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董秋斯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翻譯理論建設的主張後，筆者於1987年再次旗幟鮮明地呼吁在中國建立翻譯學。《翻譯學：作為獨立學科的求索與發展/中國當代翻譯研究文庫》即圍繞“翻譯學：作為獨立的學科的求索與發展”這一主題，輯錄20餘篇筆者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表在各種外語及翻譯研究重要中文期刊的代表性論文。全書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翻譯學的性質、內容、任務和方法等問題，進行全面分析和探討；第二部分圍繞主題“翻譯學的中西觀照”，對中西翻譯理論的相似性、相異性及中西譯論發展中的文化政治因素進行共時、歷時的比較和分析；第三部分以論述奈達翻譯思想的文章為主軸，其他重點話題還包括對比語義學、文化對比與翻譯、翻譯教學、翻譯比喻話語及翻譯禁忌問題的研究，等等。《翻譯學：作為獨立學科的求索與發展/中國當代翻譯研究文庫》期望通過這些集中呈現筆者個人翻譯思想和觀點的文章，能從某個意義上，展現近30多年來中國翻譯學作為獨立學科的發展脈絡與特征。

譚載喜，香港浸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本科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博士畢業於英國埃克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翻譯學專業。2000年加入香港浸會大學，2003年獲薦入香港“輸入內地優秀人纔計劃”，並自此一直就職於香港浸會大學至今。共出版著、譯作10多部、發表論文近200篇。代表性作品包括：《翻譯與翻譯研究概論——認知·視角·課題》、《西方翻譯簡史（增訂版）》（中國教育部推薦高校研究生教材）、《翻譯學》、《奈達論翻譯》（香港商務印書館門市部1 985年鼕季10大書***）、《翻譯研究詞典》（主譯）、《幸運的吉姆》（文學譯著）；論文主要刊於《中國翻譯》、 《外語教學與研究》、 《外國語》、《外語與外語教學》、《東方翻譯》、Meta、Neohelicon、The Translator、Perspec-tives、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s、Babel等國際及中國內地和港臺地區主要翻譯與外語研究期刊。

前言
上編 必須建立翻譯學
必須建立翻譯學
試論翻譯學
論翻譯學的途徑
論翻譯學的任務和內容
翻譯本質的絕對與相對屬性
翻譯學：新世紀的思索

中編 翻譯研究的中西觀照
中西現代翻譯學概評
關於西方翻譯理論發展史的幾點思考
翻譯學必須重視中西譯論比較研究
中國翻譯與西方翻譯
中西譯論的相似性
中西譯論的相異性
中西翻譯傳統的社會文化烙印

下編 奈達翻譯思想及其他
當代譯苑的恆久之光
——追憶一代宗師奈達
奈達和他的翻譯理論
奈達論翻譯的性質
翻譯學與語義
詞彙、文化對比與翻譯
語篇與翻譯：論三大關繫
綜合素質觀照下的翻譯能力
翻譯比喻衍生的譯學思索
變化中的翻譯禁忌：辯證視角下的探索
翻譯學的今天、昨天與明天
翻譯學必須重視中西譯論比較研究

《翻譯學：作為獨立學科的求索與發展/中國當代翻譯研究文庫》:
近30年，翻譯研究在世界各國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尤其是進入1980年代後，更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因此，英國現代譯學家巴思內特與勒費維爾評論說：“20世紀80年代的一項成果，是翻譯學得以發展為獨立學科”①。然而，我們發現，在這一獨立學科裡，翻譯理論的比較研究卻未能引起人們的重視，中西之間的譯論比較研究尤不例外。本文的目的，是要把中西之間的譯論比較作為專題來加以研究，以期挖掘中西譯論體繫間的異同，剖析譯論比較對譯學發展的意義，從而拓寬與充實譯學領地，促進譯學的發展。以下，擬從三個方面來闡述上述主題。
一、中西譯論比較研究的意義與作用
翻譯理論的發展無論在中國或是在西方，都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據記載，西方翻譯理論史肇前1世紀的古羅馬修辭學家和翻譯家西塞羅，我國的譯論史則起於三國時期的佛經翻譯家支謙，距今亦有1 700來年。追溯中西譯論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這漫長的歷史發展中，中西方的翻譯理論與思想受制於各自翻譯實踐的此起彼伏，也經歷了時起時伏、曲折向前的發展階段。彼此的發展規律和歷程有著許多相同之處，各自的理論和思想也都有著不少相似之點。
但這些相同和相似究竟在哪裡？除了相同、相似之外，中西譯論體繫之間還存在哪些相異或相悖？兩者之間有無高低優劣之分？彼此的特點和特色給我們今天的譯學研究又能帶來什麼樣的啟示？如此等等，都不能憑想當然，或憑研究西方或中國任何一方的譯論歷史來尋找答案。這是因為，一方面，如果我們隻看得見自己的譯論遺產，對他國譯史充耳不聞，我們便難免因為擁有支謙、道安、玄奘以及嚴復、魯迅、傅雷等譯論大師而沾沾自喜，妄自尊大。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隻注重西方譯史，或者隻欣賞西方譯論獨特的一面，隻看到西塞羅、賀拉斯、哲羅姆、奧古斯丁、德·阿布朗庫爾、多雷、德萊頓、泰特勒、施萊爾馬赫、歌德、奈達、卡特福德、霍姆斯等西方人的翻譯思想，而視本民族翻譯理論和思想為微不足道，同時又不深入挖掘淘煉，將我國的譯論遺產發揚光大，我們便會過於自慚形穢，陷入民族譯論虛無主義的泥坑。這兩種傾向都是片面的，對譯學發展是有害的。對於以上種種問題，隻有通過在中西譯論體繫之間進行客觀、全面的橫向比較，纔能找到正確的答案。
由此可見，中西譯論比較研究的意義與作用是重大的。對其重要性，我們還可以進一步作出以下幾點闡述。首先，通過比較，我們可以對中西方翻譯理論的發展全貌，以及它們各自在整個人類翻譯史上所能占有的相對位置，有個較為客觀的了解。羅新璋認為：“我國的翻譯理論自有特色，在世界譯壇獨樹一幟”①。這一結論無疑是十分正確的。但作出這一結論似乎已經隱含一個前提，即中國的翻譯理論之所以“自有特色”“獨樹一幟”，是因為“世界譯壇”上尚有其他同樣“自成體繫”的翻譯理論存在。隻有拿中國的翻譯理論體繫與其他翻譯理論體繫進行了比較，我們纔能正確地確定各個體繫在整個世界譯壇上的相對位置；而且，比較越細致全面，得出的結論就越中肯、越客觀。
……

春節過後，收到謝天振教授來郵，希望我為他和王寧教授共同主編的“中國當代翻譯研究文庫”這套叢書，貢獻一冊反映筆者主要翻譯研究心得的論文集（不包括在國際期刊上用英文發表的論文）。雖然感到自己這些年來的譯學思考和研究所得，除原初見諸各份相關外語及翻譯研究的期刊外，後來也都書寫到了筆者的幾個專門冊子中，包括《新編奈達論翻譯》（1999）、《翻譯學》（2000）、《西方翻譯簡史（增訂版）》（2004）、《翻譯與翻譯研究概論——認知·視角·課題》（2012）等，但以原始論文集合而成的個人論文集，卻至今尚未出版過。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了天振教授的邀約，也十分珍惜這個機會，將多年來自覺較能代表筆者思想的部分主要作品，奉獻於此，以饗讀者。
為讓讀者及學界先進、同仁對所收論文有所興趣，先對筆者在翻譯和譯學研究上的心路歷程，做一點小小的回顧和說明。筆者自小受一位在外交部從事翻譯工作的近鄰的影響，十分向往外事翻譯。然而，剛升初中即遇上“文化大革命”，所有功課從課程內容到教學形式都受到影響，首當其衝乃外語課程，因而何從談起將來投身外事翻譯的可能。結果，原本立志中學階段為翻譯事業做準備而在英語學習上“大展一番宏圖”，到頭來除了跟讀一些譯成英文的口號和諸如英文版“半夜雞叫”之類的課文之外，什麼也沒學，也沒能學。還好，幸運之神眷顧，我與同屆二百多名來自全省各地的其他同學一樣，高中畢業後未與當年絕大多數青年一樣上山下鄉，而是由學校直接選送到了湖南師大英文繫，開始了夢寐以求的大學生涯。盡管“外事翻譯”的兒時夢終究隻是夢，但在當時的客觀條件和背景下，能獲機會上大學，而且是進了自己喜歡的專業，這已經是十分慶幸的事兒了。我對這個學習機會的到來，感到由衷的高興和珍惜，因此人校後即暗下決心，排除一切困難和干擾，專心致志地學習。如今回首，可謂“十年寒窗苦讀”，未敢年華虛度。我不僅慶幸有機會於當時的年代能由中學直接踏人大學之門，同時更是慶幸大學幾年遇到了恩師周定之、劉重德、張文庭、申恩榮、羅逸清、廖世翹、肖文昭、蔣堅松等多位好老師。他們個個造詣精深，誨人不倦，讓作為學生的我在求知的路途上，受益終生，難以忘懷。
做不成外事翻譯，但我始終沒有放棄對翻譯的愛好。人讀湖南師大英語語言文學專業，重點修讀的自然是英語語言與英美文學，但自大學一開始我也同時認定：學好外語的目的和任務可以有許多，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是要能幫助那些不懂外語的人與外國人打交道，在國人與外人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把外面的東西引進來，把自己的東西推出去。顯然，這些都屬翻譯之所為。在此思想支配下，我於大學階段在翻譯學習上所花的心思自然最多。要知道，當年師大英語專業並不開設翻譯課程，我們關於翻譯技能的認識，全部來自英語精讀課提供的詞句、段落翻譯實踐，而有關翻譯理論的知識，則主要來自精讀課對於字詞如何譯、句子如何譯的講解，外加一兩個涉及翻譯一般原則和方法的講座（如本書下編開篇所言）。因為感到在堂上“喫不飽”，就常常在堂下為自己“開小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