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胡適的鼎鼎大名,許怡蓀是鮮為人知的。然而在胡適早年的人生軌跡中,卻有著後者深深的印記。無論是胡適的由墮落而奮發振作,應考赴美,還是流傳至今的《胡適留學日記》,都與他密切相關。故許怡蓀英年早逝後,胡適專門寫了近七千字的《許怡蓀傳》,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胡適與許怡蓀的通信開始於1909年,結束於1919年。這正是胡適一生中的重要時期,其中留美七年是他人生觀、文學觀形成及演變的重要時期,其開文學革命之先河的《文學改良刍議》即發表於1917年1月。回國後的三年,也正值他首倡新文學革命的高峰期。《胡適許怡蓀通信集》從一個側面真實反映了胡適在這一時期的所思所想,為胡適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靠前手資料。此通信集為搶先發售公開出版,堪稱胡適研究的重大發現,具有很高的文獻和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