒和芥末，沒有他們，“佳肴”肯定難以下咽。一個地方，倘若池、塘、丘、壑更養眼，更悅目，狂人就勢必升格為江流、嶽峙和雲飛，有了他們，“美景”還能剩下多少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