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參政之研究3

中國奴婢制度27

上海公共租界收回問題44

比較憲法54

下編

論文

暹邏收回領事裁判權之經過與暹美新約483

公民票決制之比較研究489

中國現行法令與個人自由502

法國新近保護美術物與古物之法律518

論聯邦制之基性與派別525

國家對人民的賠償責任541

財產權性質之新義556

聯邦憲法與法院570

職業代表主義588

首之頒給榮譽權與赦免權603

行政合議制616

法律與命令639

職業代表主義與經濟立法660

議院制與社會主義672

論聯邦與邦聯書678

中國議會政治之前途與賄賂風氣682

撤廢領事裁判權的程序問題689

平政院制平議702

萬國聯盟約法評注709

詁地方政府732

歐戰與中國之前途800

德謨克拉西與代議制811

華盛頓會議與國際裁兵816

新近憲法的趨勢——代議制之改造822

現代之出版自由839

軍人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與政治權856

國際移民問題865

中國工會法問題893

何謂法治912

本文集輯法學家、政治學家王世傑的法政文章，分上、下兩編，包括論文、評論、書評等。先生風雨一生，從學術到政治，生前結集印行者，僅《比較憲法》和“國立武漢大學旅臺校友會”編輯的九秩華誕祝壽文集《王世傑先生論著選集》，前者公開發行，後者標明“非賣品”。

一

本文集整理過程中: ，除文字、標點明顯印刷錯誤逕行改正外，文章均保持原貌；作者所用人名、地名，因寫作時間不同而有差異，亦保持原貌。外文部分，因難以查對，不敢輕易翻改，皆照原文錄入。民國年間是一個大變動時代，白話文成為通用語文，新式標點廣泛應用，但其時標準並未形成，故字詞、標點常有與當下不一之處，收入時也保持原貌不作更動。第二，注釋統一為現代格式。第三，表示文字位置的“右”“左”相應改為“上”“下”。

下編中，收錄《現代評論》雜志署名“王世傑”“雪艇”“雪”的六十篇文字。《現代評論》第五卷三〇期有一篇署名“山木”的《上海公共租界及其解決》，與署名王世傑的作為“中國國民黨上海黨務訓練所叢書”之一的小冊子《上海公共租界收回問題》，內容完全一樣。但據錢端升說，“山木”是他的筆名。錢端升: “錢端升談《現代評論》周刊”，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2期。因為小冊子出版時明確署名“王世傑”，且《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錄》輯中王世傑著述目錄中也列出了這篇論文，所以這篇論文屬於王世傑無可疑問。那麼，“山木”是王世傑的筆名嗎？有幾種可能性: 一、“山木”為王世傑筆名；二、“山木”為錢端升筆名，王世傑的《上海公共租界收回問題》借用了錢端升的研究成果；三、“山木”為王世傑、錢端升共用或合作時的筆名。究竟事實為何，尚無法斷定。除該篇外，《現代評論》中尚有以下署名“山木”的文章，為謹慎起見，不予收入，在此說明存目:

“司法部與收回法權”，第四卷零三期，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黨治的鐵律”，第六卷四八期，民國十六年十月八日；

“我們的希望”，第七卷五七期，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安定的政府”，第七卷六一期，民國十七年一月七日；

“英外相演說與國民革命”，第七卷六八期，民國十七年二月廿五日；

“黨治與國民會議”，第七卷七二期，民國十七年三月廿四日；

“應付濟南事變的方針”，第七卷七九期，民國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編者說明王世傑文集二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問題。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用王世傑自己的話說，是“一個無數舊勢力應消滅而未消滅，無數新勢力求生而不得生的時期”。王世傑: “大理院與習慣法”，載《法律評論》百六十八期，1926年9月19日。王世傑的論文，數量不多，大體關注當時的幾個重要領域: 代議制及其中前沿的女子參政、比例選舉制、職業代表制問題，聯邦制及聯邦法院、憲法問題，領事裁判權的撤銷、公共租界的收回等實際的法律問題和國際和平問題。綜觀其論著，可見他對當時世界前沿學理嫻熟於心，他寫的論文，論述法治先進國家制度及依托理論，無非想為中國法治實踐、法學研究打開一個新局面。“歷史無成法，但是歷史有成例”。餘英時先生的話；參見胡適口述、唐德剛注譯: 《胡適口述自傳》，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十二章注三，第314頁。若現代化是一條不歸路，中國急需的是往前走，而不是往回縮，王世傑論文所展所現，就是這種在遍采各國成例基礎上為中國現代化籌劃新路的努力；這也是那個時代具有使命感的知識人的努力。

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裡說，“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隻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那麼，近百年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亦為一大事因緣，即中國文明的再生（Renaissance）。宏觀地來說，中西現代交通以後的中國知識人，都在做著一項浩繁的工作: “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借用胡適之先生的話；參見胡適: “新思潮的意義”，收入歐陽哲生,編: 《胡適文集》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558頁。。前三個方面對於他們來說並不太難，“再造文明”卻非一人一己短時間內所可造成。

無疑，現代知識人所秉持的理念與古代士大夫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的思想是頗具異曲同工之妙的，這在北洋時代為強烈。王世傑在民國北京政府的夾縫中，於北大執教六年，民國開十餘載之際，王世傑眼睜睜看到法制停滯不前，保障個體自由的法律嚴重缺少，侵犯個體自由的法令不斷滋生。其論世文字，雖如其人，平和安靜，但字裡行間、平靜背後，仿佛存在著無奈，充滿了焦急。其時的中國，當務之急不在提升中國的法學，因為發蒙階段的中國法學難有一步登天之境遇，而國家的不安定和實在法的闕如使其提升不得其道。當時的中國，緊要的是先進法制的盡快落地，使普通民眾不再生活於恐懼之中，使法律學人有可以依靠的本國條文；沒有本國法條，法學上的“再造文明”是不會成功的，法學終將遊離於外國學理和本國雜亂不統一的規範之間，而為無根之談。對於王世傑，如果說“再造文明”沒有進行到底，哪裡豈是常說的一個“做官去了”所能打發解釋的。學術上的再造文明，他無緣參預，但到南京國民政府後參與主持立法，改觀法制，也是另一種“再造文明”吧！

三

文集編輯過程中，廣為搜羅，曾參考史語所集刊所載《王世傑先生編著目錄》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慶祝王世傑先生八十歲論文集》，第四十二本第四分，1971年12月出版，第843～845頁。、羅鑫的《王世傑著述目錄稿與王世傑研究資料目錄（雪艇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紀念）》載法律史學術網，http: //flwh.znufe.edu.cn/article_show.asp?id=2268，後閱覽時間2012年6月12日。、喬雄兵的《王世傑先生主要論著》附在喬雄兵: 《王世傑及其國際法思想評述》正文之後，載《武大國際法評論》2007年第2期，第334～337頁。，以及其他零散資料，有取有舍，有增有減，成當下模樣，王世傑的法政學術論文基本備至。但他未出國留學前的論文、他從政之後的許多演講與短評、他去臺後的演講與懷念朋友的座談記錄、他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締結與廢止”的文章，凡此種種，皆暫不收入；或待以後可作補編。

本文集五年前編定，當時電子數據庫尚不完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外出手抄，枯坐校對；今年復又增補六篇，以求完備。許章潤老師支持勉勵，袁帥老師細致編輯，謹致謝忱！

搜集校對，撈針掃葉，其間艱辛，如人飲水，冷暖豈足為外人道也！

 劉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