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號1930年10月25日1
第2號1930年11月10日4
第３號1930年11月25日7
第4號1930年12月15日11
第5號1931年1月12日14
第６號1931年2月10日18
第7號1931年2月15日22
第8號1931年4月15日25
第9號1931年5月10日28
第10號1931年5月30日32
第11號1931年6月27日35
第12號1931年7月11日38
第13號1931年8月10日40
第14號1931年9月15日43
第15號1931年10月15日46
第16號1931年11月15日49
第17號1931年12月16日51
第18號1932年1月16日53
第19號1932年3月28日56
第20號1932年5月15日60
第21號1932年6月15日62
第22號1932年7月15日64
第23號1932年8月30日68
第24號1932年11月10日71
第25號1932年11月25日74
第26號1932年12月30日76
第27號1933年1月20日79
第28號1933年2月15日81
第29號1933年3月6日84
第30號1933年3月28日87
第31號1933年4月18日90
第32號1933年5月10日92
第33號1933年6月20日94
第34號1933年8月1日96
第35期1933年10月25日101
第36期1933年12月4日105
第37期1934年1月25日111
第38期1934年2月28日114
第39期1934年4月15日116
第40期1934年5月15日119
第41期1934年6月28日124
第42期1934年7月30日129
第43期1934年9月30日131
第44期1934年12月5日135
第45期1934年1月15日142
第46期1935年2月20日144
第47期1935年4月7日147
第48期1935年5月25日149
第49期1935年7月10日151
第50期1935年9月30日154
第51期1935年11月10日157
第52期1936年1月12日 159
第53期1936年2月20日161
第54期1936年4月18日163
第55期1936年6月3日165
第56期1936年9月20日167
第57期1936年11月20日171
第58期1937年1月20日175
第59期1937年3月20日181
第60期1937年5月20日184
第61期1937年7月20日187
第62期1939年1月15日190
第63期1939年6月15日197
第64期1939年10月15日201
第65—66期合刊1940年3月15日204
第67期1940年6月15日210
第68期1940年9月15日219
第69期1940年11月15日222
第70期1941年2月15日225
第71期1941年7月5日228
第72期1941年11月5日230
內遷特刊號與川版1943年7月—1944年11月232
第73期1947年6月30日234
第74期1947年7月31日236
第75期1947年8月30日238
第76—77期合刊1947年10月15日239
第78—79期合刊1947年12月15日240
第80期1948年1月30日250
第81期1948年2月29日252
第82期1948年3月31日256
第83期1948年4月30日261
第84期1948年5月30日266
第85期1948年6月30日271
第86期1948年7月25日274
第87期1948年8月25日277
第91—92期合刊1949年1月31日280
第93期1949年10月25日290

20世紀初葉，以愛因斯坦相對論為代表的科學革命橫空出世，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其對社會發展和人類生活影響所展現出來的偉力，極大地刺激了正留學科學先進各國、尋求強國方略的中華學子，“科學救國”一時間成為他們的共同認知因而成為時代強音。他們求學之餘，懷抱復興中華民族之志，以英國皇家學會、美國科學促進會等為模範，創辦學術社團、發刊書報、翻譯書籍，將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及其體制、精神輸入中國，並由此建立中國科學技術體繫，中國科學社就此應運而生，並發展成為近代中國延續時間長、規模、影響為廣泛的綜合性學術社團，促進並參與了中國近代科學技術體繫的發生發展。
一
中國科學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原名科學社，1914年6月10日由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胡明任、周仁、秉善、過探先、金邦正、任鴻雋、楊杏佛等九人在紐約州小鎮伊薩卡（Ithaca)創議並成立，宗旨為“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其主要目的是集股4創辦《科學》雜志，因此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在董事會下設立營業部、推廣部、《科學》編輯部、總事務所、通訊處等。1915年1月，《科學》在上海出版發行，開始對什麼是科學、科學方法、科學精神以及科學的社會功用等方面進行全面討論，填補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這一方面的空白，開創了中國科學發展，切合了當時國內文化革命與文化建設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為新文化運動“德先生”“賽先生”的吁求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成為以《新青年》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的先導。
創辦者以為有股東在後面監督，《科學》可以避免當日大多數刊物有始無終的命運。可《科學》的實際運作表明區區4的股金杯水車薪，即使股東人數與股金數目遠遠超過當初的設想，也根本無法維持《科學》的繼續刊行。同時，僅僅一份《科學》雜志也不能達到提倡科學的宗旨。於是創辦者們開始籌備將股份公司形式的科學社改組為學術社團形式的中國科學社。1915年10月25日，由胡明復、鄒秉文、任鴻雋三人起草的《中國科學社總章》得到社員贊成通過，中國科學社宣告正式成立，宗旨為“聯絡同志，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嚴格規定了社員入社的條件、權利與義務，在董事會下設立分股委員會、期刊編輯部、書籍譯著部、經理部、圖書部和年會籌備委員會，初步具備了一個學術性社團的組織結構與功能。除繼續發刊《科學》而外，更有一個全面發展中國科學技術的規劃，書籍譯著部從事科學書籍的翻譯引進與撰著，圖書部專門籌設科學圖書館以為科學研究做準備，年會籌備委員會籌備年會特別是學術交流的論文征集。更為重要的是，設立分股委員會將不同學科專業的社員分股，不僅是未來各專門學會的雛形，也有將未來成立的各專門學會統攝在中國科學社的考慮，惜乎這一規劃與設想終未能實現，也使其在20世紀30年代轉化為中國科學團體聯合會角色的設想未能成功實現。
中國科學社改組後，社務不斷擴展，影響日漸增大，得到了愛迪培、黃炎培、張洪、伍廷芳等中外名流的贊許與支持，並連續召開了三次年會，在當年以學生會年會為特征的留美學界獨立發展出一個學術性年會，在情感交流之外學術交流共同體日漸形成，不僅得到了留美學界的激賞，更鍛煉了留學生們的學術能力。1917年3月，向北京政府*注冊，正式成為法人團體。到1918年，社員人數已超過400人。
二
隨著主要領導人周仁、胡明復、過探先、竺可楨、任鴻雋、楊杏佛等的學成歸國，中國科學社也於1918年搬遷回國。與大多數留學生創辦的學術團體回國後面臨生死存亡境地一樣，中國科學社也面臨這一困窘。首先是新入社社員急劇下降，還有經費奇缺，旗幟《科學》稿源缺乏以致無米下炊，沒有固定的社所等現實困難。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國內政局不穩，社會不寧，留學歸國者顯身手的舞臺極其狹窄，真正能開展科學研究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然而，與大多數留學生社團回國後銷聲匿跡不一樣，中國科學社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群體，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和方法，逐步解決了生存的困難。培獲得了北京大學每月的《科學》出版資助；發基金募捐，任鴻雋等北上南下、東走西奔，終有所獲；通過張謇等關繫獲得了南京成賢街固定社所；吸收丁文江、李儀祉、秦汾、翁文灝等國內學界先進進入領導層，並選舉丁文江為社長，進一步在學界擴大影響。
當時的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稀缺。中國科學社領導人深刻認識到，科學若僅僅停留於口頭言說的宣傳，無論多麼動聽，總是空談，隻有進行實實在在的科學研究，中國科學纔能真正發展。因此，他們不僅在輿論上（主要是《科學》雜志）鼓吹科學研究，社員們也身體力行具體實踐，並於1922年8月創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生物研究所作為中國科學社宣揚科學研究、從事科學研究的載體，是中國科學社創辦為成功的事業之一，也是民國科研機關的典範。它篳路藍縷，對中國科學無論是科研人纔的培養、科研成果的產出，還是科學研究氛圍的形成、科學精神的塑造與傳播，都有不可估量的貢獻。生物研究所通過科研成就在國際科學界為中國贏得了崇高榮譽，是中國科學走向世界科學共同體的為重要的通道之一，同時也極大地擴展了人類知識的視野。
為了進一步適應中國社會，1922年8月在南通召開的第七次年會上，中國科學社再次修改社章，進行第二次改組，將原來執掌社務的董事會改為理事會，設立全新的由社會名流組成的名譽性董事會，專門進行基金捐款與管理，並於當年鼕天選舉張謇、馬相培、汪精衛、熊希齡、梁啟超、嚴修、範源廉、胡敦復等九人為屆董事，由董事會向財政部申請，獲得江蘇省國庫每月2的資助。宗旨改為“聯絡同志，研究學術，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次旗幟鮮明地提出“研究學術”的口號。社務達九項之多：（1)發刊雜志，傳播科學，提倡研究；（2)著譯科學書籍；（3)編訂科學名詞，以期劃一而便學者；（4)設立圖書館以便學者參考；（5)設立各科學研究所，施行科學上之實驗，以求學術實業與公益事業之進步；（6)設立博物館，搜集學術上、工業上、歷史上以及自然界動植礦物諸標本，陳列之以供研究；（7)舉行科學講演，以普及科學知識；（8)組織科學旅行研究團，為實地之科學調查與研究；（9)受公私機關之委托，研究及解決關於科學上一切問題。除繼續從事科學傳播與科學普及而外，核心是宣揚與具體從事科學研究。
此後，中國科學社按照社章規定日漸擴展社務。在科研機構設立方面，除生物研究所外，還有理化、數學、衛生、礦冶及特別研究所等計劃；在科學教育方面，設立科學*從事《科學》雜志的編輯發行、“科學叢書”的編輯出版和通俗科學演講，計劃設立通俗觀像臺、科學博物院（分為自然歷史與工業商品兩類）、科學書籍編譯院、儀器制造所等；在科學圖書館方面，除南京社所已有外，還計劃在上海、廣州、北京等處設立分所。按照任鴻雋的說法，總圖書館及自然歷史博物館設在文化中心北京，理化研究所及工業商品博物館設在工業中心上海，生物與衛生研究所設在南京，礦冶研究所設在廣州，其餘分圖書館與特別研究所根據各地需要隨處可設。這是一個宏偉的規劃，欲在全國建成中國科學社的一個學術機構網絡。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上述宏大計劃大多未能實現，即使曾多次向社會募捐，一再籌設的上海理化研究所、數學研究所也沒有終結果。但無論如何，獲得發展機會的中國科學社走上了蓬勃發展道路。入社社員年年增長，至1927年已達850人。1922年開始彙集年會論文，用西文發行《中國科學社論文專刊》（The Transaction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成為中國科學走向世界科學界的通道。生物研究所亦自1925年開始發刊研究成果。
社會影響大為擴展的中國科學社在中國科學發展事務上的發言權也大大提升，特別是在當時英美日庚款退款應用上表現得為充分。中國科學社提出退還庚款在中國所辦事業必須是中國根本急需的，能為中國謀求學術獨立的永久文化基礎，能增進全世界人類之幸福的事業。這一主張反響強烈，也成為各國退還庚款使用的重要標準。同時，中國科學社不少領導人進入對中國科學影響的美庚款管理機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領導層，為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發展爭取到不少的經費資助。在發展過程中，中國科學社不僅取得國內學術社團的領導地位，在國際學術界也占有一席之地，成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前中國學術界代表。
三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制定積極的科技政策，設立國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國立專門研究機關，充實大學科研力量，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步入新天地。這雖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民間學術社團相關方面的發展，但中國科學社還是獲得了發展契機，步入一個空前的擴展時期。
首先，培、楊杏佛等人的努力，獲得國民政府二五國庫券，是中國科學社歷大一筆款項，也是其後來發展為重要的基金，專門設立培、宋漢章、徐新六等組成的基金管理委員會進行管理。第二，國民政府將南京社所及其圍牆外的成賢街文德裡官產劃歸中國科學社永久使用，進行改建與擴充。第三，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專項資助後，改建生物研究所，分植物研究室、動物研究室、動物生理實驗室、圖書儲藏室、閱覽室、標本陳列室與儲藏室等。第四，有了大筆基金後，購定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309號房屋為社所，並將總辦事處由南京搬遷到上海，將社務重心由南京轉向上海，南京僅留下生物研究所及其附屬圖書館。
中國科學社還創建明復圖書館、設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發刊《科學畫報》和《社友》、設立學術評議與獎勵基金、成立科學咨詢處、聯合其他團體召開聯合年會等等。19旦，中國座專業科技圖書館明復圖書館（為紀念英年早逝的重要領導人胡明復而命名）落成，為鋼筋混凝土結構三層樓房，建築費用，設備費用，完全免費向國人開放。明復圖書館建成後，成為上海社會和學術生活中的重要活動空間。戰時更成為保存圖書儀器等學術資料之地，為中華文化的存續與接續貢獻力量。
為解決《科學》印刷發行脫期等問題，中國科學社創設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初專門從事印刷，後擴展業務，發展成為中國為有名的科學出版機構，專門印刷科學書報，分為印刷部、圖書部、儀器部三個部門，在南京、北平、漢口、重慶、廣州等地設分公司，在中國科學圖書的印刷、科學儀器的制備上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為了進一步加強社友間聯絡，1930年10月發刊《社友》，專門刊載社務、社友往來及社友消息，至1949年共出版93號(期）。廣泛記載了社員的活動與社務進行狀況，是了解當時中國科學界“實態”的一份重要資料。1933年8月創辦科普刊物《科學畫報》，時任總干事楊孝述具體負責，在當時眾多科普刊物中異軍突起，成為至今仍延續發行、影響極為深遠的科普讀物，也成為中國科學普及的旗幟。
學術評議獎勵是一個完善的學術共同體主要任務之一，也是學術體制化為重要的方面之一，更是學術獨立運行的重要基礎。自1929年以來，中國科學社相繼設立、管理的學術獎金有高君韋女士紀念獎金、考古學獎金、愛迪生紀念獎金、何育傑物理學獎金、範太夫人獎金、梁紹桐生物學獎金、裘氏父子科學著述獎金等，這些學術獎勵的評審頒發不僅是對年輕科研工作者的承認，而且對獲獎人員來說更是巨大的鼓勵，是他們在未來科學研究道路上披荊斬棘、奮勇前進的動力之一。中國科學社也曾有向國內科學研究著名者頒發“中國科學社獎章”的設想，並制定了章程，但終沒有結果。
中國科學社成立伊始就有科學咨詢業務，但一直未能有所行動。1930年，國民政府號召學術機構開展科學咨詢事務，並訂立了“科學咨詢處辦法”。中國科學社積極與政府合作，設立了科學咨詢處，並將咨詢的問題和答案刊布在《科學》雜志上。《科學畫報》創刊後，“科學咨詢”移載該刊，每月咨詢者達50件左右，1936年度更超過1000件，後改為“讀者來信”，成為《科學畫報》幾十年不變的特色欄目。
中國科學社年會日漸成為國內學術交流的重要平臺。1934年，中國科學社聯合中國植物學會、中國動物學會、中國地理學會等專門學會召開聯合年會，宣告中國學術界聯合年會的開啟。1936年，中國數學會、中國物理學會、中國化學會加入，在北平舉行七學術團體年會，到會456人，論文292篇，被譽為全面抗戰爆發前“也是後”的學術盛會。聯合年會的召開與各種綜合、專門學術期刊的創刊發行，標志著中國科學交流繫統正式建成，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科學的發展。
中國科學社旗幟《科學》發刊到1935年，走過了20年的風雨，面臨著專門科學期刊、大學學報、研究機關集刊等眾多學術刊物的挑戰。中國科學社專門聘請山東大學生物繫主任劉咸出任主編，對其進行改組，定位讀者對像“首為高中及大學學生，次為中等學校之理科教員，再次為專門學者，後為一般愛好科學之讀者”，設有“社論”“專著”“科學思潮”“科學新聞”“書報介紹”“科學通訊”“科學拾零”等欄目，旋增論文摘要性質的“研究提要”。改版後的《科學》下接續完全通俗的給一般讀者閱讀的科普期刊，上接續各專業學會的專業期刊，“實居中心樞紐地位，……其宗略規托英國之《自然》周刊，美國之《科學》，德國之《自然科學》等雜志”。
到1937年，中國科學社的整個事業發展到，有上海總社所（有總辦事處、明復圖書館及編輯部等）、南京社所（有生物研究所與圖書館）和廣州社所。董事會由馬相培、汪精衛、熊希齡、吳稚暉、宋漢章、孫科、胡敦復、孟森和任鴻雋組成。理事會由翁文灝(社長）、楊孝述（總干事）、周仁（會計任、胡剛復、秉志、竺可楨、馬君武、胡適、任鴻雋、胡先骕、李四光、王琎、孫洪芬、嚴濟慈組成，個個都是學術界響當當的人物。秉志為生物研究所所長兼動物部主任、錢崇澍為植物部主任兼秘書。圖書館委員會由胡剛復、尤志邁、王雲五、楊孝述、劉咸組成，劉咸兼任館長。《科學》編輯部集中了當時學術界的精英如範會國、楊鐘健、呂炯、吳定良、盧於道、馮澤芳、吳有訓、曾昭掄、張江樹、張其昀、顧毓琇、王家楫等。全國還有12個社友會，由各地學術界領導人物主持。此時的中國科學社，已經成為民國學術生活和社會生活中一個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組織，被譽為“社會之福，民族之光”。
四
當事業蒸蒸日上的中國科學社正籌備聯絡各專門學會在杭州浙江大學召開聯合年會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華中斷了中國科學的正常發展。為了保存中華民族發展的火種，除明復圖書館、《科學》和《科學畫報》編輯部、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等事業和機構因地處法租界而留在上海外，其他事業和機構如南京社所、生物研究所及圖書館，與當時大多數學術單位一樣彙入了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千裡搬逃的洪流中，內遷重慶，落腳於西部科學院，後建造簡陋研究室，繼續積極從事學術研究。
南京社所、生物研究所在內遷重慶時，限於人力物力，隻將小部分書籍標本遷出，留下人員照顧所址並保管價值連城的書籍儀器和標本，不想侵華日軍占領南京後，首先派軍隊強占生物研究所，並肆意破壞所內設施。後來原駐防部隊調訪時，竟然放火將生物研究所燒毀，標本、儀器、書籍均蕩然無存。曾是那樣蓬勃發達、活力四溢、成就卓著的生物學中心生物研究所就這樣被毀了。
生物研究所內遷時，秉志因夫人生病而留守南京。生物研究所被毀後，秉志到上海，與劉咸、楊孝述等中國科學社核心成員，在“孤島”上海及淪陷區克服各種困難維持中國科學社社務，繼續發刊《科學》《科學畫報》，堅持明復圖書館的開放，提供了科學交流的平臺，記載了科學進步的歷程，保存了中國科學發展的火種；千方百計堅持科學研究，並關注後輩學人的成長，為戰後中國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們深知科學在抗戰中的作用，毅然走出書齋，以自己之所長，通過《科學》《科學畫報》《申報》等媒介發表言論，宣揚科學抗戰報國、抗戰救國、抗戰建國。他們在抗戰期間的所作所為，尤其是對敵鬥爭，與真槍實彈的正面戰場、敵後遊擊戰以及暗藏殺機的淪陷區諜報戰一起，構成了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的壯麗畫卷，展現了一代知識分子不畏強敵的崇高情懷與情操，是名副其實的另一種抗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孤島”不存，1942年3月中國科學社總社內遷重慶，上海社所由照料委員會照料，留職工3人看守。上海社務除《科學畫報》繼續維持外，《科學》在發刊第25卷後首次宣布停刊，明復圖書館關閉。1942年9月，上海社友會協同照料委員會將明復圖書館重新開放。翌年3月，《科學》第26卷在重慶出版，宣告了這份刊物的重生。同時，隨著內遷的學術界日漸穩定下來，中國科學社先後於1940年、1943年、1944年聯合多個專門學會召開聯合年會，不僅進行學術交流，更為抗戰建國獻計獻策。
雖在廣大社員的努力下，社務一直堅持，但從抗戰伊始，中國科學社事業不可避免地逐漸走向衰落。抗戰勝利後，中國科學社力圖有所作為，終因環境制約，維持現狀已告艱辛。南京社所被毀，生物研究所不能復員，研究人員星散，隻有秉志等少數幾個人在上海明復圖書館堅守。鋻於雷達技術的廣泛應用，曾有設立射電研究所的計劃，亦因故不能實現。面臨惡性通貨膨脹，即使國民政府1947年曾撥助復興修建費法、圖書儀器購置費美，也不能滿足日常維持需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科學社領導人曾滿心希冀繼續充當民間科學代表，為新社會的科學事業貢獻力量，然而在當時的形勢下，民間私立社團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合法性和可能性。1951年《科學》刊發一期增刊後停刊。為繼續維持生存，中國科學社於1952年2月修改社章，將宗旨改為“團結同志，繼續研究科學，交流經驗，並協助生產事業之發展”。1954年為慶祝成立四十周年，在上海舉辦了中國科學史料展覽，組織編纂出版“中國科學史料叢書”“科學史料譯叢”等。1957年“雙百方針”期間曾將《科學》復刊，延續不及兩年又告停刊。其後，中國科學社相繼將各種事業移交給人民政府後，維持至1960年5月5日發布《告社友公鋻》，正式宣告退出歷史舞臺。
1985年，由12位科學家建議，在中國科學社老社友，《科學》的老編輯、老作者、老讀者的支持下，經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批復，《科學》再次復刊。復刊後的《科學》承接前輩的科學夢，努力地傳播科學，播撒科學的種子，又繼續在科教興國的旗幟下奮力前行！
五
從1914年美國紐約州小鎮伊薩卡走來，到1960年在上海結束，中國科學社在其近半個世紀的存續期間，保留了大量的檔案資料。據調查，目前這些檔案資料主要保存在上海市檔案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籌）、復旦大學檔案館、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和康奈爾大學東亞圖書館等處。
上海市檔案館藏有中國科學社全宗和散布在其他全宗的相關中國科學社檔案資料。中國科學社全宗共有檔案資料280卷，起止時間為1914—1960年，大致可分為五類，綜合類有中國科學社概況、會議記錄、社員名單、入社志願書等；科研類有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相關檔案如工作報告、征募基金等，中國科學社主持的各種獎金相關檔案；建設類主要有南京社所、上海社所、明復圖書館、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相關建築檔案；實物類有中國科學社攝影集、剪報資料等；其他科學團體檔案有中國氣像學會、中國工程師學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華學藝社等檔案。散布在其他全宗檔案資料也有120卷左右，比較重要的有中國科學社結束時期與上海市文化局等機關往來函件、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檔案等。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籌）有檔案30餘卷，內含中國科學社發展為關鍵的部分檔案資料，諸如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發起書、中國科學社結束時移交清單等。復旦大學檔案館主要藏有長期擔任《科學》雜志編輯部主任劉咸與學界同仁的往來函件，如翁文灝、竺可楨、秉志、胡先骕等當時中國學術界科學家與劉咸圍繞《科學》雜志及學術界相關情況的通信。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藏有中國科學社留美分社的檔案資料。康奈爾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有中國科學社初創時期的一些檔案資料，特別是早期社員留學檔案。
這些檔案資料忠實地記錄了中國科學社自身的創建、發展、消亡的過程，更反映了作為民間科學社團在中國近代社會劇烈變遷中如何苦心孤詣發展中國科學的艱難歷程，見證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與變革。因此，對中國科學社留存下來的大量檔案資料進行整理出版，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度和縝密研究就有其不言自明的重要意義。有鋻於此，長期致力於中國科學社研究的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劍，聯合上海市檔案館邢建榕、何品、王良鐳，復旦大學檔案館周桂發、楊家潤，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籌）林麗成、章立言，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段韜等學術同好組成課題組，共同開展國內所藏中國科學社檔案資料的整理出版及研究工作（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圖書館和康奈爾大學東亞圖書館相關檔案資料留待機會成熟再行整理研究），緬懷中國科學社先輩們發展中國科學事業的業績，並紀念中國科學社成立及《科學》創刊一百周年。
本課題組織實施以來，得到各相關單位領導的大力支持，《科學》雜志編委會主編、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欣然擔任編委會主任，並撰寫序言。本課題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上海市新聞出版專項資金資助。凡例
原文標點符號有些地方並不符合“現代漢語”，諸如沒有書名號、頓號等，也有逗號、句號與現行規範不一致等，徑行添加或修改，不一一注明。凡改正原文中錯、別等字以〔〕標示，添加的漏字以［］標示，衍字以〈〉標示，認識不清者以□標示。有些稱謂與表達不宜直書，代之以……標示，還望讀者見諒。編選說明編選說明編選說明
........................................
值得指出的是，《社友》的排序，先稱“號”，自第35期纔改稱“期”。在重慶北碚出版的川版《社友》，僅見到第3、4兩期和兩次年會特刊號，到底出版了多少期，目前還不清楚。當然，並不是每一期都有“社友消息”專欄或相關的人物傳記資料。
為了保持原貌，一些約定俗成的異體字與繁體字仍然保留；外文譯名，因人而異，如“康奈爾大學”，有人稱“康乃爾大學”，有人稱“康南爾大學”；“雷士德醫學研究院”，有人名之“李施德醫學研究院”，有人叫“李斯德醫學研究院”；諸如“支加哥”“伊理諾”“密切根”等，不求統一，完全照錄不改。對於當時的通行名詞術語與習慣用法也不徑改，以反映時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