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吉金:一九四九年後出土銅器銘文書法繫列.8,四十二年逨鼎》無目錄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累年的考古發掘，出土了眾多的重要商周銅器，其中有不少銘刻著精彩銘文的國之重器。在商周斷代工程，歷史文獻資考據料上，獲得了眾多的發現和珍貴的資料。這些精彩的金文銘刻，在藝術上，與上面的那些名帖，既有風格類似，又有卓然不同，別開生面者，古奧、質樸、雍容、整飭、典雅，皆大有可觀。至今少有從書法藝術範本的角度單獨呈現。
《盛世吉金·一九四九年後出土銅器銘文書法繫列8:四十二年逨鼎》為“盛世吉金一九四九年後出土銅器銘文書法繫列”之一，介紹了四十二年逨鼎的金文銘刻。

李緒傑 編 著

商周青銅器的出土，西漢時期便有記載。當時研究者的興趣側重於銘文文獻價值，對於這些銘文書法藝術價值， 到宋代纔較為重視。宋人薛尚功所著《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書，已將這些銘文已經視作“法帖”。可見士人們對於青銅器銘文書法藝術的重視程度。清乾嘉至民國期間，金石學走向繁盛，許多重要青銅器相繼出土。皇家的《西清古鋻》、《寧壽鋻古》、《西清續鋻甲編》、《西清續鋻乙編》的編撰。私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吳式芬《捃古錄金文》、方浚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等青銅器書籍的相繼出現，足見一時之盛。眾多的書法家們在此研究成果基礎上，不僅對銘文文字的辨識有了極大的提高，對青銅器銘文書法的關注和理解水平上，也遠超兩宋。張廷濟摹寫規矩；陳介祺 ‘兼體’並雜；吳大澂以小篆筆法寫金文，精熟過人；黃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