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第十一屆宋代文學學會年會暨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在復旦大學中文繫舉行。參會的中外學者近180人，提交學術論文160餘篇。《第十一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由復旦大學中文繫朱剛、侯體健教授主編，遴選本次會議上提交的優秀論文50餘篇，結集成書。內容涉及宋代文學中的文、詩、詞等各種體裁，體現了當今宋代文學研究的前沿動態和較高水準。
《第十一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按論文內容，分成文學史料、文體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文學思想研究、文學流變研究等若干板塊。

時空一體化
——唐宋文學編年地圖平臺的學術理念與學術價值
宋代琴文化的哲思內涵與境界創新
宋仁宗朝的君臣關繫和歐陽修的文學事業
孟子升格運動與《孟子注疏》的編纂、刊刻與流傳
宋遼金文學與中華文學一體化
雅俗之間：禪宗文學的兩種面向
——以禪僧詩“行卷”和“演僧史”話本為例
幾案尤物與文字之祥：宋代文人與硯
詠“影”與水墨畫的聯通
——兼談宋人“畫如影”的審美意趣
夏竦綜論
歐陽修與南豐曾氏家族文人略論
宋人貢院記論略
宋人行記的六大流別
古文主張之下的思想與權力
——從周邊士大夫的學宦經歷看歐陽修的嘉祐主貢
司馬光《資治通鋻》的史論
罪與田園
一一蘇軾、陸遊研究的一個視點
作為宗教信徒的蘇轍
一一個北宋官僚士大夫的信仰軌跡
關於南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之“續添
——與新發現的歐陽修書簡九十六篇相關聯
南宋行記中的身份、權力與風景
——解讀周必大《泛舟遊山錄》
政治、學術與文章：《宋文鋻》編刊之爭再審視
宋代印刷傳媒與讀者之接受反應
破碎的摩崖：北宋詩人對浯溪《中興頌碑演繹
宋詩東傳與異域闡釋
——四種宋人詩集日本古注本考論
幻像與真我：宋代覽鏡詩與詩人自我形像的塑造
“臥聽”事像的詩意呈現與詩境構建
得句：宋代詩學創作論的一種考察
試論蘇軾《和陶歸園田居六首》
聞香：黃庭堅詩歌的鼻觀世界
師法李杜韓，自成一家：論曾鞏詩歌
被遮掩的詩名和影響力
——論宋代古文大家曾鞏的詩歌創作
山水與畫圖：論曾鞏詩歌的景觀審美
從“活法”到“萬像”：宋室南渡至中興時期詩學理論的轉型
《四時田園雜興》與《耕織圖詩》互文探賾
柳永慢詞長調的用調成就與聲律特征
制造汴京：柳永詞與都城文學話語的新開展
“蘇辛變體”在12-14世紀初詞壇的運行
《淮海詞》的用調特征與詞調史意義
“人比黃花瘦”索隱
兩宋蜀地文化風尚與南宋川陝俗艷詞風
論稼軒詞體的集大成與新開創
四海無人角兩雄
——辛陸異同論
吳文英《瑣窗寒》（詠玉蘭）考詮
附錄一：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第十一屆年會會議發表目錄
附錄二：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理事會名單
編後記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成果“唐宋文學編年地圖平臺”自2017年3月上線以來，頗受學界關注。不時有學者詢問：平臺是基於什麼學術理念開發的？平臺數據有何學術含量？地圖平臺有何學術意義？茲將我們的探索和思考寫出，希望對中國古代文學和數字人文研究有所啟迪。
一、地圖的學術理念：編年與繫地並重
我們研發唐宋文學編年地圖的核心理念是“繫地”。沒有繫地理念，就不可能給作家的活動和創作進行空間定位，文學地圖也就無法呈現作家的行跡和作品創作地的空間分布。我們提出“繫地”概念，並不是以“繫地”替代“編年”，而是“繫地”與“編年”並重，同時呈現作家活動的時間和空間地理信息，不僅從時間維度展現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也從空間維度呈現中國文學的地域特征，力圖時空一體化地呈現中國文學的發展圖景。
作為與“編年”對應的“繫地”概念，雖然是我們首次提出，但淵源有自。早在中唐時期，就已產生文學作品既要編年又要繫地的意識。白稹詩《十年三月三日別微之於灃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於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七言十七韻以贈，且欲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為他年會話張本也》①，所言“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就體現出一種比較自覺的繫地編年意識。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目的是作為人生歷程的歷史記憶，以便“他年會話”時有所依憑。雖然他是就創作而言，但對作家年譜的編撰和詩文別集的編輯有著直接的啟發和實質性的影響。
到了北宋，人們也意識到做年譜、編詩集，應該編年又繫地。蘇軾就有這樣的編年繫地豐四年（1081），蘇軾在黃州時，陳師道之兄陳傳道（字師仲）來信說在為蘇軾編次《超然》《黃樓》二集，蘇軾回信時特地叮囑他，編詩集，不必分古體律詩，而應以時間為先後，“以月日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①。行記，即旅行日記。詩集按年月先後編次，多年之後，就可以當作行記來看。蘇軾雖然隻是說按時間月日編次，但其中也隱含空間定位之意。因為詩人行跡“所至”，自然包含“所至”的地點區域，隻是沒有特別強調繫地而已。從詩集題作《超然集》《黃樓集》來看，實已隱含繫地之意。《超然集》當是輯錄蘇軾在密州時所作詩，而《黃樓集》則是收錄在徐州所作詩。後來南宋楊萬裡自編詩集，分別題為《江湖集》《荊溪集》《西歸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等，一地一集，就是繼承蘇軾的依地分集法。在蘇軾的觀念裡，詩歌，可以當作“行記”來閱讀，編年繫地之後，能反映詩人一生或某個階段的活動軌跡和心路歷程。這跟白居易“欲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為他年會話張本”的編年繫地意識是一脈相承的。
蘇軾早年自編《南行集》，其實已體現出這種意識。其《南行前集敘》說：
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②嘉祐四年己亥（1059），蘇軾將乃父和他兄弟倆在赴京出蜀途中寫的詩文編為《南行集》，序中既交代創作的時間和地點——己亥歲自蜀適楚的舟中，也具體記錄了結集的時間和地點——己亥歲十二月八日江陵驛（在今湖北荊州），目的是“識一時之事”，以便“他日”能夠據此“尋繹”人生行跡。這豐四年所說詩集可當作“行記”的意識是一以貫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