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頻

復旦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後。現為上海海事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2014-2015年美國南加州大學腦與創造力研究中心（Brain and Creativity Institute）訪問學者，師從著名神經科學Antonio Damasio院士，和Lisa Aziz-Zadeh教授。與本書作者Mary-Helen Immordino-Yang教授也是好朋友。主要研究興趣包括：認知神經語言學、具身語義學、情緒的概念化、語言科學研究方法論、科學哲學等。主持6項科研項目，其中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英、漢原型情緒的概念化研究”和上海市哲社一般項目“英漢軀體化情感隱喻的認知機制比較研究——以恐懼情感為例”等。在CSSCI來源期刊上發表論文十餘篇，其中三篇分別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人大復印資料》轉摘。1998年-2006年曾在武漢大學外語學院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1991-1998年在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717研究所從事外事口譯和科技資料翻譯工作。

陳佳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博士，現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出國培訓部暨海外合作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2007-2008年英國劍橋大學英語語言與應用語言學中心博士交流訪問學者。主要研究興趣包括：認知語言學、語言教育、移動與混合式學習。主持國家*人文社科青年項目1項，上海市“立德樹人”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一般項目1項，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子項目1項、廳局級項目多項並參與多項國家社科項目。多年擔任上海市國際藝術節英語顧問與翻譯。獨立編撰出版工具書1部；參與翻譯編撰《新牛津英漢大辭典》80萬字；出版編著2本。

張立飛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博士畢業，現為寧波大學副教授，曾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興趣包括認知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以及英漢語比較；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１項，省部級項目３項；專著《現代漢語否定構式的認知研究——一項語料庫驅動的研究》獲河南省2011年度優秀社秀社科成果三等獎。

胡安明

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康復醫學博士，現為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北京博愛醫院神經康復主治醫師。2014-2015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麥戈文腦研究所訪問學者，師從美國著名神經科學家Robert Desimone教授學習認知神經科學。主要研究興趣包括：腦損傷認知及語言康復、認知語言學、語言教育、注意與運動再學習等。主要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項，發表醫學sci論文3篇。目前主要從事腦損傷疾病的認知功能及語言功能康復臨床醫療及教學工作。

部分 什麼是情緒，大腦如何支持情緒？

章 我感，故我學——情緒和社會神經科學與教育的關繫

第二章 “休息並非懶惰”——大腦缺省模式對發展和教育的啟示

第三章 情緒和社會神經科學對教育理論的啟示

第二部分 情緒神經科學為學習和教學帶來什麼洞見？

第四章 學習的神經科學基礎

第五章 情緒和熟練的直覺在學習中的作用

第六章 創造力的神經生物學起源和進化起源：對一個孩童詩歌的跟蹤分析所想到的

第七章 雙例記——兩位半腦男孩帶給教育的啟示

第八章煙霧繚繞中的鏡——社會文化和情緒組織學習過程中的感知和行為

第九章對美德的欽佩之情——產生動機情緒的神經科學研究

第十章基於社會和情緒神經科學視角的計數字學習技術設計

跋

序

霍華德·加德納

1985年我曾發表過一篇介紹認知科學的文章，當時認知科學還是一個新興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在《心智的新科學》中，我闡述了把人類認知視為計算機模型所導致的普適性以及局限性。我指出，盡管計算機模型和其所采用的分析的方法對心理學、語言學、哲學和神經科學產生了巨大影響，但用計算機模型描述這些領域也有一個局限性，即它往往將人的認知看作是理性的——當時時興的“通用問題求解”（“general problem solving”）的計算機正是這一認知觀的具體體現。因此，認知科學一方面為解決數學、邏輯學等問題，以及像像棋這類的遊戲提供了深刻的啟發，另一方面卻對人的心理等視而不見或忽略不計。該方法還有一個局限是，1985年時期的認知科學假定所有的問題都是大體相同的，適用於一個領域的方法（比如假定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及其逆向推導）也同樣適用於其他領域。

總之，讓我感到遺憾的是，1980年代的認知科學對藝術、創造力、情緒、復雜的社會關繫，或對聯繫語境理解人類思想和行為等的重要性都漠不關心，而這些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恰恰是我所渴望了解的。

瑪麗·海倫·愛莫迪諾-楊的這本論文集讓我眼前一亮，它讓我時常想起我們30年前的研究工作。時代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們有幸對人類思想和行為的理解有了更加廣闊而深遠的圖景。這些進步都得益於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們展開的跨學科合作。其中有些既是瑪麗·海倫的老師也是學界泰鬥，如安東尼奧·巴圖、安東尼奧·達馬西奧、漢娜·達馬西奧、科特·費希爾和大衛·羅斯等，還有像喬治·拉考夫那樣的卓越的貢獻者。

即便如此，瑪麗·海倫的研究也是出類撥萃的。基於這些學者們的思想和研究發現，她開創性地將自己的工作與其他學者的創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整合，從心理學、神經學和其他認知科學的前沿研究中提出了對教育的啟示。

從此書中的重要發現和深刻見解中，我信手撚出幾點來談一談。這些觀點無疑對30 年前的觀念產生了極大的衝擊。那時，

• 我們對那些需要漫長時間纔會醞釀出的人類情緒，如崇敬或敬畏等該如何研究不甚了解，也不知如何通過心理學和神經學的方法將其與快速湧現的情緒，比如驚訝或恐懼等進行比較。我們也根本想不到這類緩慢生發的情緒會依賴於基本的、無意識的身體調節功能。


• 我們尚未認識到那些表面看起來是拖延踟躕、瞻前顧後、前思後想，甚至像做白日夢那樣的“無所事事”並非是無意義的浪費時間，更不了解它們背後的神經基質。


• 我們以為摘除了整個大腦半球的外科手術會嚴重破壞人的認知能力，根本無法想像這樣的病人還能擁有正常人或在許多方面接近正常人的舉止和行為。


• 我們對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群的大腦的神經加工的共性和差異性還不甚了解，更別說了解各自加工方式的優劣了。


• 我們完全不知道某些神經網絡（現在稱之為鏡）在看到他人執行一些有目的或有意圖的動作時，這網絡也會發放。

我想，除了文盲，無論一個人是不是科學家，都不免會對湧現的科學新發現，尤其是關於人腦的新發現心生好奇。我清楚地記得半世紀以前，人們津津樂道他們剛剛得知的大腦左半球和右半球具有不同的功能和能力〔實際上對兩個半球各自特點的描述始於19世紀下半葉。但當時人們使用了（現在已經臭名昭著）的外科手術把兩個半球分開，以了解它們各自的能力和作用〕。無疑，神經科學的研究正日益強大。有時，即便兩種解釋的效果是一樣的，但隻要附上一張腦圖就更能讓人心悅誠服！

瑪麗·海倫·愛莫迪諾-楊是心智—腦—教育這一跨學科研究領域的開拓者。這項跨學科研究肇始於世紀之交，由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和世界上其他幾所大學首先發起。得益於當今世界對腦科學日益濃厚的興趣和她本人開創性的研究，人們開始對她的研究及其對課堂教學可能產生的影響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不過，有時也會因熱情過頭導致過度解讀一些研究結果。比如人們一廂情願地相信一些“神經神話”，或是用腦的證據去牽強附會他們的工作。事實上，這種情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甚至讓一些研究者也真偽莫辨，人雲亦雲。

如何整合復雜的科學研究發現，並使其與教育相結合是一項極具挑戰的任務，其難度讓許多學者望而卻步。雖然他們的小心謹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塊處女地也給投機取巧者，甚至冒充內行的“磚家”們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們振振有詞地聲稱，“大腦是如此這般地工作，因此你得如此這般地教學”，或“大腦是如此這般地工作，所以學生應當如此這般地學習”。

瑪麗·海倫在討論她自己和其他重要學者的研究對教育的影響時，所表現出來的審慎態度是值得尊敬的。她坦承實驗室的研究發現與課堂教學實踐還存在著相當距離。她贊同教育中應當傳遞價值觀，不應僅僅因為心智（或腦）是如何工作就簡單粗暴地規定，甚至強制該如何教育或如何學習。的確，教育關乎選擇，而很多選擇都反映了一個人的價值觀和/或受制於特定環境下的約束條件——這些約束既可以是課堂裡年幼的學生，或是教師或家長個人的偏好，也可以是國家政策的規定，等等。

雖無意於畫蛇添足，但我相信瑪麗·海倫一定會認同下面這些觀點。許多科學（也包括其他學科）都對什麼是的教育積極建言獻策，盡管目前還遠遠沒有定論，但忽視它們是不明智的。特別是當這些觀點都殊途同歸時，倘若我們能有效借鋻，並予以重視，定會讓我們受益匪淺。她常常在文章中將心理學、神經科學的發展與文化語境有機結合，給教育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啟示。有時，她給出一些一般意義上的建議，比如，情緒為學習提供強大的動力，教師忽視這一點將是有害的。而有時她的建議會比較具體，有針對性。比如：每個孩子識解數學問題的方法存在個體差異，倘若教師能了解到每個學生解題時的不同假設和偏好，就能更有針對性地開展教學。有些建議則具有普適性，例如：如果讓電子產品的設計更加人性化，盡量發揮使用者的主觀能動性，使用效果就會更好。而有些建議則針對特殊大腦的群體，比如，能利用額外的認知能力重新識解問題的人能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科學大廈是在前人打下的基礎上添磚加瓦建造起來的，必要時還需要作出適當的調整，我們需要對方法和推論的限度保持清醒的頭腦。另外，教學是在真實環境中發生的，家長、教師和學生必須充分利用時間、技術、教材和工具。瑪麗·海倫曾經在中學和大學教過科學課，她十分清楚教育工作者所承受的壓力和受到的限制。同時，她也深知教師也是學習者（這也是許多人願意投身教育事業的原因），他們渴望能吸收新思想、新方法，以提高他們的教學效果。因此，瑪麗·海倫雖然在這本書中報告了她的研究發現、說明了其研究的意義並給出了寶貴建議，並未讓人感到她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對教育工作者們指手畫腳。更重要的是，她提供了一種思想態度，即對科學發現既要充滿熱情，又要小心謹慎（即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譯者注）——這也正是我們希望在教師和學生中培養的一種思維。

在通讀本書的過程中我也獲益匪淺：讀者從中可以了解一個正在蓬勃發展的新興的研究領域從誕生到幼年的成長過程。這些知識大廈建立在早期認知科學的基礎上，並經過她所在的那個領域的學術巨擘和學者們（其中有些是她的老師），以及她本人的不斷修改和完善，瑪麗·海倫·愛莫迪諾-楊得到了重要的發現——這些發現既令人著迷，也孕育著對教學深刻啟示。我們深知這項研究事業還非常年輕，不說是孕育在子宮裡的胚胎，頂多也隻是呱呱墜地的嬰兒。但隻要我們始終保持思想的活躍，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幾十年裡，我們對心智、腦和教育的認識會日臻成熟。瑪麗·海倫·愛莫迪諾-楊的工作為該領域的研究打下了基礎，相信今後她一定還能繼續做出她獨特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