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次修訂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秉承了*版“著多編少”的基本寫作原則，突出了教材寫作的嚴謹性與前沿性。在本書*版前言中，我曾經言及，“本書名為編著，其實某些章節實在是‘著多編少’”。其實，就一本教材而言，要想做到“著多編少”這四個字，何其難也。這些年間，每當教材修訂屢屢拖延之際，我也曾經閃過這樣的念頭：是否放棄本書所堅持的“個
人編著制”，轉而采用“主編制”，也就是組織一些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同學分別撰寫各章節初稿，由主編通讀修改後定稿付梓。如果采用後一種處理方式，不要說是本書第二版的修訂，就是第四版，甚至第五版，也不是什麼難事。但我又回想起這些年在課堂上，自己經常對同學們講起的話題：一部學術專著或者一篇論文往往是小眾的，即使質量寫得差一些，用經濟學的話來形容，“負的外部性”也是有限的；但是一本教材如果質量欠佳難免會誤人子弟。本次修訂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秉承了*版“著多編少”的基本寫作原則，突出了教材寫作的嚴謹性與前沿性。在本書*版前言中，我曾經言及，“本書名為編著，其實某些章節實在是‘著多編少’”。其實，就一本教材而言，要想做到“著多編少”這四個字，何其難也。這些年間，每當教材修訂屢屢拖延之際，我也曾經閃過這樣的念頭：是否放棄本書所堅持的“個
人編著制”，轉而采用“主編制”，也就是組織一些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同學分別撰寫各章節初稿，由主編通讀修改後定稿付梓。如果采用後一種處理方式，不要說是本書第二版的修訂，就是第四版，甚至第五版，也不是什麼難事。但我又回想起這些年在課堂上，自己經常對同學們講起的話題：一部學術專著或者一篇論文往往是小眾的，即使質量寫得差一些，用經濟學的話來形容，“負的外部性”也是有限的；但是一本教材如果質量欠佳難免會誤人子弟。
*近幾年，我先後閱讀了幾本近百年來中國財政學領域中的傳世教材，分別是20 世紀20 年代陳啟修（陳豹隱） 的《財政學總論》、30 年代何廉與李銳合著的《財政學》、40年代馬寅初的《財政學與中國財政》。這三本教材大體反映了近代財政學理論自20世紀初葉在中國開始萌芽生長以來的幾十年間，在學術研究以及教材建設上日臻成熟的發展脈絡。這些傳世之教材，大多為一代學術巨匠多年心血凝結而成。這種境界或許雖不能至，但無妨心向往之。
這種堅持“由我自己來寫”的初衷，也帶來了另外一項好處，那就是在本次教材修訂中，融入了我近十多年來對於政府預算問題的*研究成果和感悟，主要體現為我主持完成和正在推進中的有關政府預算的三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我國預算績效指標框架與指標庫建設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我國預算制度的演化與改進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改革和完善財政預算管理制度研究”，從而有助於進一步實現以相對新穎的視角和嶄新的研究框架，來考察政府預算問題的寫作初衷。
第二，充分融合了作者多年來從事政府預算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成果，盡可能實現從“授人以魚”的“劍法”傳授，走向“授人以漁”的“劍意”傳神。本書的定位是本科生層面的教材，而十多年前撰寫本書*版的時候，我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那個時候的中國社科院隻有研究生而沒有本科生（直到*近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纔有所變
化）。本書*版可以算是閉門造車了，但從後來的使用效果來看，大體還是達到了出門第二版合轍的期待。但缺乏作者本人在本科生層面上對於教材的實戰應用，不能不說是當年的一個遺憾。2009年3月，我調動到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工作以來，終於得有機緣實現了學術研究與教學實踐的有機結合。這九年來，在南開大學從事的政府預算教學實踐以及相關感悟，充分體現在了這一版的修訂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想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本科生同學們真心地說一聲感謝，通過與你們的教學互動，不僅使我對於一本優秀的教材應該是怎樣的，產生了更為深刻的認識；站在“得天下英纔而教之”的南開講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因奉母養老而不得不歸隱津門所帶來的遺憾。
第三，充分吸收了近年來中國預算改革的實踐成果，突出了預算改革規律性問題的分析，增加了案例分析題等開放性話題討論的比重。在這兩版教材的十多年跨度之間，中國的預算改革可謂是風生水起，頗有些令人目不暇接之感。起始於20 世紀90 年代末期的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購、收支兩條線、政府收支分類改革等傳統預算改革領域，在近十多年間，不斷得以向縱深推進；在當前的全面深化改革中，以建設現代財政制度為目標，構建全口徑預算管理體繫、實施中期財政規劃（中期預算） 與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建立權責發生制政府綜合財務報告體繫、建設政府會計準則體繫、全面實施績效管理等新興事物也不斷湧現。在本次修訂中，緊密結合中國預算法修訂和預算改革實踐的*近進展，我們重點關注考察諸多前沿性預算改革命題，突出貼近現實需要的特點，從而
更好地實現理論研究與改革實踐的有機結合。
*，秉承了*版“著多編少”的基本寫作原則，突出了教材寫作的嚴謹性與前沿性。在本書*版前言中，我曾經言及，“本書名為編著，其實某些章節實在是‘著多編少’”。其實，就一本教材而言，要想做到“著多編少”這四個字，何其難也。這些年間，每當教材修訂屢屢拖延之際，我也曾經閃過這樣的念頭：是否放棄本書所堅持的“個
人編著制”，轉而采用“主編制”，也就是組織一些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同學分別撰寫各章節初稿，由主編通讀修改後定稿付梓。如果采用後一種處理方式，不要說是本書第二版的修訂，就是第四版，甚至第五版，也不是什麼難事。但我又回想起這些年在課堂上，自己經常對同學們講起的話題：一部學術專著或者一篇論文往往是小眾的，即使質量寫得差一些，用經濟學的話來形容，“負的外部性”也是有限的；但是一本教材如果質量欠佳難免會誤人子弟。本次修訂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秉承了*版“著多編少”的基本寫作原則，突出了教材寫作的嚴謹性與前沿性。在本書*版前言中，我曾經言及，“本書名為編著，其實某些章節實在是‘著多編少’”。其實，就一本教材而言，要想做到“著多編少”這四個字，何其難也。這些年間，每當教材修訂屢屢拖延之際，我也曾經閃過這樣的念頭：是否放棄本書所堅持的“個
人編著制”，轉而采用“主編制”，也就是組織一些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同學分別撰寫各章節初稿，由主編通讀修改後定稿付梓。如果采用後一種處理方式，不要說是本書第二版的修訂，就是第四版，甚至第五版，也不是什麼難事。但我又回想起這些年在課堂上，自己經常對同學們講起的話題：一部學術專著或者一篇論文往往是小眾的，即使質量寫得差一些，用經濟學的話來形容，“負的外部性”也是有限的；但是一本教材如果質量欠佳難免會誤人子弟。
*近幾年，我先後閱讀了幾本近百年來中國財政學領域中的傳世教材，分別是20 世紀20 年代陳啟修（陳豹隱） 的《財政學總論》、30 年代何廉與李銳合著的《財政學》、40年代馬寅初的《財政學與中國財政》。這三本教材大體反映了近代財政學理論自20世紀初葉在中國開始萌芽生長以來的幾十年間，在學術研究以及教材建設上日臻成熟的發展脈絡。這些傳世之教材，大多為一代學術巨匠多年心血凝結而成。這種境界或許雖不能至，但無妨心向往之。
這種堅持“由我自己來寫”的初衷，也帶來了另外一項好處，那就是在本次教材修訂中，融入了我近十多年來對於政府預算問題的*研究成果和感悟，主要體現為我主持完成和正在推進中的有關政府預算的三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我國預算績效指標框架與指標庫建設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我國預算制度的演化與改進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改革和完善財政預算管理制度研究”，從而有助於進一步實現以相對新穎的視角和嶄新的研究框架，來考察政府預算問題的寫作初衷。
第二，充分融合了作者多年來從事政府預算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成果，盡可能實現從“授人以魚”的“劍法”傳授，走向“授人以漁”的“劍意”傳神。本書的定位是本科生層面的教材，而十多年前撰寫本書*版的時候，我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那個時候的中國社科院隻有研究生而沒有本科生（直到*近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纔有所變
化）。本書*版可以算是閉門造車了，但從後來的使用效果來看，大體還是達到了出門第二版合轍的期待。但缺乏作者本人在本科生層面上對於教材的實戰應用，不能不說是當年的一個遺憾。2009年3月，我調動到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工作以來，終於得有機緣實現了學術研究與教學實踐的有機結合。這九年來，在南開大學從事的政府預算教學實踐以及相關感悟，充分體現在了這一版的修訂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想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本科生同學們真心地說一聲感謝，通過與你們的教學互動，不僅使我對於一本優秀的教材應該是怎樣的，產生了更為深刻的認識；站在“得天下英纔而教之”的南開講臺，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因奉母養老而不得不歸隱津門所帶來的遺憾。
第三，充分吸收了近年來中國預算改革的實踐成果，突出了預算改革規律性問題的分析，增加了案例分析題等開放性話題討論的比重。在這兩版教材的十多年跨度之間，中國的預算改革可謂是風生水起，頗有些令人目不暇接之感。起始於20 世紀90 年代末期的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購、收支兩條線、政府收支分類改革等傳統預算改革領域，在近十多年間，不斷得以向縱深推進；在當前的全面深化改革中，以建設現代財政制度為目標，構建全口徑預算管理體繫、實施中期財政規劃（中期預算） 與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建立權責發生制政府綜合財務報告體繫、建設政府會計準則體繫、全面實施績效管理等新興事物也不斷湧現。在本次修訂中，緊密結合中國預算法修訂和預算改革實踐的*近進展，我們重點關注考察諸多前沿性預算改革命題，突出貼近現實需要的特點，從而
更好地實現理論研究與改革實踐的有機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