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體繫的構建是一門實踐的藝術。無論是成熟的現代法治國家，抑或是正在走向法治的現代國家，其法律體繫的構建都是基於特定的歷史場景、社會資源和文化要素下的特殊問題。《革命後現代國家法律體繫構建研究》揭示了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過程中建設與發展社會主義法律體繫的路徑選擇和價值取向，研究了當代中國國家法律體繫構建的過程和發展趨勢，總結了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繫在國家成長進程中的發展規律和制度。

潘偉傑，浙江桐廬人，1971年12月生。現為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1999年1月畢業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繫政治學理論專業，獲法學博士學位。1999年3月起任職於復旦大學法學院，2006年12月起任復旦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個人著作有：《現代政治的憲法基礎》（2001年）、《憲法的理念與制度》（2004年）、《制度、制度變遷與政府規制研究》（2006年）、《當代中國立法制度研究》（2013年）。

引言 如果不能否定革命就改變革命觀

第一章 革命後現代國家與法律體繫構建：西方的模式
第一節 不同革命境遇下現代西方國家成長的不同樣式
第二節 革命後現代西方國家法律體繫構建的模式

第二章 革命後現代國家與法律體繫構建：中國的邏輯
第一節 革命觀的變遷與革命後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第二節 革命後當代中國對現代法律體繫核心價值的重構
第三節 走向法治國家：構建現代法律體繫的必然趨向

第三章 革命後現代國家成長的制度架構與革命模式的形成
第一節 革命後現代國家的制度架構：從共同綱領到五四憲法
第二節 現代法律體繫構建的中止：從五四憲法到七五憲法

第四章 國家治理轉型與現代法律體繫重構
第一節 走出革命的法制邏輯與現代政治正當性的憲法重構
第二節 改革開放初期法律體繫重構的困境

第五章 現代國家的成長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繫的形成
第一節 現代國家成長的法治邏輯與制度要求
第二節 社會主義法律體繫形成的權威基礎與程序建構
第三節 社會主義法律體繫形成的規範表現與價值追求
第四節 開放後當代中國法律體繫發展的境遇與方向

參考文獻
索引
後記

《革命後現代國家法律體繫構建研究》：
立法程序逐步明晰以提升法律秩序的規範質量。“嚴密而合理的程序是以社會功能分化為前提的，而與此有最密切關繫的是國家機構的分權。”③伴隨著1954年憲法的制定，這種條件逐步成熟，集中表現在立法過程中國家機構在程序上的分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解釋法律。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的《關於解釋法律問題的決議》規定了凡關於法律、法令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分別進行解釋或用法令加以規定。凡關於審判過程中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則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進行解釋，進一步明確了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職權分工。國務院則享有立法案的建議權。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案報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批準。立法主體、法律解釋主體、立法建議主體和法規批準主體及其程序的規定體現了1954年憲法對當代中國立法制度在程序這一重要問題上逐步認識到其重要性。立法程序不僅決定著立法的民主化水平，而且維繫著立法的專業化水準，同時對於法律的實施以及法律秩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三，立法內容逐漸下移以鞏固法律秩序的社會基礎。在革命後過渡時期立法內容主要圍繞中央國家政權的制度化展開，1954年憲法所建構的立法制度則開始關注國家機構組織、立法規則以及地方政權建設的立法規範問題。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批準了十餘項民族自治地方政權的組織條例，還制定了《人民警察條例》、《公安派出所條例》、《城市街道辦事處條例》、《城市居民委員會條例》，批準了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獎懲暫行條例》、《縣級以上人民委員會任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條例》、《戶口登記條例》等。此外，立法制度也開始關注國計民生問題的立法問題。全國人大於1954年開始起草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等與社會成員生活和社會生活秩序密切相關的規範性文件。其中1956年底民法草案起草完成並向人大代表征求意見。但是最終這些現代國家法律體繫必須具備的法律均沒有正式頒布，1957年立法工作開始陷入停滯狀態。
1954年憲法對立法主體、立法權限、立法內容和立法程序等關鍵問題的規定為現代法律體繫的構建提供了制度基礎，表明中國共產黨基於對建設民主共和國的使命充分地認識到通過立法為社會發展和國家建設提供法律規範的重要性，從而開啟了革命黨向現代國家的執政黨的轉型。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明確提出擴大人民民主，完備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劉少奇在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中繫統總結了建國以來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清晰提出了健全國家法制是當代中國立法制度的使命。國家治理的方式和基礎要實現從依靠群眾的直接行動到依靠法律的轉變。劉少奇指出，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繫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轉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健康發展。因此，國家治理的方法也就必須改變，構建符合現代國家成長的現代法律秩序就是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的制度基礎。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嚴格地遵守法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必須貫徹執行法律的分工負責、互相制約的制度。①董必武在此次會議上更是深刻分析了人民民主法制的形成和作用問題，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一在改革開放後纔真正被貫徹的社會主義法制原則。②應該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特別是1954年憲法頒布以來的這段時期是革命後當代中國立法制度確立後運轉順暢時期，通過加強立法來體現法律秩序的構建在國家治理中所具有的意義得到充分承認。但是隨著1957年“反右”運動的到來，對社會矛盾判斷的變化由此逐步形成的治國理念的變化導致現代法律體繫構建進程中，階級鬥爭、大民主和政治運動在國家治理獲得了支配性意義。法律虛無主義和運動治國主導了1957-1976年的治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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