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中西文化脈絡，恢代前言：道裡書院命意
經史微言
《論語》“夫子不為衛君”的春秋微言
何以夫子不為衛君：《春秋》與《論語》大義的一貫
伯夷、叔齊何人：《論語》的春秋微言
經史札記
《易》類相感
易道落實於禮制
從《春秋》泓之戰到《禮運》大同
《春秋》文質不盡於尊尊親親
《春秋》借事明義與“虛擬歷史
《論語》二十篇文質大略
《鄉黨》與《論語》前後十篇的文質之變
經學與史學的古今之變
札記四則
古典文教與現代政治、倫理
王道與人民共和：中國憲政的傳統資源
孔子刪定六經的革命意義和立法意義
時間、革命與憲法
道、德、命與政治正當性
王道、君主與民主
封建、郡縣與王霸之辨
王道與人民主權
人民共和與王霸之辨
相關討論與補充
古今通變札記
通三統與因傳統
現代中國革命與傳統史觀
現代政治的古典思考札記十五則
時事關懷與哲學沉思札記五則
古典文教與現代倫理
儒家與陌生人問題
本真性崇拜與現代性危機
道家的”真“與儒家的”誠
現代革命與年齡的政治
對話：父子之道的古今之變
古典文教與現代教育
尼采、柏拉圖與戲劇的教育使命
為什麼從尼采和《悲劇的誕生》講起
古典學的變形和隱秘使命，它與現代大學講臺和戲劇舞臺的關繫
詩與哲學之爭：舞臺和講臺對教育權利的爭奪與尼采思想的古典語境
撥亂反正：從西方古典出發重讀尼采與中國戲劇的教育使命
身心兼攝的教法：《四書》與中醫的相互發明
文質彬彬與性情之和
“修道之謂教”與“法四時五行以治
“陽生陰長、陽殺陰藏”與禮樂刑政
三纔五行與三綱五常
“君臣佐使”與安邦治國之道
通識教育與學術工業
何謂大學：致同濟大學百年校慶
傳統文化通識教育建言
對話：古典文教與自由、平等
君子教育與平等之義
論治學書
培養靈魂與閱讀文獻
大學與小學，手藝、辯證與博雅教育
短札七則
仁通友愛與讀書治學
對偶、友愛與仁通
為己之學與師友共學
讀書與寫作：養兵與拜將
修辭、作曲與洞察人性
古典文教與哲學沉思
倫理、修辭與哲學教育：以《尼各馬可倫理學》為例
《倫理學》的文體樣式與其倫理學內容的關繫
《倫理學》的受眾對像與倫理修辭的困境
《倫理學》的哲學教育修辭與蘇格拉底的“第二次啟航
《倫理學》對蘇格拉底的稱引作為辯證對話的方式
《倫理學》與現代哲學的古典文教淵源
札記十一則
說與寫：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政治生活與哲學生活
柏拉圖對話與文質彬彬
王制與ｐｏｌｉｔｅｉａ
柏拉圖、尼采與哲學詩歌之爭
時間性、自足性與沉思的幸福
“幸福”的古今之變與中西之別
《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的ａｒｅｔēēｔｈｏｓ和ｏｒｔｈｏｓｌｏｇｏｓ
伯納德特論柏拉圖全集結構及伯納德特命題深意
伯納德特與海德格爾釋ｔｅｃｈｎē與ｄｅｉｎｏｓ
潘多拉與哲學
對話：中國與希臘的天地神明
古典文教與現代技藝
陰平陽秘，文質彬彬：古今中西之變與中醫的未來
中醫的困境與話語權的爭奪
從我的兩個醫案說起
桂枝湯、泰卦與陰平陽秘
小柴胡湯、賁卦與文質彬彬
古今文質之變與中醫的歷史
中西文質之辨與中醫的未來
附錄：相關討論
醫易札記
醫道問答六則
經方《周易》解札記十九則
卦像與修身札記三則
詩風的古今流變
詩作與農作
風雅與風骨？抑或詩風不絕如縷？
中文詩句的節律變奏
美學與倫理學
管樂與弦樂的古今之變
折扇十三疊：餘笑忠組詩《折扇》繹解
隨手遠近的你我：閱讀沉河
書風畫道與古今性情
山水畫中的道路與古今之變
對話：書畫中的性情偏正與中庸
論書畫札記九則
西方現代性的現代反思
海德格爾的《精神現像學》解讀
三個文本：海德格爾解讀《精神現像學》的經驗
三個變化：從《精神現像學》標題而來的位置勘查
三個提示：進一步解讀工作的路標
從《存在與時間》到《哲學論稿》
此在的生存與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的自行發生
行事演示與形式指示，賦格的演義與體繫的演繹
道、語言與Ｅｒｅｉｇｎｉｓ
理性與沉思：海德格爾《哲學論稿》中關於科學的反思
準備性的反思：邏輯問題與哲學發問的差異
存在論的反思：對科學的沉思作為對存在之回響的傾聽
政治的反思：對科學的沉思作為對現代理性概念的政治批判
“科學的”反思：對科學的沉思作為“科學哲學
德法哲學札記五則
就德國哲學論知行合
現像學的神譜
海德格爾的生活概念
海德格爾的罪責概念
福柯解讀過的《宮中侍女》畫再解讀提綱

本書以大陸新儒家的立場，力圖走出西方中心論的蕃籬，打破“左右派”的對立，恢復儒家古典文教在現代文化生活中的生命活力。在書中，他不僅以書畫、中醫、兵法、卦像、詩歌等為路徑，探討了儒家道德心性的修養；而且在對儒家古典文獻的研究和形而上的論證中，對當今社會、政治、教育、倫理、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命運投入了關注的一瞥；另一方面，作者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古典、現代哲學，探索了西方古典文教，涉及的修辭、倫理和哲學教育問題；以及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西方現代性。全書分為經史微言、古典文教育現代政治倫理、古典文教與現代教育、西方現代性反思、古典文教與哲學沉思、古典文教與現代技藝六個部分。

柯小剛 著

    《春秋》的這種精微，完美地體現在《論語》的冉有問“夫子為衛君乎”一章：體現在冉有在知輒居正位的前提下來問是否要采取助之的行動，體現在子貢為避免問題的兩難促逼而轉換問及伯夷叔齊何人，表現在夫子心知所問衛亂而答以求仁得仁何怨，也表現在康成注“父子爭國惡行”，雙遣父子不仁。從冉有之問衛君一個人到子貢之問伯夷叔齊兩個人，從夫子答伯夷叔齊兄弟之仁讓，到康成注父子爭國之不仁，所有的問答和注釋都保持了《春秋》書寫的精微：一方面以輒居正，所謂衛君必定是輒；另一方面，輒之拒父，義雖無疑，但畢竟無如伯夷叔齊讓國之仁。
        但是，反過來，輒之不仁是可以直接在當時就說出來的嗎？不行。因為，如果夫子那樣說的話，他就是在作出為蒯聵的行動了。而且，伯夷、叔齊的讓國之仁，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