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產業集聚已經成為農業產業戰略性調整和提升農產品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在資源稟賦、市場基礎、產業基礎及相關政策的作用下，中國肉羊產業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化特征，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水平逐步提高，集聚傾向明顯。因此，深入繫統地分析肉羊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剖析產業集聚帶來的各種效應，對於相關主體的經營規模選擇、區位決策、支持和保護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李秉龍、時悅、郝亞瑋著的《中國肉羊產業集聚與其地理標志保護》上篇首先分析了肉羊產業集聚程度及其變動趨勢，進而在CEM模型框架內，從基礎、企業和市場3個方面提煉了集聚的影響因素，采取統計描述與計量檢驗相結合的方法，深入剖析了肉羊產業集聚的形成機制。使用微觀調研數據分析了產業集聚的正效應和負效應，並采用*前沿模型驗證了集聚效應的存在性及其大小，後給出了政策建議。《中國肉羊產業集聚與其地理標志保護》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使用集中度指數分析表明，自2003年以來，肉羊產業集聚程度穩步提高，肉羊飼養、活羊出售及屠宰加工表現出高度的區位一致性。區位商指數進一步驗證了肉羊產業的集聚趨勢，並且發現集聚度較高的大牧區、大農區較其他省份更有競爭優勢，大牧區的競爭優勢又高於大農區。 產業集聚已經成為農業產業戰略性調整和提升農產品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在資源稟賦、市場基礎、產業基礎及相關政策的作用下，中國肉羊產業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化特征，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水平逐步提高，集聚傾向明顯。因此，深入繫統地分析肉羊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剖析產業集聚帶來的各種效應，對於相關主體的經營規模選擇、區位決策、支持和保護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李秉龍、時悅、郝亞瑋著的《中國肉羊產業集聚與其地理標志保護》上篇首先分析了肉羊產業集聚程度及其變動趨勢，進而在CEM模型框架內，從基礎、企業和市場3個方面提煉了集聚的影響因素，采取統計描述與計量檢驗相結合的方法，深入剖析了肉羊產業集聚的形成機制。使用微觀調研數據分析了產業集聚的正效應和負效應，並采用*前沿模型驗證了集聚效應的存在性及其大小，後給出了政策建議。《中國肉羊產業集聚與其地理標志保護》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使用集中度指數分析表明，自2003年以來，肉羊產業集聚程度穩步提高，肉羊飼養、活羊出售及屠宰加工表現出高度的區位一致性。區位商指數進一步驗證了肉羊產業的集聚趨勢，並且發現集聚度較高的大牧區、大農區較其他省份更有競爭優勢，大牧區的競爭優勢又高於大農區。
基礎因素是肉羊產業集聚的外部投入因素。肉羊產業對飼草資源具有很強的依賴性，飼草資源是肉羊產業經營規模與空間布局的首要決定因素。各環節的技術進步對肉羊飼養方式、經營規模和區位選擇具有重要作用。一繫列的制度安排不僅影響著飼草資源的獲得程度，也改變了飼草資源的使用方式，促使人們以更有利於草原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利用草原，提高飼草資源的利用效率。相關布局規劃政策引導著肉羊產業進一步向優勢區域集聚。
市場因素是促成肉羊產業集聚的需求因素。巨大的市場空間成為肉羊產業規模化經營、專業化生產、區域化布局的重要外部條件。不同市場範圍對肉羊產業集聚的作用是不同的，與國外市場相比，國內市場具有主導作用。與國內其他市場相比，本地市場處於支配地位。對不同地區而言，不同市場範圍的作用程度差別明顯，本地市場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下簡稱新疆)具有決定性作用，但內蒙古自治區(以下簡稱內蒙古)的肉羊產業則受本地市場、國內其他市場和國外市場的共同影響。
企業因素是肉羊產業集聚的結構性因素。輔助產業所提供的繁育改良、飼養、疫病防控、草原建設等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特別是所建立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合作網絡，有力支撐了肉羊產業的發展。農牧戶小規模分散飼養是肉羊產業規模化經營的基礎。
飼料加工企業數量少且規模小，對肉羊產業集聚的作用很有限。屠宰加工企業雖然數量較多，但小規模企業占多數，難以形成規模經濟，規模較大企業往往由於羊源不足，產能過剩情況比較普遍。相關企業與農牧戶之間的關繫松散，對肉羊產業集聚的作用有待提升。
以山東鹽窩鎮肉羊產業為例的分析表明，集聚確實產生了顯著的外部經濟效應。集聚的正效應突出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基於飼料產品的大量集中需求、公共設施共享的規模經濟效應；二是相關主體就市場信息的經常性交流，降低了信息收集成本和交易風險，基於長期合作建立的互信機制，大大簡化了交易過程，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三是基於非正式溝通和正式培訓的技術外溢效應顯著；四是集聚的就業效應明顯，吸納了大量人員從事肉羊產業相關工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集聚不僅具有顯著正效應，也產生了疫病防控難度大、環境污染、土地成本上升等負效應。
隨著我國地理標志及區域特色經濟的迅速發展，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問題逐漸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而且學術界對地理標志的研究多集中於地理標志的特點、功能、經濟效益，以及法律視角下的地理標志保護問題。
不同於前人的研究視角，本書下篇將地理標志保護效應及其相關利益主體的行為作為研究主體。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首次對“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效應 ”作出正式的概念界定及繫統的理論分析。然後，基於此理論分析，以“鹽池灘羊”地理標志為例，通過對政府、生產者、消費者行為的實證分析，研究這些相關利益主體的行為特征對保護效應產生的影響。
研究結論表明，從理論分析的角度來看，地理標志保護效應能夠通過為政府、生產者、消費者帶來不同的效益，來刺激相關利益主體的保護、生產、消費行為；而中央、地方兩級政府的保護、宣傳等行為，以及生產者、消費者的某些行為特征，也會對保護效應產生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從實證分析的角度來看，中央政府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地方政府面對的諸多限制因素，阻礙了政府政策法規及相關行為對保護效應的促進作用；生產者和消費者行為特征的差異性、局限性，使其對保護效應的促進作用無法達到理論預期效果。
政策設計上要充分發揮各地資源優勢。增加繁育改良、疫病防控、檢驗檢疫等人員培訓和基礎設施投入，提升輔助產業支撐能力。正確引導相關環節發展，堅持農牧戶的基礎性地位，引導屠宰加工、飼料加工企業建設穩定的基地，強化對農牧戶的帶動能力。
制定嚴格的屠宰加工標準和準人標準，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利用巨大的市場空間引導肉羊產業進一步向優勢區域集聚。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生產企業三個維度，促進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效應的發揮。
李秉龍、時悅、郝亞瑋著的《中國肉羊產業集聚與其地理標志保護》上篇首先分析了肉羊產業集聚程度及其變動趨勢，進而在CEM模型框架內，從基礎、企業和市場3個方面提煉了集聚的影響因素，采取統計描述與計量檢驗相結合的方法，深入剖析了肉羊產業集聚的形成機制。使用微觀調研數據分析了產業集聚的正效應和負效應，並采用*前沿模型驗證了集聚效應的存在性及其大小，後給出了政策建議。《中國肉羊產業集聚與其地理標志保護》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使用集中度指數分析表明，自2003年以來，肉羊產業集聚程度穩步提高，肉羊飼養、活羊出售及屠宰加工表現出高度的區位一致性。區位商指數進一步驗證了肉羊產業的集聚趨勢，並且發現集聚度較高的大牧區、大農區較其他省份更有競爭優勢，大牧區的競爭優勢又高於大農區。 產業集聚已經成為農業產業戰略性調整和提升農產品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在資源稟賦、市場基礎、產業基礎及相關政策的作用下，中國肉羊產業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化特征，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水平逐步提高，集聚傾向明顯。因此，深入繫統地分析肉羊產業集聚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剖析產業集聚帶來的各種效應，對於相關主體的經營規模選擇、區位決策、支持和保護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李秉龍、時悅、郝亞瑋著的《中國肉羊產業集聚與其地理標志保護》上篇首先分析了肉羊產業集聚程度及其變動趨勢，進而在CEM模型框架內，從基礎、企業和市場3個方面提煉了集聚的影響因素，采取統計描述與計量檢驗相結合的方法，深入剖析了肉羊產業集聚的形成機制。使用微觀調研數據分析了產業集聚的正效應和負效應，並采用*前沿模型驗證了集聚效應的存在性及其大小，後給出了政策建議。《中國肉羊產業集聚與其地理標志保護》研究的主要結論如下。
使用集中度指數分析表明，自2003年以來，肉羊產業集聚程度穩步提高，肉羊飼養、活羊出售及屠宰加工表現出高度的區位一致性。區位商指數進一步驗證了肉羊產業的集聚趨勢，並且發現集聚度較高的大牧區、大農區較其他省份更有競爭優勢，大牧區的競爭優勢又高於大農區。
基礎因素是肉羊產業集聚的外部投入因素。肉羊產業對飼草資源具有很強的依賴性，飼草資源是肉羊產業經營規模與空間布局的首要決定因素。各環節的技術進步對肉羊飼養方式、經營規模和區位選擇具有重要作用。一繫列的制度安排不僅影響著飼草資源的獲得程度，也改變了飼草資源的使用方式，促使人們以更有利於草原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利用草原，提高飼草資源的利用效率。相關布局規劃政策引導著肉羊產業進一步向優勢區域集聚。
市場因素是促成肉羊產業集聚的需求因素。巨大的市場空間成為肉羊產業規模化經營、專業化生產、區域化布局的重要外部條件。不同市場範圍對肉羊產業集聚的作用是不同的，與國外市場相比，國內市場具有主導作用。與國內其他市場相比，本地市場處於支配地位。對不同地區而言，不同市場範圍的作用程度差別明顯，本地市場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下簡稱新疆)具有決定性作用，但內蒙古自治區(以下簡稱內蒙古)的肉羊產業則受本地市場、國內其他市場和國外市場的共同影響。
企業因素是肉羊產業集聚的結構性因素。輔助產業所提供的繁育改良、飼養、疫病防控、草原建設等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和質量，特別是所建立的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合作網絡，有力支撐了肉羊產業的發展。農牧戶小規模分散飼養是肉羊產業規模化經營的基礎。
飼料加工企業數量少且規模小，對肉羊產業集聚的作用很有限。屠宰加工企業雖然數量較多，但小規模企業占多數，難以形成規模經濟，規模較大企業往往由於羊源不足，產能過剩情況比較普遍。相關企業與農牧戶之間的關繫松散，對肉羊產業集聚的作用有待提升。
以山東鹽窩鎮肉羊產業為例的分析表明，集聚確實產生了顯著的外部經濟效應。集聚的正效應突出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基於飼料產品的大量集中需求、公共設施共享的規模經濟效應；二是相關主體就市場信息的經常性交流，降低了信息收集成本和交易風險，基於長期合作建立的互信機制，大大簡化了交易過程，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三是基於非正式溝通和正式培訓的技術外溢效應顯著；四是集聚的就業效應明顯，吸納了大量人員從事肉羊產業相關工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集聚不僅具有顯著正效應，也產生了疫病防控難度大、環境污染、土地成本上升等負效應。
隨著我國地理標志及區域特色經濟的迅速發展，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問題逐漸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關注。而且學術界對地理標志的研究多集中於地理標志的特點、功能、經濟效益，以及法律視角下的地理標志保護問題。
不同於前人的研究視角，本書下篇將地理標志保護效應及其相關利益主體的行為作為研究主體。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首次對“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效應 ”作出正式的概念界定及繫統的理論分析。然後，基於此理論分析，以“鹽池灘羊”地理標志為例，通過對政府、生產者、消費者行為的實證分析，研究這些相關利益主體的行為特征對保護效應產生的影響。
研究結論表明，從理論分析的角度來看，地理標志保護效應能夠通過為政府、生產者、消費者帶來不同的效益，來刺激相關利益主體的保護、生產、消費行為；而中央、地方兩級政府的保護、宣傳等行為，以及生產者、消費者的某些行為特征，也會對保護效應產生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從實證分析的角度來看，中央政府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地方政府面對的諸多限制因素，阻礙了政府政策法規及相關行為對保護效應的促進作用；生產者和消費者行為特征的差異性、局限性，使其對保護效應的促進作用無法達到理論預期效果。
政策設計上要充分發揮各地資源優勢。增加繁育改良、疫病防控、檢驗檢疫等人員培訓和基礎設施投入，提升輔助產業支撐能力。正確引導相關環節發展，堅持農牧戶的基礎性地位，引導屠宰加工、飼料加工企業建設穩定的基地，強化對農牧戶的帶動能力。
制定嚴格的屠宰加工標準和準人標準，更好地滿足市場需求，利用巨大的市場空間引導肉羊產業進一步向優勢區域集聚。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生產企業三個維度，促進農產品地理標志保護效應的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