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中國史學大家朱維錚經典之作全新集結；★ 首次彙集朱維錚先生生命最後十年的歷史筆記；★ 附有朱朱維錚先生五十二年教書生涯最後一課的錄音整理稿；★ 李零、王汎森、傅敏怡等中外歷史學家聯袂推薦。

●代前言 中國人與中國史

一 何謂“中國”？
二 “國學”的前提是什麼？
三 現代“國學”的起源
四 “國學”“國粹”怎樣變成國貨？
五 真有“儒教中國”麼？
六 歷史能“經世致用”嗎？
七 何謂“經學史”？
八 孔子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九 曖昧難名的“孔子”面貌
一〇 孔子的政治理想
一一 孔子聲價暴漲
一二 中世紀新式官僚的先驅——冉求
一三 何為中世紀經學
一四 官方欽定“經典”的變化
一五 “六經”都有負面效應
一六 《春秋》三傳的浮現
一七 《左傳》是經是傳？
一八 秦漢經學三變
一九 叔孫通給布衣將相定禮儀
二〇 怎樣使“天下無異意”？
二一 “安寧之術”也消滅了法家
二二 董仲舒“以《春秋》決獄”
二三 董仲舒開啟漢代“通經致用”新傳統
二四 漢武帝和公孫弘
二五 離奇的周公崇拜
二六 漢代周公“幽靈”揮之不去
二七 經漢學中的《孝經》與《春秋》
二八 從分裂走向統一的經學
二九 唐代的經學統一
三〇 唐宋間的經學更新運動
三一 四書取代九經
三二 四書體繫中的《大學》
三三 王學如何代替了朱學
三四 難寫的王陽明學說史
三五 陽明學的近代命運
三六 經學是“幽靈的嘯聚”
三七 傳統經學與史學的關繫
三八 史的起源
三九 史學史的三個繫統
四〇 史學史要有更高的要求
四一 中國歷史編纂的起步
四二 史學編纂也常超出官定正史的藩籬
四三 中國的歷史觀念史
四四 中外史學比較與交往
四五 “史”的微言大義
四六 司馬遷的抗爭
四七 司馬遷“通古今之變”
四八 《史記》七十列傳的架構
四九 《史記》的效應
五〇 班固成為史官的意義
五一 《女誡》是“女權經”
五二 班昭的影響
五三 史官首先是“官”
五四 作為“史官”的韓愈與《答劉秀纔問史書》
五五駁斥韓愈的“史官論”
五六 重說商鞅變法
五七 商鞅遷都的多重謀慮
五八 從司馬遷到章太炎的商鞅批評史
五九 探索法家的起源
六〇 漢武帝“禍國殃民”
六一 西漢創業百年的經濟史
六二 鹽鐵會議的爭論
六三 徐光啟改變近代中國
六四 利瑪竇的歷史遺產
六五 王學促進利瑪竇傳播西學
六六 利瑪竇的傳教策略
六七 利瑪竇的目的與手段的倒錯
六八 《幾何原本》傳入中國
六九 中國“近代認知”的開始
七〇 《幾何原本》
七一 《天主實義》
七二 《畸人十篇》
七三 《交友論》
七四 《二十五言》
七五 《西國記法》
七六 《坤輿萬國全圖》
七七 《上大明皇帝貢獻土物奏》
七八 《西字奇跡》
七九 《渾蓋通憲圖說》
八〇 《乾坤體義》
八一 《圜容較義》
八二 《測量法義》
八三 《同文算指》
八四 明清之際中西文明的三度衝突
八五 晚明的“教難”與徐光啟
八六 近千年制歷皆用“西法”
八七 順治帝尊耶穌會士湯若望為“瑪法”
八八 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的《歷法不得已辨》
八九 “科學騙子”楊光先被戳穿
九〇 為何要重讀近代史？
九一 中國的白銀從哪裡來？
九二 滿洲的君主
九三 大清律例實為特權保障體繫
九四 康雍乾的“道學”
九五 晚清一百年
九六 拿破侖戰爭與嘉慶“守成”
九七 晚清開始的“中國夢”
九八 《校邠廬抗議》與“中體西用”
九九 曾國藩與韓愈
一 圓明園為何被焚毀？
一〇一 晚晴報人汪康年
一〇二 辛亥革命黨內部的爭論
一〇三 怎樣做“中國的新民”？
一〇四 章太炎表彰遊俠“杜月笙”
一〇五 真的大師：馬相培與陳寅恪
一〇六 陳寅恪《論韓愈》發表前後
一〇七 《論韓愈》的命意
一〇八 1925年的胡適
一〇九 胡適的“好夢”
一一〇 胡適批評國民黨的訓政和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
一一一 胡適對中國政治的前景常懷焦慮
一一二 國民政府教育部警告胡適
一一三 中國的“訓政”史
一一四 所謂現代新儒學
一一五 熊十力纔是新儒學的“開宗大師”
一一六 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的由來
一一七 復性書院的經費
一一八 復性書院的“內訌”
一一九 熊十力反對馬一浮
一二〇 馬一浮志在講明“經術”
一二一 迂執的“六藝該攝一切學術”
一二二 錢穆：民國學術史的過渡人物
一二三 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一二四 顧頡剛改日記
一二五 顧頡剛與“獻九鼎”
一二六 陳寅恪評顧頡剛
一二七 顧頡剛從政
一二八 顧頡剛與“中華民族是一個”
一二九 湯用肜《魏晉玄學論稿》
一三〇 翦伯贊《中國史綱要》
一三一 蘇淵雷《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
一三二 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一三三 季羨林與金克木
一三四 古代的“大師”
一三五 “大師”的界定
一三六 真大師與假大師
一三七 《大師》的效應
一三八 學風腐敗抑或浮躁
一三九 通識教育八疑
一四〇 以“道德”救世有用嗎？
一四一 讀讀《資本論》

附錄 歷史上的中國與世界

編後記

本集為朱維錚先生《壺裡春秋》的續編，所收文字均為朱先生2000年以後所作，多為發表在各類媒體而未曾集結出版的文章和未刊稿，並附有朱先生五十二年教書生涯最後一課的錄音整理稿。

朱維錚 著

     一 何謂“中國”？ 說來也怪，首先從政治地理角度，給“中國”一詞下定義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來自泰西的歐洲人。據《利瑪竇中文著譯集》，早在1600年（明萬歷二十八年）利瑪竇赴北京前，入華耶穌會士已將歐洲通行稱謂China（利氏說是葡萄牙人起的），通譯為“中國”。但正如利瑪竇所說，“中國人自己過去曾以許多不同的名稱稱呼他們的國家，將來或許還另起別的稱號”。他指的是每個新王朝都取一個新國號。他也注意到不同時代經常沿用的“中國”或“中華”二詞，意於強調本朝“位於中央”。‘ 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中國”纔專指五族共和政體所包括的全部疆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樣以“中國”涵蓋全部領土。“中國人”就包括五十六個民族，以及尚未完成民族識別的所有居民。 了解這一點，是重要的。第一，可知“中國”在清亡前並非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