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圖書_光榮與夢想`互聯網口述繫列叢書：錢華林篇

精彩書摘

“互聯網口述歷史”（OHI）是方興東博士在2007年發起的項目，原是名為“影響中國互聯網100人”的專題活動，由互聯網實驗室、博客網（博客中國）等落實執行。在經過幾年的摸索與嘗試後，2010年，方興東博士個人開始擼起衣袖集中參與和猛力突擊。因此，“互聯網口述歷史”在2007年至2009年是試水和儲備，真正開始在數量上“飛躍”起來，是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的。
這些年，方興東博士一邊“創業”，一邊在創業之外默默采集、積累“互聯網口述歷史”。一直來，隻有前前後後的幾個助理扛著攝像機跟著他。助理有走有來，而這事，他一堅持就是近十年。
2014年，我從《看歷史》雜志離職，參與了“互聯網實驗室文庫”的籌備，主持圖書出版工作，致力於打造出“21世紀的走向未來叢書”。“互聯網實驗室文庫”的出版包括四大方向：產業專著、商業巨頭傳記、“口述歷史”項目、思想智庫。
在之後的時間裡，“互聯網實驗室文庫”出版了產業專著、商業巨頭傳記、思想智庫方向的十餘本書，而“口述歷史”卻未見一本成果。當然，這是因為“口述歷史”所需的精力消耗最大，時間周期最為漫長，整理打磨最為精細，查閱文獻資料最多，過程最為折磨，集成最為被動……
以往，一本書在作者完成並有了書稿後，進入編輯流程到最後出版，是一個從0到1的過程。而為了讓別人明白做“口述歷史”的精細和繁冗，我常說它是從-10到1的過程。因為“口述歷史”是一個掘地百尺的工作，而作為成果能呈現出來的，隻不過是冰山一角。在“口述歷史”的整理之外，我們還積累形成了10餘萬字的互聯網相關人物、事件、產品、名詞的注釋（詞條解釋），50餘萬字的中國互聯網簡史（大事記資料），以及建立了我們的檔案保存、保密機制等，這些都是不為人知的，且僅是我們工作的一小部分。
“過去”已經成為歷史，是一個已經灰飛煙滅的存在，人們留下的隻是記憶。“口述歷史”就是要挖掘和記錄下人們的記憶，因為有各種因素影響和制約它，所以，我們需要再經稽核整理。因此，“口述歷史”中的“口述者”都是那些歷史事件的親歷、親見、親聞者。
北京大學的溫儒敏教授曾經這樣評價“口述歷史”這一形式：“這種史學撰寫有著更為濃厚的原生態特色，擺脫了以往史學研究的獃板僵化，因而更加生動鮮活，同時更多的人開始認識到這種口述歷史研究的學術價值，而不是僅僅被視為一種采訪。相對於純粹的回憶錄和自傳，這種口述歷史多了一種真實到可以觸摸的毛茸茸的感覺。”
“口述歷史”讓歷史變得鮮活，充滿質感，甚至更性感。
我在采訪方興東博士，要其做“訪談者評述”時，他曾在評述之前說了這麼一段話：“互聯網不僅僅是那些少數成功的企業家創造的，它實際上是社會各界共同創造的一個人類最大的奇跡——中國互聯網能夠有7億網民，這絕對是全球的一個奇跡。中國有一大批人，他們是互聯網的無名英雄，基本上在現在的主流媒體上看不到他們。但我覺得這些人在互聯網最初階段，在中國制定軌道的過程中，鋪了一條方向上正確的道路，而且很多東西當年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實際上最終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我們試圖在‘互聯網口述歷史’裡，把這個群體挖掘出來、呈現出來。”
我想，這是方興東博士的初心，也是“互聯網口述歷史”項目產生的源頭。
出版人和作家張立憲（老六）曾講過一則與早期的郭德綱有關的故事：“那時候郭德綱還默默無聞，他在天橋劇場的演出隻限於很小的一個圈子裡的人知道……當時就和東東槍商量，我們要做郭德綱，這個默默無聞的郭德綱。但是世界的變化永遠比我們想像中的快，從東東槍采訪郭德綱，到最後圖書出版大概是半年的時間，在這幾個月的時間裡，郭德綱老師已經誰都攔不住了。那時候就連一個寵物雜志都要讓郭德綱抱條狗或者抱隻貓上封面，真的是到那個程度。但是我們依然很慶幸，就是我們在郭德綱老師被媒體大量地消費、消解之前，我們采訪了他，‘保存’了他。一個純天然綠色的郭德綱被我們保留下來了。其實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搶救，這種搶救不僅僅指我們把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在他消失之前、在他去世之前給他保存下來；也包括像郭德綱老師這樣的人，他雖然現在依然健在，但是‘綠色’郭德綱已經不見了，現在是一個‘紅色’的郭德綱。”
從某種程度上講，“互聯網口述歷史”也是在盡可能搶救和保留“綠色”的互聯網人。所不同的是，我們不是預測，而是挖掘、記錄、還原、保存。因為我們是基於“歷史”，是事發之後的、熱後冷卻的、不為人知的記載。至於“綠色”的意義，我想就像常規訪談與口述歷史的差別，因為所用的方法、工藝、時間、重心完全不同，當然也就導致了目的與結果的不同。
“口述歷史”是訪談者和口述者共同參與的互動過程，也是共同創造的過程。因此，“口述歷史”作品一般蘊含著口述者和訪談者（整理者、研究者）共同的生命體驗。
“口述歷史”一般有專業史、社會史、心靈史幾個維度。在“互聯網口述歷史”中，因選題緣故，我們還輻射了更多不同的維度與向度，如技術史（商業史）、制度史（管理史）、文化史（社會變革史）以及經濟學家汪丁丁教授強調的思想史。
在“互聯網口述歷史”近十年的采集過程中，其技術設備一樣經歷了“技術史”的變遷。例如，在2007—2013年，用的還是錄像帶攝像機，而在2014—2016年，用的是存儲卡攝像機。
“互聯網口述歷史”從采集到整理的過程中，我們始終秉承著這樣幾個標準：有靈魂、有邏輯、有層次、有側重，注重史實與真相。
“互聯網口述歷史”的取舍與主張
在采集回的“口述史料”的使用上，我們采用了“提問+口述+注釋”的整理方式，而非“撰文+口述”的編撰方式。這樣的選擇，就是為了能夠更加不偏不倚、原汁原味地還原現場，並且不破壞其本身的血脈與構造，以及我們在其上的建構。我們希望做到，類似一張“拓寫紙”在字帖上的存在。
在整理過程中，我們也是嚴格按照“口述歷史”的方式整理、校對、核對、編輯、注釋、授權、補充、確認、保存的（為什麼授權順序靠後，我在後面解釋），但在圖書出版的最後，也就是目前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文本——嚴格意義上說已經不是特別純的“口述歷史”了。因為讀者會看到，我們可能加入了5%左右別處的訪談內容。這麼做有的是因為文本需要，有的是因為空缺而做的“補丁”，有的是口述者提供希望我們有所用的。對這些內容的注入，我們做了原始出處的標示，並同樣征得了“口述者”的確認。
在整理的過程中，應訪談者的要求，我們弱化了其角色特征，適當簡化了訪談者在訪談中的追問等“挖掘”過程，盡可能多地呈現口述者的口述內容，即被挖出的“礦”；也簡化了部分現場訪談者對口述者的糾正。這樣的糾正有時是一來二去，共同回想，提坐標、找參照，最終得以確定。這樣的“簡化”也是為了方便和照顧讀者，我們盡量壓縮了通往歷史現場過程中的黑暗與漫長。
在時間軸上，我們也盡量按照時間發展順序做了調整，但因“記憶”有其特殊性，人的記憶有時是“打包”甚至“覆蓋”的（隻有遇到某些事件時，另一些事纔能如化學效應般浮現出來，而如果遇不到這些事件，它可能就永遠沉沒下去了），因此，會有部分“口述者”的敘事在“時間點”上有連接和交叉，所以，顯得稍有些跳躍和閃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為了梳理“時間點”而去做強行分拆和切割。
在口語上，我們仍盡可能保留了各“口述者”的特色和語言風格，未做模式化的簡潔處理，所以，即使經過了“深加工”的語言，也仍像是“原生態”的口語，隻是變得更加清晰。
時常有人關心地問：“你們的‘互聯網口述歷史’怎麼樣了？怎麼弄了好久？”其實這是難以表達的事，我們很難讓人了解其中的細節和背後的功夫。“口述歷史”中的那些英文、方言、口音、人名、專業詞彙，有時一個字詞需要聽十幾遍纔能“還原”；有時一個時間需要查大量資料纔能確認；與“口述者”溝通，以及確認的時間，有時又以“年”為溝通的時間單位，需要不斷詢問與溝通，因為這期間也許遇有口述者的猶豫或繁忙；為了找到一條“語錄”，我們可能要看完“口述者”的所有文章、采訪、演講……就是這一點又一點的困難、艱辛、阻礙，造成了“口述歷史”的整理及後續的工作時間是訪談時間的數十倍。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所長陳三井曾說：“口述歷史最麻煩的是事後整理訪問稿的工作。這並不是受訪人一邊講，訪問人一邊聽寫記錄就行了。通常講話是凌亂而沒有繫統性的，往往是前後不連貫，甚至互有出入的。訪問人必須花費很大的力氣加以重組、歸納和編排，以去蕪存菁。遇有人名、地名、年代或事物方面的疑問，還必須翻閱各種工具書去查證補充。最後再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飾工作，可見過程繁復，耗時費力，並不輕松。”
我曾和團隊同事分享過這樣一個比喻：整理口述歷史，就像“打掃”一個書櫃，有的人覺得把木框擦干淨就可以了；有的人會把每一本書都拿下來然後再擦一遍書架；還有的人在放進去之前會把每本書再擦一遍。而我們呢？除了以上動作，還需要再拿一根針把書架櫃子木板間的縫隙再“刮”一遍，因為縫隙裡會有抹布擦拭的碎纖維、積累的灰塵、紙屑，甚至可能有蛀木的蟲卵……（我當時分享這個比喻的初衷，就是提示我的同事，我們要細致到什麼程度。現在看來，這個比喻也同樣表現了我們是怎麼樣做的。）
在“互聯網口述歷史”的出版形式上，我們也曾糾結於是多人一本，還是一人一本。在最早的出版計劃中，我們是計劃多人一本（按年份、按事件、按人物），專題式地出版一批有“體量”的書。當多人一本的多本“口述歷史”擺在一起時，纔能凸顯“群像”之意，也因為多人一本的多文本原因，讀者閱讀起來會更具快感，對事件的理解視角也更寬廣，相互映照補充起來的歷史細節及故事也更加精彩（也就是佐證與互證的過程）。
然而，實際情況是我們沒有辦法按照這種“完美”的形式去出版。因為“口述歷史”是一個逐漸累積的過程，無論是前期的訪談，中期的整理，還是後期的修訂、確認，它們都在不同時間點有著不同程度上的難點，整個推進過程是有序不交叉且不可預知的。最早采訪和整理的也許最後纔被口述者確認；最應先采訪的也許最後纔采訪到；因為在不停地采訪和整理，永遠都可能發現下一個、新的相關人……這樣疲於訪談，也疲於整理。囿於各種原因，我們沒辦法按照我們期望的方式出版。因此，最終我們選擇了呈現在讀者眼前的一人一本的出版方式，出版順序也幾乎是按照“確認”時間先後而定的。我們同樣放棄了優先出版大眾名人、有市場號召力的人物、知名度高的口述者，以帶動後面“口述歷史”的想法。
盡管我們遺憾未能以一個更宏偉具像的“全景圖”的形式出版，但一本一本地出版，仍能在最後呈現出效果。未來也仍能結集為各種專題式的、多人一本的出版物，將零散的歷史碎片拼接成為宏大的歷史畫卷。因此，希望讀者能理解，目前的選擇是在各種原因、條件和實際困難“角力”後的結果。為體恤讀者，呈現群像之張力，我在這裡列舉幾位口述者的“口述歷史”標題，先睹為快：《胡啟恆：信息時代的人就該有信息時代的精神》《田溯寧：早期的互聯網創業者都是理想主義》《張朝陽：現在的創業者一定要設身處地想想當時》《張樹新：我本能地對下一代的新東西感興趣》《吳伯凡：中國互聯網歷史，一定是綜合的文化史》《陳年：以前互聯網都很苦，大家集體騙自己》《劉九如：培訓記者，我提醒他們要記住自己的權利》《胡泳：人們常常為了方便有趣而犧牲隱私》《段永朝：碎片化是構成人的多重生命的機緣》《陳肜：我做網絡媒體之前也懵懂過》《王峻濤：創業時想想，要做的事是水還是空氣》《陳一舟：苦悶是必需的，你不苦悶憑什麼崛起》《黎和生：其實做媒體主要是做心靈產品》《馮玨：現在的互聯網沒當年的理想和熱情了》《王維嘉：人類本性渴望的就是千裡眼、順風耳》《洪波：中國互聯網產業能發展到今天得益於自由》《方興東：互聯網最有價值的東西，就是互聯網精神》《陳宏：當時想做一個中國人的投行，幫助中國企業》《許榕生：我所做的其實隻是把國外的技術帶回中國》……舉例還可以列很長很長，因為目前我們已整理完成了60餘人的口述歷史，以上舉例的部分“口述歷史”標題，有些可能稍有偏頗，甚至因為脫離了原有的語境而變成了另外的意思；有些可能會對“口述者”及業界稍有冒犯；有些可能會與實際出版所用標題有所出入。在此，希望得到您的理解和諒解。
在事實與真相上，我們也希望讀者明白：沒有“絕對真相”和“絕對真實”。我們隻是試圖使讀者接近真相，離歷史近一些。“口述歷史”不能代替對歷史的解釋，它隻是一項對歷史的補充。同時希望讀者能夠繼續關注和閱讀，我們將繼續出版更多的“互聯網口述歷史”，形成更廣大的歷史的學習和理解視角，以避免自己僅僅停留在對文字皮相的見解上。我們也要明白，還要有更多的閱讀，纔能還原群體之記憶。不同口述者在敘述共同事件時，一些細節會有不同的立場和不同的描述，甚至有不小的差別，這些還需要我們繼續考證。
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曾說：“歷史是一個瓷瓶，在它發生的瞬間就已經被打碎了，碎片撒了一地。我們今天隻是在撿拾過去遺留下來的一些碎片而已，並盡可能地將這些碎片還原拼接。但有可能再還原成那一個精致的瓷瓶嗎？絕對不可能！我們所做的，就是努力把它拼接起來，盡可能地逼近那個歷史真相，還原出它的歷史意義和歷史價值，這是歷史所帶給我們的應有的啟迪或啟發。”
盡管“互聯網口述歷史”項目目前是以書籍的形式出現的，展現的是文本，但我們希望在閱讀體驗上，能夠呈現出舞臺劇的效果，令讀者始終有“在場感”。在一繫列訪談者介紹、評述過後，可以直接看到“口述者”和“訪談者”坐在你面前對話；“編注”就是旁白；“語錄”是花絮，方便你從思想的層面去觸摸和感受“口述者”；“鏈接”是彩蛋，時有時無，它是“口述者”的一個側面，或與其相關的一些細枝末節；“附錄”是另一種講述，它是一段歷史的記錄，來自另一個時空中。當“口述歷史”本身完結後，“口述者”或說或寫的會成為一段歷史、一批珍貴的歷史資料。你會發現，在歷史深處的這些資料，也許曾是預言，也許在過去就非常具有前瞻性，也許它是一種知識的普及，也許它是對“口述歷史”一些細節的另外的映照或補充，也許它曾是一個細分領域的入口或紅利的機會……
有些口述者講述了自己兒時或少年的故事，用方興東博士的話說：那是他們的“源代碼”。
美國口述歷史學家邁克爾·弗裡斯科（Michael Frisch）說：“口述歷史是發掘、探索和評價歷史回憶過程性質的強有力工具——人們怎樣理解過去，他們怎樣將個人經歷和社會背景相連，過去怎樣成為現實的一部分，人們怎樣用過去解釋他們現在的生活和周圍的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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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總序
為什麼做“互聯網口述歷史”（OHI）
方興東
2019年是互聯網誕生50周年，也是中國互聯網全功能接入25年。如何全景式總結這波瀾壯闊的50年，如何更好地面向下一個50年，這是“互聯網口述歷史”的初衷。
通過打造記錄全球互聯網全程的口述歷史項目，為歷史立言，為當代立志，為未來立心，一直是我個人的理想。而今，這一計劃逐漸從夢想變成現實，初具輪廓。作為有幸全程見證、參與和研究中國互聯網浪潮的一個充滿書生意氣的弄潮兒，我不知不覺把整個青春都獻給了互聯網。於是，我開始琢磨，如何做點更有價值的工作，不辜負這個時代。於是，2005年，“互聯網口述歷史”（OHI）開始縈繞在我心頭。
我自己與互聯網還是挺有緣分的。互聯網誕生於1969年，那一年我也一同來到這個世界。1987年，我開始上大學，那一年，互聯網以電子郵件的方式進入中國。1994年，我來到北京，那一年互聯網正式進入中國，我有幸第一時間與它親密接觸。隨後，自己從一位高校詩社社長轉型為互聯網人，全身心投入到為中國互聯網發展搖旗吶喊的事業中。20多年的精彩紛呈盡收眼底。從20世紀90 年代開始，到今天以及下一個10年，是所謂的互聯網浪潮或者互聯網革命的風暴中心，是最劇烈、最關鍵和最精彩的階段。
但是，由於媒體的膚淺和浮躁，商業的功利與喧囂，迄今，我們對改變中國及整個人類的互聯網革命並沒有恰如其分地呈現和認識。因為這場革命還在進程當中，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並不是倉促地蓋棺論定，也不是簡單地總結或預測。對於這段剛剛發生的歷史中的人與事、真實與細節，進行勤勤懇懇、扎扎實實的記錄和挖掘，以及收集和積累更加豐富、全面的第一手史料，可能是更具歷史價值和更富有意義的工作。
“互聯網口述歷史”僅僅局限在中國是不夠的。不超越國界，沒有全球視野，就無法理解互聯網革命的真實面貌，就不符合人類共有的互聯網精神。迄今整個人類互聯網革命主要是由美國和中國聯袂引領和推動完成的。到2017年底，全球網民達到40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0%。我們認為，互聯網革命開始進入歷史性的拐點：從以美國為中心的上半場（互聯網全球化1.0），開始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下半場（互聯網全球化2.0）。中美兩國承前啟後、前赴後繼、各有所長、優勢互補，將人類互聯網新文明不斷推向深入，惠及整個人類。無論存在何種摩擦和爭端，在人類互聯網革命的道路上，中美兩國將別無選擇地構建成為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所以，“互聯網口述歷史”將以中美兩國為核心，先後推進、分步實施、相互促進、互為參照，繪就波瀾壯闊的互聯網浪潮的完整畫卷。
在歷史進程的重要關頭，有一部分脫穎而出的人，他們沒有錯過時代賦予的關鍵時刻，依靠個人的特質和不懈的努力，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創造了偉大的奇跡。他們是推動歷史進程的代表人物，是凝聚時代變革的典範。聚焦和深入透視他們，可以更好地還原歷史的精彩，展現人類獨特的創造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些人，就是推動中國從半農業半工業社會進入到信息社會的策動者和引領者，是推動整個人類從工業文明走向更高級的信息文明的功臣和英雄。他們的個人成就與時代所賦予的意義，將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得以彰顯和認可。他們身上體現的價值觀和獨特的精神氣質，正是引領人類走向未來的最寶貴財富！
“互聯網口述歷史”自2007年開始嘗試，經過十多年斷斷續續的摸索，總算雛形初現。整個計劃的第一階段成果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記錄中國互聯網發展全過程，參與口述總人數達到200人左右的規模。其中大致是：創業與商業層面約100人，他們是技術創新和商業創新的主力軍，是絕對的主體，是互聯網浪潮真正的締造者；政府、安全與法律等相關層面約50人，他們是推動制度創新的主力軍，是互聯網浪潮最重要的支撐和基礎；學術、社會、思想與文化等層面約50人，他們是推動社會各層面變革的出類撥萃者。另一部分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互聯網全記錄，計劃安排300人左右的規模。大致包括美國150人、歐洲50人、印度等其他國家100人。三類群體的分布也基本同上部分。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完成具有代表性的500人左右的口述歷史。正是這個獨特的群體，將人類從工業文明帶入到了信息文明。可以說，他們是人類新文明的締造者和引領者。
自2014年開始，我們開始頻繁地去美國，在那裡，得到了美國互聯網企業家、院校和智庫諸多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和廣泛認可，全面啟動全球“互聯網口述歷史”的訪談工作。目前，我們以每一個人4小時左右的口述為基礎內容，未來我們希望能夠不斷更新和多次補充，使這項工程能夠日積月累，描繪出整個人類向信息文明大遷移的全景圖。
到2018年年中，我們初步完成國內170多人、國際150多人的口述，累計形成1000多萬字的文字內容和超過1000小時的視頻。這個規模大致超過了我們計劃的一半。所謂萬事開頭難，有了這一半，我的心裡開始有了底氣。2018年開始，將以專題研究、圖書出版以及多媒體視頻等形式，陸續推向社會。希望在2019年互聯網誕生50年之際，能夠讓整個計劃完成第一階段性目標。而第二階段，我們將通過搭建的網絡平臺，面向全球動員和參與，並將該網絡平臺擴展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性平臺。
通過各層面核心親歷者第一人稱的口述，我們希望“互聯網口述歷史”工程能夠成為全球互聯網浪潮最全面、最豐富、最鮮活的第一手材料。為更好地記錄互聯網歷史的全程提供多層次的素材，為後人更全面地研究互聯網提供不可替代的參考。
啟動口述歷史項目，纔明白這個工程的艱辛和浩大，需要無數人的支持和幫助，根本不是一個人所能夠完成的。好在在此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各界一致的認可和支持，他們的肯定和贊賞是對我們最佳的激勵。這是一項群體協作的集體工程，更是一項開放性的社會化工程。希望我們啟動的這個項目，能彙聚更多的社會力量，最終能夠越來越凸顯價值與意義，能夠成為中國對全球互聯網所做的一點獨特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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