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學·政治學繫列：中國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主要介紹和分析發生於中國商周時期至清朝前期的主要政治思潮與思想流派。幫助讀者了解古代中國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為代表的“思想者”們，他們會遇到什麼樣的政治情境，提出什麼樣的政治問題，以及他們怎樣思考和解決這些政治問題。在讀懂文本、大致完成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拼圖”的基礎上，《博學·政治學繫列：中國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將嘗試運用當代政治學的知識和相關學術研究成果，對古人的這些政治思想成果進行“評頭品足”，評判其思想的高下得失、經驗教訓，把握其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發展演變過程中乃至在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地位。
《博學·政治學繫列：中國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每講之後特別增加了“討論”環節，以便引起讀者更深、更開放的思考。在內容上力求詳略得當，在語言和語氣上凸顯交流、對話特色，以及輕松平實、深入淺出的講述風格。

張星久，1956年生，山東渮澤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研究以及中西政治治理理念方面的比較研究，著有《臺灣政治風雲》、《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述論》、《中國政治思想史》（近現代部分）、《新編中國政治制度史》等，發表有關政治合法性、君主專制政體類型分析、儒家思想的歷史困境與現代價值以及中國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繫列研究論文數十篇。酷愛政治學教學事業，執教數十年，深受學生喜愛與鼓勵。

導言
一、“中國政治思想史”講什麼
（一）什麼是“政治思想
（二）什麼是”政治思想史“以及”中國政治思想史
二、知識與智慧：學習政治思想史的目的與意義
三、“神入”與“超然”：研習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方法
（一）“神入”——移情式理解
（二）外部審視與“概念化”處理
四、本書的內容與特色

第一講 萌芽與發端——商朝與西周時期的政治思想
一、新興大國的治理問題與政治思想特點
二、天道與人道：政治的起源與目標
（一）商朝的天道觀
（二）尚德愛民：西周天道觀的變化
三、西周時期的主要施政理念
（一）“明德慎罰”思想
（二）“貴貴”“親親”之道與“大一統”國家思想
（三）《洪範》中的政治觀念
總結與討論
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第二講 爭鳴與繁榮——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思想（上）
一、社會變革與思想動向
（一）秩序與文明問題
（二）社會條件
（三）一般思想動向與政治知識水平
二、儒家的政治思想——孔子
（一）孔子的生平及其主要貢獻
（二）“仁”為政治的最高目標與原則
（三）“克己復禮”：行仁的外在條件
（四）“為政以德”：孔子的政治過程觀
（五）“以道事君”式的“公忠”倫理
三、儒家的政治思想——孟子
（一）孟子的生平簡介
（二）性善論：仁政的哲學基礎
（三）仁政與王道
（四）君臣、“道”“勢”之間
四、儒家的政治思想——荀子
（一）荀子思想的特點
（二）荀子思想的哲學基礎與方法
（三）以“禮”為核心的政治學說
總結與討論
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第三講 爭鳴與繁榮——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思想（下）
一、墨子的政治思想
（一）“兼相愛、交相利”的基本理論
（二）尚同與敬天：兼愛的條件與保證
二、道家的政治思想
（一）道家的特點與代表人物
（二）老子“清靜無為”的政治思想
（三）莊子的社會批判思想
……

第四講 “獨尊”儒家與國家意識形態的確立——秦漢時期的政治思想
第五講 “名教”“自然”之爭與儒家文化的危機——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政治思想
第六講 政治行動中的儒家——隋唐五代時期的政治思想
第七講 事功與義理之間時期的政治思想
第八講 反思與突破——明清時期的社會批判思想

後記

《博學·政治學繫列：中國政治思想史（古代部分）》：
（一）秦帝國的覆滅與法家思想的流變
在戰國七雄中，秦國處在華夏文化圈的邊緣，頗受東方各國輕慢，被他們以“夷翟遇之”，以至於秦孝公在《求賢令》中痛陳“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現有記載表明，秦文化中沒有嚴格的宗法制度，沒有嚴格的男女之別，不采取嫡長子繼承制，也沒有“唯德是依”的德位觀，在其主流價值繫統中，尚武重利而少禮義道德，即所謂“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①也正是由於這方面的原因，秦國統治者在用人時並不注重“親親”原則，能夠不拘一格地任用異國人纔。比如，自秦穆公到秦始皇時期，對秦國政治產生重大影響的主政者如百裡奚、商鞅、張儀、範睢、呂不韋、李斯等都來自六國客卿，這與“多任其貴戚”的東方各國形成鮮明對照。②
秦人缺乏宗法倫理文化背景，對儒家思想很有隔膜。秦昭襄王就曾懷疑儒家思想“無益於國人”，而秦孝公起初聽商鞅講王道、帝道，提不起興趣，而一聽霸道、強國之術就來了精神。贏政看到韓非子所著的《孤憤》和《五蠹》，更是高興地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③客觀地講，法家的那一套學說，對於加強國家的組織化程度和控制能力、集中力量動員社會資源從事兼並戰爭，確實十分有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統治有效性的需要，所以能夠成為秦的理論武器。而秦成功統一六國，則標志著法家的勝利和高峰。
但在統一六國之後繼續奉行法家路線，則是泥於“打天下”的路徑而不知時變。司馬談說法家“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賈誼則說秦之亡在於“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陸賈也認為“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用今天的觀點來看，治天下與打天下、政治統治與軍事征服是有重大區別的。治天下固然要以暴力威懾為後盾，但是要想保持政權鞏固，實現長治久安，還需要一定的統治合法性，需要被統治者最起碼的自願服從，否則單靠暴力強制是無法持續統治下去的。而秦朝的統治者囿於法家意識形態的“路徑依賴”，看不到這一點。他們過分迷信、沉醉於運用法家思想打天下的成功，繼續原有的路線，企圖用赤裸裸的暴力去維持統治。所謂“秦為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百姓悲痛愁思，欲為亂者十室而六”，使國家“赭衣半道，群盜滿山”，①最後在下層農民和六國貴族的聯合反叛中短命而亡。
由於秦帝國的興衰是與奉行法家思想、焚書坑儒分不開的，所以它的崛起和速亡也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②這一事變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最大影響就在於，它使秦王朝成為思想史上的“反面教材”，使法家從此喪失了官方正統思想的地位，並促進了儒家思想與後來的專制國家的結合。在後人眼裡，“法家亡秦”，秦的短命是推行法家路線、實施暴政、焚書坑儒的結果。這一事實就像立下了一條可怕的咒語，時常被儒家士大夫用來警醒那些桀驁不馴、恣意妄為的君主。正所謂：“漢興以後，論事者每以秦為喻；故始皇為後世所詬厲，甚於桀紂。”③可以說，秦的滅亡已經為儒家登上正統地位埋下了伏筆。
雖然法家從此不能被擺在中國政治的臺面上，無法成為專制國家的正統思想，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秦漢以後中國政治的現實。法家反映了人類政治生活中某些真實的情況，特別是真實地揭示了專制政治的某些規律和構造原理，隻要像秦王朝一類的專制政治形式在世界上還存在，反映這種政治形式的法家思想就不可能完全過時。另外，法家拋開統治的道義合法性，把思考的重心放在國家控制能力和統治效率方面，也可以為專制國家提供一定的統治技術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實用性知識，滿足其對統治有效性和工具理性方面的需要。所以，到漢昭帝時期，在一次討論經濟政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