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互動的分析
1．1 導言
1．2 定義和問題
1．3 互動的類型
1．4 類比與同源
1．5 隱喻
1．6 類比的作用
1．7 理論力學與邊際主義經濟學
1．8 生物學理論和社會理論
1．9 不正確的科學、不完美的復制和科學觀念的轉變
1．10 不當或無用的類比
1．11 結論

2．科學革命與社會科學
2．1 “新科學”與社會科學
2．2 數學形式的社會科學在17世紀的目標（格勞秀斯、斯賓諾莎、沃邦）
2．3 政治算術和政治解剖學（格朗特和佩蒂）
2．4 基於運動的獨立的“公民”科學（霍布斯）
2．5 平衡的概念：基於新生理學的社會科學（哈林頓）
2．6 結論

3．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公共政策——I．伯納德．科恩與哈維．布魯克斯對談

關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注釋
索引

本書考察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一些歷史互動，希望借此能給討論社會科學的邏輯基礎、哲學基礎和“科學”基礎的越來越多的文獻補充某個必要的視角。關於這些話題，無論對於一般的社會科學還是各門社會科學，大多數討論並未采用一種歷史視角。其結果是，除了一些明顯的例外，大多數作者在考察社會科學方法時，往往都是與現有的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方法進行比較和對比，而忽視了社會科學家與當時自然科學的歷史相遇和互動。（本書中的“自然科學”指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以及數學和地球科學。）
研究各門社會科學史的文獻迅速增長，由羅斯（Barbara Ross）主編的該領域重要期刊《行為科學史雜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現已出到第13卷。然而，關於社會科學的大多數研究和論述無論本身多麼有價值，都是要麼考察該學科的內部發展，要麼研究某一門社會科學與更大的思想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繫。很少有研究聯繫物理和生物科學的同時發展來分析社會科學的發展。例如，索羅金（Pitirim Sorokin）的《當代社會學理論》（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經濟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這兩部非常有用的概論性著作幾乎沒有提及物理科學或生物科學。在索羅金對19世紀有機體論（organismic）社會學家的分析中，這種缺失非常明顯。事實上，這些社會學家大量借鋻了流行的或當時的生物學進展，比如細胞學說、關於哺乳動物胚胎發育的發現、“內環境”（milieu interieure）生理學、病菌理論，等等。這種缺失也明顯表現在熊彼特對邊際主義經濟學奠基人的介紹中，而這些奠基人的概念和方法乃是基於理論力學的概念和方法。這種脫漏的一個例子是斯塔克（Werner Stark）重要的歷史分析著作《社會思想的基本形式》（The Fundamental Forms of Social Thought），它在許多地方長篇引用了生物科學中的進展（比如菲爾紹[Rudolf Virchow]的工作），但卻沒有討論這些生物學原理，沒有暗示它們在自然科學發展中的重要性，也沒有指出它們作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互動的範例意義何在；同樣，社會學家們在大量摘錄或敘述物理科學的用處時，也從不探究這些內容除修辭以外的用處。甚至像羅斯（Dorothy Ross）近的《美國社會科學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這樣極富洞見的著作也沒有真正注意到她所研究的社會學家實際利用的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誠然，這些作者並非旨在考察社會科學與物理和生物科學的互動，但他們的著作的確以顯著的方式表明，我們需要更好地理解，自我們今天所謂的“科學”出現以來，社會科學與物理和生物科學在這幾個世紀裡是如何互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