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著名作家，學者。著有《五四之魂》、《人間魯迅》、《中國新詩五十年》等，主編叢書叢刊多種。

目 錄

人類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頁
盜版與地下印刷
薩米亞特：蘇聯東歐的地下出版物
審查制度與秘密閱讀

奧威爾：書的命運
中午的黑暗
被禁錮的頭腦
夜讀抄：《論小丑》
同在寒星下
現代性與大屠殺
性、群眾、法西斯
關於歐洲的三本書
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有一種書用道義書寫

《沉鐘譯叢》序
《流亡者之旅譯叢》序
《烙印》序

編後記

人類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頁
治療書報檢查制度的真正
而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
檢查制度，因為這種制度本身
是毫無用處的……
——馬克思
人類走出蒙昧，在很大程度上得助於一種創造物，那
就是書籍。書籍不但記載史事，人物，各類知識，重要的
還有不安分的思想。因此，歷代的權力者，隻要意在維護
酋長式統治，就必然因對思想的嫉恨而禁毀書籍。書報所
以需要檢查，而且進一步制度化，就是建基於這樣一種意
圖之上，而淪為反對人類成熟的最現實的工具的。
近些年來，坊間出現過少數幾部介紹禁書的書，也有
少數幾部關於文字獄的書，其中牽涉到禁書的命運；但
是，把禁書納入檢查制度，並且同政治文化制度聯繫起來
加以闡述的書，至今不多見。瀋固朝先生的著作《歐洲書
報檢查制度的興衰》，雖然略感單薄，畢竟填補了出版界
的一塊空白。
書報檢查的淵源，可以上前古希臘時期，雅
典當局頒布禁止諷刺他人的法令，從文字到諷刺喜劇，都
包括在內。其實這是一個管理問題，而非控制。書籍控制
及檢查，源自思想統治的需要；但是，在某種意義上，
也未嘗不可以說是權力—信仰危機的產物。哪怕權傾一
時，神經過敏的統治者仍然意識到潛在的危機，及至面臨
崩潰的末日，則從一般的控制發展到瘋狂的鎮壓，這樣
的例子不勝枚舉。權力者從本質上說是虛弱的。他們稱
文字為“黑死病”，比子彈還厲害的“紙彈”。意大利
那不勒斯當局針對一位被捕教授的起訴書說：“人類最
可惡的三大敵人是：筆、墨水和紙。”教皇成了“懼書
者”(bibliophobes)。當基督教成為“國教”，取得世俗
社會的控制權以後，就開始打擊異端；在漫長的中世紀，
教權炙手可熱，對書籍的禁毀已經擴大到了相當的規模。
《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封面 1309年，巴黎禁毀了三大車猶太教典籍；西班牙於1490年
1933年5月10日納粹在柏林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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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毀了一座藏有六千卷書的藏書樓；至1596年，意大利僅
克雷莫納就焚毀了一萬二千冊書。焚書在中世紀十分常
見，異端分子也動輒被燒死，如布魯諾。在此期間，教皇
多次下詔禁書，然而畢竟沒有形成嚴密的組織。比較制度
化以後的劫難，所有這些，隻能算是小巫見大巫。《歐洲
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一書認定，在十六世紀以前，歐洲
並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書報檢查制度。查禁作為一種制度，
是隨著書籍數目的劇增和思想的廣泛傳播而產生的。這
時，大學建立起來了，知識和思想的需求量增大，印刷術
的發明代替了手工抄書。擴大的圖書市場對權力構成了嚴
重的威脅。印刷商居然可以說：“隻要有二十六個鉛字
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為此，統治者必須建立專業性
的書報檢查機構，並使之同所有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相協
調，連結成嚴密的大網，從而把具有危害性的思想文字悉
數消滅於有形與無形之中。
在中世紀，書報檢查由各地主教會的宗教裁判官組成
的機構進行。在王權取代教權之後，這樣的檢查機構則由
酷吏，一般官員，以及個別專業人士組成。尼古拉一世
時，檢查機構竟多達十二個類型。這種機構的成員，絕大
多數是權欲熏心，不學無術者，餘下便是聽命惟謹的奴
纔，因此，所謂檢查也就注定是無知、愚蠢、橫蠻透頂的
行為。他們奉命制定或公布禁書目錄。這類目錄，有的是
教皇親自制訂的；1571年庇護五世還曾下令設立“禁書目
錄部”，專司有關書目的編纂和禁例的制定。先是禁內
容，後是禁作者，隻要作者被確定為異端分子，他的所有
著作都得被列入禁書之列。因人廢言，比比皆是，隨意性
很大。對於各類禁書目錄，《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
一書所列甚詳。每公布一次禁書目錄，都意味著對圖書館
的一次劫洗。書中援引作家拉蒂努斯1559年寫給他的朋友
的信說：“在許多書離我們而去的年代裡，為什麼還要再
考慮寫新書呢？在我看來，至少在未來的幾年裡除了寫
信，沒有人再膽敢動筆了。剛剛出版了一部目錄，列出不
允許我們收藏的書，否則會遭來絕罰，它們的數量是如此
之多，尤其是德國出版的，幾乎沒有什麼可以留下來的
了。”納塔利?科姆斯寫道：“到處都是燒書的大火，這
情景使人想起了特洛伊之焚，無論私人圖書館還是公共圖
書館無一幸免，有的館幾乎空了……。”大約因為出版業
的發達，焚不勝焚，統治者十分重視出版前檢查；像托爾
斯泰著名的小說《復活》，經過五百多次修改纔得以出
版。對印刷的控制特別嚴厲。1542年，教廷恢復異端裁判
所，翌年即規定所有圖書的書名頁須印有主教授予的“準
印許可”，未經教會同意，任何書籍不得印刷。英國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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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於1662年頒布“信仰一致法”，同時頒行“制止出版
誹謗、叛國和未經許可之圖書和小冊子”法案，簡稱“許
可證法”。其中，對於執行辦法，也有著嚴密的規定。直
至1695年“許可證法”廢除以前，都以出版前檢查為主，
其他國家亦大抵如此。1695年以後，則改以出版後檢查為
主，追懲制代替了預懲制。
從實際運作方面看來，預懲制與追懲制其實很難分
開，更多時候是彼此交相使用的。在取消出版前檢查後，
一些國家便把這筆中世紀的遺產融人普通法中，大可以用
“濫用出版自由”為借口，對需要禁毀的圖書及需要打擊
的作者予以有效的懲罰，且使懲罰變得更為“合法”。在
十九世紀，出版後檢查最嚴厲的歐洲國家有俄國、奧地
利、匈牙利和德國。這些國家明文規定，“未審”報紙在
印刷的同時須將副本送交當局，一旦發現問題，即及時沒
收銷毀出版物，關閉出版社。此外，還有銷售前檢查。有
違禁令的印刷商，遭到檢查機關從酷刑，到革除教籍，罰
款，乃至停業等各種不同的懲罰。檢查官和出版總監常常
帶人搜查住宅、店鋪、印刷所、倉庫等。作為警告制度，
尼古拉時代還發明了“約談”。延綿數百年的檢查制度成
績偉大。從1559年至1948年，教廷共出版禁書目錄五十四
種，教廷禁書部記錄在案的宗教裁判所書籍禁令共九百多
道，禁書總量為四千多種，遭到全禁的作者多達數十人。
而這些作家，無一不是世界一流人物；現在撰寫的世界文
學史和文化史，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存在而閃耀光輝。僅
瑞士蘇黎世地區，從1500年至1700年因著書觸犯當局而被
處死的作家就有七十四名，至於肉刑、監刑和罰金者更不
計其數。據介紹，十八世紀中期，幾乎沒有哪一個作者沒
有在監獄中蹲過二十四小時以上的。
統治者以無所不在的檢查制度極力制造恐怖，從而促
使書商和作者進行自我檢查。有一位叫薩伏林的俄國記者
說：“自我檢查比政府檢查更苛刻，也更殘酷。”奧地利
作家弗蘭克在日記中寫道：“那些本來自信的作者，情緒
如此低落，他們不得不用自我審查來毀掉每一點天生的思
考力。”詩人安東尼烏?費雷拉寫道：“我生活在恐懼之
中，當我寫作和說話時，我害怕，甚至在我竊竊自語，在
沉默或思考時，也感到恐懼。”迫害的風氣搜索每個人的
靈魂，剝奪思想，蹂躪心靈，肆意破壞生命的尊嚴，固有
的意志力和創造力，使人類世界歸於死寂。書報檢查制度
破壞之巨，不能僅僅以被禁毀的書目多少，或以此相關的
懲罰的繁苛程度為依據，還應當對精神的虐殺有足夠的估
計。然而，精神的損傷難以量化，我們隻能從一代人和數
代人的普遍的生活風氣、精神狀態和整體的文化性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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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見統治者的手段的博辣、細密，及其影響的深遠。
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一直在進行。實際上，任何禁錮
和壓迫都無法遏制人們對自由的渴望。這時，作家以寓
言、反諷、影射等手法豐富了語言藝術；畫家創作漫畫，
政治漫畫是頗令當局感到頭疼的。他們以退為進，在逃避
迫害的途中頑強地表達思想。在嚴厲的檢查、刪改、禁毀
之下，一個時代的文化藝術隻能走向凋零，或以扭曲的風
格出現。出版商發展了地下印刷業，書商則使地下書業貿
易變得活躍起來。禁錮愈厲害，地下活動愈頻繁；或者可
以倒過來說，哪裡地下活動最頻繁，那裡的禁錮便愈見厲
害。
突出的是盜版問題。《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中
以大量史實表明，盜版來源於出版特權，是對業已形成的
商業壟斷的一種反動。如英國從亨利七世開始指定御用出
版商到亨利八世授予一批所謂“負責的出版商”，讓它
們具有專有權利，把所有法令法規、議會決議、文告和聖
經的印刷權授予他們；還劃出部分領域授予專利，如出版
語法書、法律書、歌本和贊美詩等的印刷權，指定授予對
像，而使多數印刷商無從染指。這樣，沒有特權的商人隻
好盜印。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歷代的禁書最受歡迎，於是
“禁書目錄”成了全歐洲最大的圖書免費廣告。圖書一旦
被禁，即被全社會“推銷”，而盜版這類圖書則往往贏得
巨大利潤。在專制時代，盜版書對於思想的傳播是起了積
極作用的，可謂功不可沒。姑不論動機如何，它打擊了特
許制，使各種檢查法規在這匹隱藏的“木馬”面前統統失
效。不妨說，這是出版界的另一場“特洛伊戰爭”。
要廢除出版特權，廢除書報檢查制度以及與此相應的
罪惡的懲罰措施，除非實行革命。期待一個專制政權自行
完善是徒勞的。書中列舉的幾個歐洲國家，其中英國和
法國廢除檢查制度——從終止許可證法到廢除印花稅——
都較為徹底，原因是它們先後進行過血與火的革命。整個
廢除過程，英國用了二百多年，法國隻用九十年。法國的
革命方式是更為激進的。歐洲各國君主都十分害怕法國大
革命，為此，書報檢查也特別嚴格；一些國家規定，報紙
隻要提及法國的事情就要查封。奧地利曾一度下令關閉圖
書館，其檢查目標後來甚至擴大到扇子、鼻煙盒和玩具上
的箴言和題詞；從法國運來的器物，隻要繪有“自由”字
樣都要清除掉。在1793年雅各賓專政時期，俄國焚毀了
一萬九千種有關書籍，卡特琳娜還禁止了一切來自法國的
物品。這些專制政體的頭面人物，對革命的恐懼已經到了
神經質的地步。然而可笑的是，一些自命為客觀、中立的
學者，或是以“民間立場”相標榜的知識分子，居然也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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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當年這些君主的態度：否定革命、嘲笑革命、畏懼革
命、詛咒革命！他們應當知道，沒有近代革命的發生，人
類在中世紀的巨大的陰影下不知還要匍匐多少個世紀！從
書中可以看到，在歐洲，書報檢查特別野蠻和持久的國
度，就是德國和俄國；它們未曾有過大規模的資產階級革
命的清洗，因此更多地保留了封建王國的封閉與專橫。自
然，革命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而且革命本身也可能不隻
一次地背叛自己。法國在“舊制度的死亡證書”——《人
權宣言》中宣稱，“思想和意見的自由傳播是人類最可寶
貴的權利之一”。兩年後，這一原則，即廢除出版檢查制
度和維護出版自由被寫入第一部憲法，成為法國政府必須
恪守的基本原則。然而，拿破侖登臺之後，隨即背棄憲法
有關的承諾，於1810年成立出版管理署，設立新聞檢查
官，正式恢復書報檢查制度，大力砍殺對立的報紙，積極
扶植發行官報。他認為，“四家有敵意的報紙比一千把刺
刀更可怕”。他對警察總監富歇說，“大革命時代已經結
束，在法國隻能存在惟一的黨派，我決不容忍報紙說出或
做出有損於國家利益的事情。”在法國，為爭取出版自由
的鬥爭，前前後後有過多次反復，其激烈程度是世界罕見
的。但是，應當看到，這種復闢倒退的現像，並非由革命
引起，恰恰相反，乃是舊制度的遺產。從漫長的中世紀到
民族國家的建立，專制主義根深蒂固。書報檢查作為一種
制度即使被廢除以後，在歐洲各國，對思想文字的控制，
仍然得以以各種變異的、零散的方式表現出來。俄國十月
革命勝利後，仍然進行書報檢查。這項工作開始時是由國
家政治保安總局進行的，黨通常不加干預；1923年以後，
鼓動宣傳部的官員就已開始密切注意文學團體的活動，通
過行政手段，進行作家登記，審讀文學報刊，嚴格控制出
版社。1925年中央委員會還曾介入文學界的爭論，發布過
有關的決議。即使在比較寬松的時期，倘要禁止某個作家
出版作品，一樣是十分堅決的。在斯大林當政時期，書報
檢查猶如一道巨大的閘門，把“反對派”的著作統統封死
了。這些書籍可以在一個早上悄然消失，而這一天，往往
是在接到上面最新指示的一天。消滅異己的行動特別迅
速。與此同時，新的歷史書、教科書、回憶錄乃至“百科
全書”，也都以篡改過的、不誠實的內容出現，代替砍伐
所留下的出版真空。著名作家札米亞京在一封給斯大林的
信中寫道，1920年以前，他已幾乎無法在國內出版任何著
作了；後來，通過高爾基的關繫終於遷居國外。其他一些
作家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了。左琴科、阿赫瑪托娃等被公開
革出“作協”，茨維塔耶娃在找不到工作的窘迫中自縊身
亡，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等遭到鎮壓，再後來則有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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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仁尼琴、布羅茨基等的流亡。工業現代化與政治民主化
未必是同步的，或者說是必然一致的。現代化的道路不是
隻為新生事物敞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它仍保有合適的
空間，供專制主義的幽靈舞蹈。《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
衰》一書總結說，專制主義是“書報檢查制度生存的土
壤”，是命中要害的。要徹底廢除檢查制度，除非徹底鏟
除專制主義。
從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開始，書報檢查制度便不
斷遭到來自思想知識界的理性批判。馬克思指出，把思想
方式置於法律追究的範圍之內，是專制主義檢查制度的特
征。言論出版自由是人類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隻要出版
受到控制，一切關於思想解放和社會正義一類宣言都將成
為偉大的空話。所以，爭取出版自由，自然成了被壓迫階
級的鬥爭的首要目標。人類的理性和智慧，將因此而集中
起來，以謀求共同的福祉。正因為如此，夏多布裡昂說：
“出版自由是當今的全部憲法。”對於出版自由的趨勢，
書中用了一位演說家在1840年的一段話進行描述，說：
“現在，印刷機的有力的滾筒每日每夜印出的成千上萬張
紙，正渡過河流、穿過森林、穿過海關的封鎖，越過高山
峻嶺，用它那智慧的炮彈，在未來的戰場上奮勇直前，靠
思想的宣傳機器和出版自由，你們將無往不勝！”出於人
性的基本要求和生存的實際需要，事情確如全書最後部分
的題目所宣示的，“廢除檢查制度是歷史的必然”。但
是，通往自由的道路是漫長的，曲折的；許多時候充滿風
險，出現反復，這也是無疑的。
瀋先生的著作把書報檢查從出版史上特意抽離出來加
以放大闡述，具有特別的意義，超出歷史學一般的實證主
義的學術範圍。其實，出版史的主要線索，不是科學技術
的發現和發明，而是環繞出版物展開的更為廣泛而深入的
文化鬥爭。《歐洲書報檢查制度的興衰》把書報檢查同政
治文化制度，同權力和權力者聯繫起來，的確捉住了問題
的要害。但是，對於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同文
化形態之間的影響等，書中缺乏適當的照顧。其中，把歐
洲廢除檢查制度定在十九世紀中期，這個界限也不是不可
以商榷的。至少，延至二十世紀，希特勒的德國和斯大林
的蘇聯，對於書報的審查是嚴厲的。用魯迅的話說是“代
代跨灶”，許多地方超越了前人，甚至史無前例。我們是
看重文牘的考究，譬如廣告稅、印花稅的廢除等等，還是
重在實質的考察？這是一個問題。在歷史研究方面，我們
如何消化和運用類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概
念，如何避免因此而造成的時間的間離，則是另外的一個
牽涉更廣的問題。最近有一本新書，是一個叫J?D?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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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寫的，名為《文化戰爭：定義美國的一場奮鬥》，其
中有一節就是“審查制度”。歷史的前後比照是饒有意味
的。同為審查，今日的歐美社會，無論內容或形式，都畢
竟大不同於往昔了。
至於東方社會的書報檢查制度的變遷，也當有人進行
書面繫統的清理了。與西方相比較而言，對於東方，從亞
裡士多德到黑格爾到馬克思，都是視之為“野蠻”、“停
滯”，更帶專制主義性質的。所謂“東方沒有歷史”，所
指大約就是這層意思罷。
2000年6月，時值酷暑
盜版與地下印刷
盜版與地下印刷，作為出版業的一種現像，不問而知
要受到普遍的責難。列舉責難的理由可以有種種，或者涉
及權益，或者關於道義，也有純然出於觀念上的，因為畢
竟這是非法的勾當。但是，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論。對於某
個特定的歷史時段來說，盜版乃出於不得已，甚至可以看
作是出版商的一種抗爭；而有些圖書經過盜版的途徑，竟
成了散播異端思想的強有力的風媒。
一般來說，盜版與地下印刷是緊密相關的。這種現像
的產生，在歷史上不外乎如下幾個原因：一，政治文化專
制。整個言論出版界即所謂公共輿論空間形同一座大監
獄，個別出版物簡直打入死牢，未經許可出版，實與劫獄
無異。二，行業壟斷。出版作為一種產業，市場是受控制
盜版與地下印刷 | 17
的，官辦私營，限界森嚴。尤其是特許制的實施，致使一
般出版商生意日蹙，甚至危及生計，隻好逼上梁山。三，
專一追逐利潤。上述兩個原因，雖然不能說與經濟利益無
關，但是在客觀方面明顯地存在著制度的限制，有一種外
在壓力；而在這裡，則無須冒任何政治風險，僅出於如貪
婪一類的內在欲望的驅使而已。
在西方，盜版可以上溯中世紀，除了因為逃避教會和
政府的淫威之外，與印刷術的發明亦大有關繫，不然無
“版”可盜。至於中國，盜版多在明清之際；若從版本學
的角度看，不隻刻本，還有抄本，時間仍可以往前推。始
皇帝焚書坑儒，澤及後世，使士子商人不得不避其鋒。後
來的王位繼承人又有新的發明，大興文字獄之餘，動員社
會力量編修文史圖書，搞欽批本，官批本，統一“正本”
以垂範將來。清乾隆皇帝編纂《四庫全書》就是顯例，剜
削，抽毀，刪改，將盜版合法化，那手段的惡劣，是膽子
最大的出版商也無法想像出來的。
在中世紀，整個歐洲被置於宗教神學的統治之下，通
行的隻有一部《聖經》，圖書遭到普遍的敵視。其實，全
社會有一本書也就足夠了，古人不是說憑半部《論語》就
可以治天下了嗎？就算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偌大中
國來來去去也不過是一本書。無奈世間少不了好事者，總
《禁果》，1865年版畫
18 書的身世盜版與地下印刷 | 19
想著書立說，而且販賣有徒，及至谷騰堡的印刷技術大行
其道，圖書這東西終於日漸滋繁起來，使得統治者看得頭
痛，不得不設法對付。宗教裁判所鎮壓異端是有名的，而
由教皇頒布的《禁書目錄》同樣臭名昭著。這份目錄從保
羅四世開始，直至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恰好在同
一年爆發，焚書是重要的標志之一——宣告撤消，數百年
間不斷加以替換補充。其中不但列有書目，而且有一份作
者名單，至庇護五世，名單更加詳細，還建立了一個禁書
會，將有關的禁書政策付諸實行。對於《聖經》，教會擁
有絕對闡釋權，宣布經由聖熱羅姆修訂的4世紀的拉丁語
本為唯一真正的版本。這樣，其它版本自然在掃蕩之列。
1542年，教廷明確規定所有圖書的書名頁必須印有主教授
予的“準印許可”字樣，否則不得印行。馬丁?路德翻譯
的《聖經》，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做版本文章。歷史學
家杜蘭說“古騰堡使路德成為可能”，固然是說機械印刷
促進了宗教改革思想的傳播，但也意味著承認盜版及地下
印刷從中所起的作用。路德的德語《新約》，兩年中共授
權印行了14版，而盜版的即達到66種。
1521年，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發起第一次圖書檢查
運動，下令巴黎最高法院嚴密監視印刷所和書店。不可思
議的是，強權總會遇到不屈服的對手。裡昂的出版家埃蒂
安?多萊編輯出版拉伯雷、馬羅的著作，還出版了伊拉斯
謨的《戰鬥的基督徒手冊》，出版時，特意選擇一把砍刀
圖樣作為自家的商標，挑戰教會和政府的意圖不是太明顯
不過了嗎？結果，宗教裁判所把他活活燒死在巴黎莫貝爾
廣場的火刑柱上。路易十四上臺後，專制手段變本加厲：
從1667年起，限制書商和印刷商的從業人數，連印刷器材
的買賣也受到控制，裝書的包裹需要查驗，印刷作坊得定
期接受檢查，如發現違反者，隨即關進巴士底獄。從前的
圖書管理僅限於下達法令，至1701年，法國政府便正式設
立圖書管理局，便有了專司圖書檢查的機關。英國、德國
等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群起效尤，因為這樣一來，實在省事
而有效得多。在這種嚴厲的管理制度下，啟蒙思想家的作
品隻能按地下方式出版；但當地下印刷也受到限制時，這
些作家唯有將書稿送到紐沙特爾、日內瓦、海牙或阿姆斯
特丹的出版商處，然後“出口轉內銷”。但是，要在這類
荒誕劇中擔當一個合適的角色頗不容易，伏爾泰便曾否認
是自己的書的作者，還謊稱說是過世作家的作品，甚至針
對這些書進行公開的批判。對此，有人形容說，“這是一
種講了一些東西而免於被送進巴士底獄的藝術。”隻要從
事著述，就必先掌握這種藝術。據統計，在十八世紀，至
少有4500種書是隨意杜撰人名和地名出版的，這就給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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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這個時代的出版物的作者、出版地、印數等，增加了
許多困難，致使考證本身成為印刷媒介史研究的一項既不
能繞開，又繁瑣纏人的基礎性工作。當時，這類地下出
版或由境外秘密進口的傳播啟蒙思想的書籍被稱為“哲
學的”（philosophical）；連帶被當局視為非法的“壞
書”，都被出版商和銷售商統統稱為“哲學書籍”，這種
行話，其實指的就是“危險的書籍”。這些書籍是偷偷地
在鬥篷下出售的，所以又有人把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稱為
“鬥篷下的哲學”。“哲學書籍”風險太大，為抵銷風險
成本，價格相應要昂貴許多；書商一般不願囤積這類書
籍，於是變著法子與普通盜版書進行交換，交換比例通常
是1 ：2、2 ：3、3 ：4。以盜版及地下印刷換取危險思
想，也當不失為一樁好買賣。
十七世紀中期以後，法國盜版及地下印刷之風日熾，
僅巴黎就有100家出版商從事地下出版業，甚至連阿維尼
翁這個法蘭西王國中的教皇領地也干起了這種行當。由於
政治思想類的禁書最受歡迎，印刷商和銷售商除了直接盜
版，還經常在一些貌似正統的著作中夾塞帶有新思想的言
論，極力利用政府尚未明確下令禁止之前的機會加緊出版
和銷售“異端”著作。為了平緩這股盜印風，從1718年
起，政府開始采取“默許”的政策。所謂默許，在法國檢
查制度中是一種介於“準許”與“不許”出版之間的狀
況，即不屬公開批準，也不予以禁止。由於許多書得到默
許在國外出版，國內發行，於是那些被認為“有問題”的
書隻要注明是國外出版的，就有希望蒙混過關。默許制相
當於一道夾縫。在夾縫中間，出版界養成了一種由作者在
圖書出版前私下拜訪檢查官的風氣；許多書，在國外以及
邊境地區的一些獨立領地爭先出版“偽版本”。對於18世
紀，法國有一個奇特的說法，稱之為“偽版書的時代”，
便是緣此而來。
馬爾澤布在大革命前曾經這樣說：“由於法律禁止公
眾不可或缺的書籍，圖書業就不得不在法律之外生存。”
這話隻是說對了一半。在一些特別專制野蠻的國家裡，書
商根本無法施其技，也就是說，在法律外面不可能存在所
謂的“圖書業”。像俄國，拉季舍夫的筆記作品《從彼得
堡到莫斯科旅行記》問世後，葉卡捷琳娜二世說作者在書
中促使人民仇恨政府，是“比普加喬夫更壞的暴徒”，隨
即下令沒收焚毀該書，並將作者逮捕，判以死刑，後改為
流放西伯利亞，時間長達十年之久。該書流傳下來的種類
多達70多種，都是手抄本，算得是變相的盜版罷，但是比
起正式出版物已是倒退了大大幾百年。車爾尼雪夫斯基寫
於1863年的長篇小說《怎麼辦》，在雜志發表後即由沙皇
22 書__

編後記
幾十年來讀書，編書，寫書，對於書的構成，成書過
程，以及書的流布，自忖有幾分了解。近些年來，科技發
展神速，電子書代替紙質書，網絡書店代替實體書店，這
樣的趨勢已然變得無可阻擋，令許多文化人甚至時尚媒
體人也不由得慨然興嘆。我不諳電腦，自然讀的紙質書，
但也並不太在意於如此顛覆性的局面。在我看來，前者畢
竟是後者的延長，不過作形式上的變化而已；少說再過百
年，還得有書，有書的買賣。因此，其間重要的是書自身
命運的變化，就是說，要看書是封閉的，殘缺的，單一
的，還是開放的，完整的，多樣的；由書帶動的兩端，即
作者與讀者，他們被置於怎樣的一種空間之內。
閱讀出版史，我較為關注的是圖書審查制度。從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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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到馬克思，都留下了抨擊這一制度的廣為人知的檄文，
就因為它是禁錮思想，與人類文明為敵的極具破壞性的力
量。但因此，也就有了地下出版物。從《聖經》到《百科
全書》，都有大量盜版和違法運送的行為發生，直到上世
紀末蘇聯東歐的“薩米亞特”。這裡選入先前寫就的幾篇
文章，以見出版史上的一點故實。千百年來，圖書業的發
展未曾到權力為止，自由應當是最終的。
我斷續地寫過一些書評，介紹的大抵是翻譯書，歐美
方面的書。其中，屬政治歷史社會的居多，文學的少。我
覺得，對中國讀者來說，觀念重於辭章。從魯迅到董樂
山，他們的翻譯工作，就標示了一個清晰的路向。而本書
所選，大部分是批判納粹德國及蘇聯東歐極權主義的論
著和文學作品。在20世紀，極權主義極具影響力，它以現
代性的形式，集中揭示權力與自由的衝突。在反抗極權主
義的著作家中，英國的奧威爾最可敬佩。他聲明“為政治
寫作”，鬥爭是自覺的，堅韌的；作品充滿預見性，有深
度，有一種雷電般的撕裂的力量。
最後選入為幾本書做的序文。其中，我想說的也無非
是：啟蒙是重要的，記憶是重要的，每個人都有責任為自
己的時代作證，如此一類常識性的話而已。
坊間關於書的書，所見大多輕巧，悠閑，有趣。相比
起來，我的這本小書未免過於笨重了一些，不太符合“書
話”的軌範。但也沒有法，倘若還有一點寫的熱情的話，
還是這麼寫下去罷。
2014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