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當寓公的第一個秋天就遇見了那個女人，那個瑪蒂爾達，當時這個世紀和鄙人這條小命都剛剛二十掛零。有人剛剛給我找了一份家庭教師的差使，主人是一戶俄國人家，還沒有來得及窮相畢露，所以依然靠著聖彼得堡舊習的幻景過日子。教育孩子我以前沒有干過——因而對於自己怎麼做，跟他們談什麼，腦子裡一片空白。兩個娃，哥兒倆。在他倆面前我就覺得緊張丟人。 他們一個勁兒地數著我一口一口地抽煙，這種無聊的好奇搞得我把煙卷兒夾成一種古怪別扭的角度，仿佛我這是頭一回抽煙似的；我不住地把煙灰灑到自己的腿上，這時候他們明澈的目光就專注地從我的手轉向那漸漸摩擦進毛料褲子裡的灰白的粉面兒上。 瑪蒂爾達是他們父母的朋友，常常過來做客，留下喫飯。一天晚上，她正要走的時候，嘩嘩嘩下起了傾盆大雨，他們就借了她一把傘，於是，她說：“太好啦，多謝，多謝，這小伙子送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