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感到醫學的發展,除必需的“硬件”(診療利器)外,“軟件”(醫學思維)也不能或缺。2007年筆者出版了《醫學“軟件”—醫教研與學科建設隨想》,但那不是一本繫統嚴謹的著作。筆者從事臨床與研究六十餘年,深感發展中國新醫學,已成為實現“中國夢”的重要內涵。它關繫到我國十幾億人口的健康,也涉及中華民族能否在醫學上對世界做出貢獻。在主要從事的癌癥領域,筆者在耄耋之年相繼出版了《消滅與改造並舉—院士抗癌新視點》(2011年版,2015年第二版),《中國式抗癌—孫子兵法中的智慧》(2014年)和《控癌戰,而非抗癌戰—“論持久戰”與癌癥防控方略》(2018年)的高級科普讀物。這些都是對付癌癥的“軟件”(思維),正如下像棋,雙方都有車馬炮,兵力(“硬件”)相當,而勝敗則取決於棋手的智慧(“軟件”)。思想(“軟件”)在“中國站起來”中起了關鍵作用;鄧小平理論(“軟件”)在“中國富起來”中同樣起關鍵作用。我方處於相對弱勢的情況下,“軟件”常常是取勝之道。《孫子兵法》(“軟件”)之所以蜚聲中外,就是因其當年能助隻有3萬兵力的吳國戰勝有20萬兵力的楚國。那麼醫學的發展,是否也同樣需要“軟件”的支撐呢?
從歷史來看,東西方的醫學都是從實踐中發展起來的。西方醫學由於顯微鏡的發明,已逐步從宏觀走向微觀,尤其是分子生物學的出現,促進了現代醫學的突飛猛進。然而,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關注了微觀,自然就難以兼顧宏觀。西方醫學也逐步聚焦到“病”的局部,而難以兼顧“病人”的整體,在治病過程中,常常將病人看作一部機器來修理,而難免忽視了人是有情感有思維的、社會的人,人體還有巨大的“潛力”,包括精神的作用(主觀能動性)。東方醫學(筆者隻能談論中國傳統醫學),同樣在實踐中發展起來,並且幾千年來繼續在實踐中深入。它在宏觀方面的觀察,遠勝於西方醫學。近二十四節氣列入“非遺”名單就是我國宏觀觀察勝於西方的一例。中醫學通過實踐的積累,逐步上升為理論,《黃帝內經》就是我國中醫學理論的概括。這些理論始終沒有離開宏觀、沒有離開整體,沒有離開實踐。然而,東方醫學在微觀方面則遠不如西方醫學。東西方醫學就好比,一個從後面看人,說人有頭發和耳朵;另一個從前面看人,說人有眼睛、鼻子和嘴巴。它們都沒有錯,隻是都不全面,如果合起來就能更全面地反映客觀,這就是筆者之所以要寫這本冊子的初衷。
筆者隻是一名普通的腫瘤外科醫生,照理沒有資格寫這樣題目的書。然而,因為有下面一些背景,所以鬥膽落筆,以求拋磚引玉。① 20世紀60年代,筆者曾寫過30萬字的《發展中的現代醫學》(惜因“文革”,放在出版社15年,需要更新而未能出版),對醫學的古今中外有粗略了解;有幸擔任過上海醫科大學(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校長(1988—1994),對醫學發展也有過思考;主編過三版《現代腫瘤學》(1993、2000、2011);在國際抗癌聯盟(UICC)擔任過8年理事,對醫學的一個重點—癌癥也有所了解。②
筆者老伴李其松教授是上海醫學院(今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大學同窗,1954年本科畢業後於1956年曾在原衛生部中醫研究院(今中國中醫科學院)針灸研究所學習工作,1959年曾參加“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研究班”,跟師上海當年的名中醫(黃文東、裘沛然、張耀卿、張伯臾等),是中西醫結合內科醫生,後又參與針灸麻醉機制研究;半個多世紀目睹了她所治好的一些疑難雜癥。③
筆者在20世紀50—60年代,曾接觸中醫和針灸,看過一些中醫的古籍,如《黃帝內經》等;在進入癌癥臨床後,總結過中西醫結合的“攻與補”對癌癥病人生存率的影響;21世紀初又對老伴的一個含5味中藥的小復方“松友飲”做了較多實驗性研究。④ 2007年老伴與筆者曾計劃寫一本《中西醫結合—創有我國特色醫藥事業的重要途徑》,惜因老伴先後患乳腺癌、心房顫動、腦梗、腰椎骨折、肺炎等,而未能實施。這本冊子就是為完成這項計劃而寫,老伴已無法參與,但書中事例均為老伴和筆者親歷親為的。
鋻於筆者沒有繫統學習過中醫,曾考慮將書名改為《彙東西方精華,創中國特色醫學》,也許有助於擴展東西方思維,例如西方處事常常是“以硬踫硬”,而東方則常“以柔克剛”。為什麼現在采用“西學中,創中國新醫學—西醫院士的中西醫結合觀”呢?顧名思義,“西學中”可理解為西醫學習中醫。但這個“中”字是一語雙關的,“創中國新醫學”,既要學習“中華文明精髓”(有古代和近代的);也要學習“中醫藥”,因為中醫藥正是中華文明精髓在我國醫學上的體現。後面所加的副題,是強調這隻是“一家之言,供參而已”。
我國有幾千年中華文明,再加上學習西方,“洋為中用”,必能創建中國新醫學並貢獻於世界,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項歷史使命。完成這項歷史使命,需要幾代人的奮鬥,需要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作為一名中國醫生(西醫),既要學習西方先進的醫學,也不能無視祖先留下的“寶庫”。要達此目的,除現在中醫藥大學已經有西醫課程外,需要有造詣的中醫進一步凝煉中醫理論的精髓。筆者以為,中醫的理論精髓,正是中華文明精髓在醫學上的反映,是我國古代高深哲學在醫學上的體現。但要創建中國新醫學,更需要有造詣的西醫師學習和研究中醫,西醫學習中醫是關鍵所在。隻有更全面地了解西醫和中醫,纔會給我們在發展新醫學方面提供更為廣闊的新思路。
關於“中國新醫學”(有中國特色的醫學),在1954年就已提出:“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258頁]著名學者錢學森也曾說:“將來的醫學一定是集中醫、西醫、各民族醫學於一爐的新醫學。”[1990年12月11日致徐振林,《錢學森書信選(上卷)》,國防工業出版社,2008年6月,0553頁]筆者隻是不自量力地參與呼吁而已。
“中西醫結合”並不同於“中西醫並用”,前者是根據中西醫各自的長短,結合病人情況,從整體考慮選用合適的中醫療法和西醫療法,以達到的互補。“中西醫並用”則是各自從中醫和西醫的角度給病人選用療法,例如對付癌癥,西醫已用化療攻癌,再請中醫會診,中醫也重用清熱解毒、軟堅散結的攻法,結果不是互補,而是重復,好比用了加倍的化療劑量,病人無法耐受。為此,中西醫並用,搞不好會互相重復,互相抵消,而不是互補,結
果可能更壞。
這本冊子所談論的“中國新醫學”,主要是談論醫學理念方面的問題,不打算也不可能覆蓋醫學的全部。筆者是西醫,熱愛自己的職業,但這本冊子涉及不少西醫所存在的問題,這並不是否定西醫,而是一分為二地看問題,隻有看到自己所從事領域的問題,纔可能找到補救的辦法,纔可能進一步提高,其目的是補臺,不是拆臺。
如果一口氣看完這本冊子,會感到有不少重復。實際上這是筆者刻意所為,目的是強調筆者對某一觀點的管見。
筆者深知,發展中國新醫學,是一個既引起重視,又肯定存在不少爭議的領域。站在不同的立場,可能出現不同的看法。筆者站在西醫的立場,但限於在中醫理論和哲學方面水平的限制,偏頗在所難免,隻是希望拋磚引玉,引起思考,尚祈指正。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