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或多種語言之間的接觸是經常發生的語言現像，但地理距離上相隔遙遠的語言接觸，大多發生在大航海時代之後。為了相互理解，持不同語言的人之間就必須有通事翻譯，先從口頭語的接觸再到書面語言的接觸，從勉強的相互理解到深入的融會貫通，更進一步則要編寫雙語甚至多語辭典，以擴大溝通的範圍，使尚未直接接觸的不同語言或方言的人群通過雙語詞彙集或辭典從書面上學習另一種語言。漢語與歐洲語言的接觸雖然可以追索到遙遠的古代，但實際上這兩種語言直接而且深度地接觸卻以16世紀為顯著的標志。在該世紀的晚期，天主教耶穌會與托缽會傳教士在中國本土以及東南亞地區與中國人有了直接的並且深入的接觸，因此中歐的雙語詞典——其實以“詞彙集”稱之更準確——開始出現，起初這些辭典都是以稿抄本的形式出現，沒有付諸印刷，因此存世的並不多。現存最早的這類辭典以據傳為利瑪竇、郭居靜合編的《葡華字典》最有名，這是葡萄牙語——當時來華天主教傳教士的通語——與中國南京官話對譯的辭書與詞彙集。以此為始，歐洲其他語言與中國官話甚至方言間的對譯辭書陸續出現，這些辭書因為大多未曾付印，所以在歲月的淘洗下，多數已經隨風而去，留下來的都是極其珍貴的珍本了（參見Henning Kloter，The Language of the Sangleys，Leiden： Br111，2011）。
研究語言接觸有多個視角與思路，從辭典（詞彙集）出發不啻是一條捷徑。而對歷史上的語言接觸過程，由於去今已遠，數百年前編纂的辭書有時甚至是唯一的途徑。譬如由於西班牙大三角貿易的開通，16、17世紀之交的卡斯蒂裡亞語（西班牙語的主體，以下為敘述簡便徑稱西班牙語）在菲律賓呂宋島上與漢語閩南方言發生了接觸。與漢語在廣東和葡萄牙語接觸的情況不同——那是中國語言在母國與外來語言的接觸，而發生在呂宋的這一語言接觸，當事的兩種語言原來都與當地無關。這種發生在第三地的不同語言間的接觸，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現像。加之這兩種語言類型相去甚遠，就閩南方言本身而言，在中國諸方言中本就是難解的一種——如果不說是最難的話。用漢字記錄閩南方言歷來就是一個難題，如何以另一種語言來記錄，並與之對譯，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誘人的課題。
進一步而言，來到呂宋的華人雖然全是閩南人，但閩南方言又分為兩種聲腔：漳州話與泉州話。那麼16、17世紀之交在呂宋形成的辭書是以漳州音為主，還是泉州音為主，或是同時體現了兩種聲腔的混合？在兩種語言對照的辭書之外，17世紀以來還出現了一些語法書，以歐洲語言闡釋閩南方言的語法，這些語法書所闡釋的又是什麼聲腔的方言？帶著這些問題，以及更寬泛的對歷史時期中歐語言接觸的認識，我們在復旦大學中華文明研究中心的支持下，於2013年開了一個小型的工作坊，以進行不受專題限制的寬泛的語言接觸課題討論。由於討論面比較廣，為了集中議題，以取得較好效果，現將會上比較集中的有關閩南話與西班牙語接觸的討論相關論題和工作坊參加者在參會以前的相關論文，以及因故未能到會的學者前此已經發表的重要論文加以結集出版，以期引起對具體的語言接觸現像以及對語言接觸學這一新興學科感興趣的讀者的興趣，並以此感謝中華文明中心對工作坊的熱心支持。本書編集過程中，博士生邢雲助力甚勤，在此一並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