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技術作為直接服務於人類生命健康的特殊技術，是近現代發展為迅猛的技術領域之一，同時也代表了自然科學的高成就。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隨著醫療行為從傳統的建構在熟人社會之上的作坊式、全科式和情感式醫療模式，逐步轉變為具有統一標準的以醫院為主要載體的流水線式作業模式，病人成為醫療活動的客體而完全忽視了其作為情感交流主體的本質屬性。另一方面，醫療市場被具有濃厚醫學功利主義色彩的資本化力量所主宰，嗜血的資本正在把醫療行業打造成一個經營生命健康權的營利性工具。其結果不但嚴重侵蝕了醫學所具有的造福蒼生的稟賦和靈魂，而且風干了醫學科學鮮活的肌體，從而導致醫療領域共識失靈、倫理失範、法律失守的現像突出。
不僅如此，由於科研活動作為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在本質上具有反自然性的傾向，因此，日新月異的醫療技術，在改善人類生存質量並給人類帶來無盡的嘉惠的同時，也在不斷將自然作為利用和控制的對像。現代醫學技術的無節制應用，不但給患者、家庭以及社會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而且也給社會帶來了復雜的倫理困擾。以基因編輯技術為例，科學研究表明，基因序列是定義生物性狀的重要物質，基因的改變不僅會改變生物既有的基因序列的繫統性和整體性，而且也會改變生物體性狀，擾亂生物體進化規律，並發生從自然創生到技術創生，從人創造工具到人創造人的逆自然性現像的出現。甚至引發人控制人、少數人控制社會大眾的逆公平結果的出現。不僅如此，由於基因編輯不隻是指向人類，而且也指向寬泛的生物或生命體。因此，基因編輯不僅會改變人的種屬關繫的變化乃至對人本身的定義，而且也會使未來的整個人類前景發生全景式改變，並對人類自身的進化規律產生復雜的影響，甚至導致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繫的根本顛覆。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兼具有醫學與法學交叉融合性質，以調整醫療活動中各種社會關繫為己任的醫事法，或如德、日等國所稱的醫療事務法(Medizinreeht)纔應運而生。
那麼我們如何來科學地定位醫事法呢？按照我的理解，從規範層面來說，醫事法既是醫療技術活動的抽像化、規範化、和標準化的過程，同時也是醫療規則的具像化和法治化的過程。從作用機理來說，醫事法不但強調醫療技術的應用必須與社會的認知水平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保持良好的互動關繫，而且強調醫療風險的可控性和醫療倫理規則的不可逾越性。從學科屬性來說，醫事法應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是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基本法律制度在醫療這一特殊領域的具體運用結果。從學理上說，醫事法的這種社會科學屬性既源於法律科學的上層建築定位，也來源於醫療活動本身的人文主義特點。按照一般理解，由於醫學科學的研究對像是人的生命和健康，其目的是探求無限接近人類生命過程的真理。因此，自應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特別是自近代人體解剖學的創始人維薩裡，於1543年出版劃時代的著作《人體的構造》一書並把人體的內部機能看作是一個充滿了各種器官的三維的物質結構之後，不但從理論上和實證上奠定了“醫學是科學”的基石，而且使醫學在科學的道路高歌猛進並取得了一繫列令人眩目的成就。但我們同時應當清醒地看到，醫學並不是一種單純的自然科學，而是高科技與人文科學的高度結合體，或者說是一門兼具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雙重屬性的有“溫度”、有“情感”的綜合性科學。對此，德國著名病理學家魯道夫•魏爾嘯(Rudolf Virchow) 早在1847年就曾斷言:"醫學科學就其內在的固有本性來說，乃是一門社會科學，隻要這一點還沒有在實踐中被認識到，我們就不能充分地享有它的益處，就隻會是虛假的空殼。"並據此提出了影響深遠的公式化思想:"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政治隻不過是在大尺度上的醫學。”之所以作此論斷，主要是基於醫學科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顯著差異性：科學的目的在於尋求真理，尋求對客觀事物規律的理解與認識。而醫學則有所不同，醫療活動雖以科學理論為依托，但由於其作用對像是人，而人是萬物之靈長，是世界上復雜的生物；不僅是自然的產物，而且是社會關繫和文化的創造者和傳承者。無論是從哲學層面還是從實踐層面，“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康德語）。因此，醫學從其產生開始，就蘊含著濃烈的道德原則要求，其活動目的並非是為了求真，而是為了減輕人類的痛苦，使人們心身更健康。從醫學的研究對像來說，按照著名英國學者若依•波特（Roy Porter）在《醫學簡史》裡的說法，醫療是一種人與疾病對抗的手段與方式，疾病（致病因素）並不是“獨立的”、“自外於人的”，它與人們的活動息息相關。因此，“醫師不應隻是憑經驗行醫的人，醫師必須精通邏輯（思考的技術）、物理（研究自然科學之道）、倫理學（研究行動規範的學問）。不通哲學的醫師，就像拙劣的建築師。”從社會的角度觀察，疾病作為一種復雜的多面向的存在，必須經由命名和闡述，纔能為社會大眾所認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疾病既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可以說疾病和醫學並不僅僅是對生物世界秩序的客觀反映，人類的社會文化因素在人類疾病的命名、診斷和治療中從來都未曾缺席。因此，從本質上說，醫學並不僅是技術的產物，也是人類情感的產物，是“探賾鉤玄，功侔造化”的“活人書”。醫療的目的是在物質形態和精神形態上對人類生存質量進行改善和升級，使人生存的更有質量、更有尊嚴。因此，任何不能滿足這一要求的技術都是值得改進的技術。從這個意義上說，醫學技術在改善人體肌能的同時也在改變人類的精神生活，淨化人的靈魂，提升人的善念，醫學科學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會帶來人類精神生活的一次深刻變革。而一般的科學技術通常並不負有這種人文主義要求，科學發現也不會因其會對人類產生不利益的後果而抹殺其科學的屬性。
從宏觀層面來說，醫療制度又是國家社會保障體繫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個意義上說，醫學不隻是一種知識，它同時也是一種治理的技藝，是一種規訓的手段，甚至是一種現代的管理模式。對國家而言，每個國民都是國家生產力的來源，是國家的人力資本，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同時也是值得國家投資的對像。對此，著名醫史學家，霍普金斯大學醫史研究所教授亨利.西格裡斯教授(Henr,Er;est Sigerist,1891一1957)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論斷: “當我們考察到現代社會所賦予醫學的使命的時候, 我們很快便會發現醫學的範圍是大大的擴展了。醫學已經從兩個個體之間的私人關繫，迅速地變為一種社會機構，它是一繫列社會福利機構組成的長鏈中的一個環節。醫學通常被看成是一門自然科學，實際上乃是一門社會科學。因為醫學的目標是社會的。”與此相適應，醫事法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建立具有人文性、倫理性的醫療制度規範體繫。
從產生機理來說，醫事法既產生於醫療活動的技術性運用，也產生於醫療活動的倫理性要求，醫事法律制度就其本質來說無非是醫療技術規則和倫理規則在醫療實踐中的顯性反映。醫學技術的本質是為了解除患者痛苦，其產生根據意大利著名醫史學家卡斯蒂廖尼在其名著《醫學史》中的表述：“是隨著人類痛苦的初表達和減輕痛苦的初願望而誕生的”，或如我國著名醫學專家郎景和教授所說的“醫療起源於人的同情心。”正是因為有這種同情與善良，纔有了醫學、醫療和醫院。而善和同情心既是倫理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是醫學發展的基本要求。從這種意義上說，將新技術用於減輕人類的痛苦與其說一種法律責任，毋寧說是一種倫理責任。因為
“要想關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體，我們不但需要科學，而且需要倫理學、藝術和哲學。”（ W.C.丹皮爾：《科學史》，李珩譯，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21頁）根據這一要求，任何醫療技術的發展都不能顛覆人倫關繫，不能觸踫人類的道德底線。因此，必須有效遏制由於醫學技術的擴張和濫用給社會道德倫理觀念和倫理規則帶來的影響，使醫學科學的運用中始終充盈強烈的人文主義精神。而以基因編輯、人工生殖技術為代表的現代醫療技術的大問題是不但會改變人類基因的構成，影響人類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而且會導致生命倫理和社會倫理關繫失範和失控。為此，一方面應站在生命共同體的立場，增強倫理道德的約束功能；另一方面則是要制定完善的醫療倫理和生物倫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將醫療技術活動和醫療倫理活動納入法治化建設的軌道。換句話說，醫事法學既要遵從醫學的自然科學屬性，也要堅守法學的人文精神屬性並承擔起生命倫理理性的社會責任和科學責任。
1933年包括21位諾貝爾獎得主和31位生命科學家、醫學家在內的90位科學家，聯合簽署並發布了被稱“人道主義及其追求（Humanism and Its Aspirations）”宣言，強調用哲學和價值體繫而不是宗教或權wei來指導個人信仰並指導醫生的行為。宣言宣稱：世界的知識來源於觀察、實驗和理性的分析；倫理價值被證實是人類需求和利益的驅動；人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且隻要在社會關繫中纔能實現其價值。宣言強調：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個沒有指引的進化和變化的結果：人從出生走向死亡具有不可逆轉性，既是符合自然規律的，也是不可以被打破的。對人類生命的敬畏是構建醫事法的前提，對人類身心健康的持續關注是推動醫療事業持續進步的不竭動力。為了避免科技異化生命，必須促進醫學與人文的深度融合。以敬畏生命、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作為建構醫事法的基本原則，使醫學科學回歸到以人為本的正確軌道。為此，我們必須克服醫學異化而帶來的技術至善主義的影響，以服務於衛生事業發展、滿足人民健康需求為終目的。在尊重生物進化規律、社會發展規律、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前提下，鼓勵無傷害、負責任的醫學科學創新與發展理念，並實現從“以疾病為中心”到“以患者為中心”的新型醫患關繫的架構。
後需要強調的是，中國醫學事業的繁榮昌盛既有賴於法律制度的完善，更需要借助於社會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誠如恩格斯所言：“推動哲學家前進的，決不像他們所想像的那樣，隻是純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動他們前進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和工業的強大而日益迅速的進步。”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頁）隻有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纔能建立起更具人性更加理性的醫療制度；隻有中國的醫療技術水平走到世界前列，我們纔能建立起能夠對世界起引領作用的醫事法律制度。
中國醫療事業的發展任重而道遠，中國的醫療法治化的進程漫長而曲折。讓我們一起為之而努力！
趙萬一
2019年3月16日於重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