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史研究（2016）》：
雖說漢學史從整體上而言還有很多未曾涉足的領域，但即便如此，對於湯姆斯的研究還是太過寥寥無幾 盡管通過梁培熾對“木魚書”所作的分類和研究，我們知道湯姆斯曾在粵語文學史中擔任譯者。我認為，不僅湯姆斯本人在漢學史中的地位應比過往所認為的更加重要，他的翻譯實踐也向許多有關漢學的普遍觀念提出了挑戰。作為一份文學文本，湯姆斯的譯作在許多意義上都是西方漢學史上的先鋒，這一點應被完全認可。與其將湯姆斯付出的努力描述為“對中文他者的噤聲”，或是毫無立場的“對中文觀點的學舌”，不妨將其譯作視為具有“創新”和“跨文化”特質的作品。
湯姆斯的譯作在技術前沿與概念前沿都頗具創新。他不僅選擇一部從未被翻譯的作品，而且通過這樣的選擇，接受了文學等級的地域概念，成功將這一概念與英語世界一方面欣賞較長篇幅的詩歌作品、另一方面欣賞自然主題的文學喜好相融合。所以也可以說，湯姆斯推動了一種新興觀點，即廣州不再僅是基於北京的帝國文化的外圍，還是海洋世界中的新興文化中心。因此，人們或許會猜測，湯姆斯的翻譯是否很好被視作重構廣州的一部分 廣州不僅是商品和手工藝品的貿易中心，同時也是東亞、東南亞和歐洲等地文本與文學的集散地。畢竟《花箋記》不僅傳至歐洲，在越南和東南亞也有流行，這使得湯姆斯的譯文成為某些中國純文學作品的“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性質的一部分。
而且，如果湯姆斯的確是首個將中文文本視作有明確風格的文學作品並譯人歐洲語言的譯者，那麼值得思考的是，哪些因素共同促使一個在澳門工作的英國印刷工成為這種文學翻譯策略的實行者。一方面，可能有人會說，這種對文學性的執著，可能是因為流傳於地域書籍文化中的《花箋記》的諸多注本有其文學側重之處，而湯姆斯對此持開放態度。在這種情況下，他擴充了由金聖嘆創立並推廣的獨立文類，這是欣賞中國純文學的全新視角。另一方面，湯姆斯自學成纔的手工業者身份或許也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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