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部分

第 一 論 日常生活與生老病死：人類學視野下的生物醫學

第 二 論 醫學人類學與醫學人文教育

第 三 論 “研究”與“建議”：醫學人類學在精神衛生政策研究中的實踐

第 四 論 問題奶粉事件辨析：一個基於行動者網絡的視角

第 五 論 跨界與共生：全球生態危機時代下的人類學回應

第二部分

第 六 論 醫學人類學研究的“沃土”：生育

第 七 論 賽博女權主義理論和生殖技術的民族志研究

第 八 論 新技術下的選擇性生育：醫學人類學視野下的生殖領域基因檢測

第 九 論 “潛在性”的預測：人口質量監控與產前檢測技術的民族志研究／

第三部分

第 十 論 當代人類學視角中的性別醫學

第十一論 記憶、識別與照料政治：失智老人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啟示

第十二論 “管”：照護還是控制？——對上海城市社區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照護的民族志研究 

每當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潘天舒老師一次次的催促，希望我寫一 本有關醫學人類學的著作時，我總是誠惶誠恐，心境忐忑，遲遲不敢落筆。

雖然自２００１年正式步入醫學人類學的領域至今也有二十餘年時間了，但是在博大精深的醫學人類學面前，我覺得自己依然是個學生，每天都在吮吸著她的營養，並不斷豐富著日新月異的民族志數據。這種體驗是奇妙的，這也是我堅定自己學術道路的激情所在。希望通過這本書能把自己研究的點滴心得和感悟與讀者分享。

當我把自己的“十二論”放在一起，試圖用什麼主線穿起來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真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結構主義”者，這大概是因為我研究生修習過程中受了德勒茲塊莖比喻的影響。“十二論”的組合很難找出明顯的組織結構，也難以用線性發展、樹形導圖去框架，更無法追根溯源。或許我在潛意識中就一直貫徹著“生成中”的哲學實踐吧。為了使那些對“繫統”“結構”痴迷的讀者不輕易放棄本書的閱讀，也應我的編輯儲德天老師的要求，我還是決定稍微梳理一下自己這十二論的一個內在聯繫。每一論的初稿都是按照學術論文的寫作方式進行的，所以讀者可以自行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主題切入，無需按部就班，依序而行。

本書共分為三大部分，其中部分是對於醫學人類學和日常生活關聯、重要概念和相關理論前沿的一些綜述。醫學人類學根植於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貫穿生命歷程生、老、病、死各個階段，因此，它中間任何一個課題都和我們息息相關。正是它接地氣的研究風格，纔使得我的學習研究興趣從未消退，因此我在論就提出了醫學人類學和日常生活的關繫，希望能夠用生命歷程簡單概括醫學人類學中大的主題。如果說醫學人類學事關我們每一個人，那它對醫療健康領域的知識生產同樣是重要的。在歐美國家，醫學人類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也順應了醫學教育的需求。大多數臨床醫生和從事醫學教育的學者都明白僅僅培養技術性而缺乏文化素養的醫生是不夠的，這也是為什麼“文化”和“文化能力”這兩個概念能夠被國際一流大學醫學院迅速捕捉，並列入專業培養方案的原因，這也同樣給予醫學人類學進入醫療健康領域一個契機。然而作為人類學專業的訓練，我們對“文化”的理解同樣有自己的學科背景；對於其他專業的理解，我們會從自己專業的層面進行批判的分析。本書的第二論就是我以自己作為人類學授課老師的經歷，從理論上探討目前醫學人 文教育中對“文化素養”和“文化能力”培養實踐中所映射出的文化預設。醫學專業學生培養，是其醫學知識生產的重要環節；反思在醫學教育領域中對“文化”的融入，是醫學人類學對醫學不可或缺的貢獻。 同時這種從一線教學中獲得的經驗性數據也豐富並挑戰了人類學領域中相關的“文化”理論。大數據時代下，大家普遍會對經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產生懷疑，因為民族志田野研究耗時耗力，“樣本”少，好像很難和大樣本量的研究抗衡。但是醫學人類學並沒有滅亡，相反呈現出越加暗自繁榮跡像，很多醫學人類學者經常被邀請參加一些政府、國際組織的項目中去，和衛生領域專家進行合作，那麼人類學者到底能夠如何在這些合作研究中貢獻到醫學健康領域的知識生產，並解決現實的問題呢？本書第三論，我就是以自己前些年參與的精神衛生和心理健康領域中一些政府項目為例，來詳細解答這個疑問。這也是我多年在復旦大學從事研究始終被困擾的一個問題。 這一論的學理基礎是探討“純理論”和“應用”，“研究者”和“應用者”兩分的歷史和局限性。從知識生產的角度上講，作為人類學 者我們在田野裡的站位是什麼？如何處理自己和被研究對像、其他 合作研究者的關繫？合作研究的方法論基礎是什麼？當然直接的，我還是想看到自己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不能說通過這一論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僅僅為了理順自己的思路，並拋磚引玉，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學者參與討論，未來做更多的有社會責任感的研究。如果說部分的前三論，圍繞的是人類學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概念和方法論的問題，那麼部分的後兩論則是我自己在研究生求學期間關注和所受訓練的重點，即科學技術研究（ＳＴＳ）與醫學人類學的交叉領域。第四論的寫作初稿成文於２００８年“三聚氰胺 奶粉事件”突發之際，那個時候的我剛剛從母校明尼蘇達大學畢業， 來到復旦大學，我立刻想到了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ＡＮＴ）完全可以探討不同的行動者，而且三聚氰胺的行動力充分證明任何科學都是一種實踐，沒有任何所謂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客體存在。但是因為時間的關繫，我無法開展充分的民族志研究，所幸的是我自己的父親就是在河南省化學研究所長年從事分析測試的專家，他立刻幫我解開了這個過程中的測試“黑箱”，我纔明白蛋白檢測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具體細節。借助這些天然優勢，我撰寫了第四論的內容（當年我邀請他作為論文第二作者的合作形式被他婉拒了）。時至今日，父親已經退休多年，當時所用的國家標準也已經改變，拉圖爾的理論也從完全陌生變成當下流行的熱議。再讀此文，我知道有很多不足之處。如果借助當代人類學的另一個概念——突現，我想用這種看上去並非經典民族志研究的論文來邀請讀者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研究這些類似的、由於技術革新介入而產生的突現事件和突現的生命形態。部分後一論是我預判未來人類學的熱點——多物種民族志。可能是我不停地從事跨界研究的結果，我從不喜歡學科的“邊界”，更加不解所謂的從法學到人類學，從政治人類學到醫學人類學，從醫學人類學到性別研究、科學技術研究。或許是我很容易對新東西抱有好奇心，我總是會批判地看待一個所謂的“領域”邊界， 也總不遺餘力地對習以為常的“邊界”進行解構，並沿著歷史的建構路徑進行批判性分析，然後探討新的可能性。醫學人類學有跨界的潛力，因為對健康和疾病的研究，注定了如果隻看社會性、文化性而忽視生物性將必然失敗。近年來國際人類學界裡“本體論轉向” 也是一部分人類學者對文化與自然分割困境的一種回應。但我不認 為對這些理論問題的反思隻有“本體論轉向”一條路徑，它也隻是人類學多樣理論中的一個分支，有自己的學術譜繫和社會關懷。而我深受以哈拉維為代表的後現代女權主義的影響，對看似高大上的抽像理論總要敬而遠之，我們認為無論是社會科學理論還是自然科學理論，沒有什麼普世的真理，理論必須還原到具體的情境中去討論纔有意義。這也是我之所以要倡導民族志而非直接去討論“本體論轉向”的初衷。本體論是抽像的，而民族志是具體的、鮮活的，是情景化的，是可以對世界的復雜性進行闡述的，當然更是人類學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我選擇了幾乎是與“本體論轉向”同時興起的“多物種民族志”參與討論。與此同時，近年來一次次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危機，從非典、禽流感，到埃博拉出血熱，再到當下的新型冠狀肺炎，非人類的主體一次次闖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我們的生命、健康緊密相連，這就需要醫學人類學能夠更加關注自我和“他者”的“共存關繫”，而不是將之簡單割裂，這就是多物種民族志開啟的研究路徑。第五論中，我將多物種民族志的興起脈絡進行了梳理，特別把我鐘愛的哈拉維的近作《與麻煩同在》和為數不多的多物種民族志結合起來進行解析。我衷心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有更多優秀的多物種民族志產生。 多物種民族志的從事是需要勇氣和底氣的：要有敢於探索的勇氣， 更要和自己所研究的物種具有專業對話的底氣。跨界的生物學訓練我認為是當代人類學者必需的。豐富自己的生物學知識是開展多物種民族志研究的前提。所以也請各位有志於此的學者，在做“多物 種”聲明之前，先讓自己具備與研究對像進行專業交流的底氣。其實不僅僅是多物種民族志研究，我們做醫學人類學的如果對自己研究的醫學知識和醫學技術一無所知，又怎麼能順利進入田野，成為“民族志工作者”呢？

盡管我主張在研究室保持開放的心態和跨界合作的思維，我仍然認為專注一個相對聚焦的主題和領域是必須的，因為醫學本身涉及範圍就廣。作為一個人類學者，要想擁有與醫學同行進行交流的底氣，必須鑽研醫學知識，閱讀醫學雜志相關論文。我的學術譜繫將我定位於生殖和生殖技術的研究中。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將聚焦 自己熟悉的領域，分四論來向讀者展現生殖和生殖技術研究領域中的累累碩果。第六論是一個有關生殖和生殖技術在人類學研究領域發展的綜述。對生殖的研究是人類學傳統的命題之一，對生殖文化的研究會貢獻於儀式、親屬制度研究這些理論領域，但在很多老一代人類學者眼裡，它始終不是能夠產生“大思想”的地方。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在一批女權主義學者的推動下，生殖領域成為包括人類學等諸多社會科學領域中理論和經驗研究的中心。生殖不僅成為研究社會生活的切入點，而且和生物權力緊密相連，成為國家治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同時新生殖技術的應用拓展了對生殖進行研究的傳統人類學思路，使其與前沿的科學技術研究領域線交叉，成為當下 醫學人類學界名副其實的一片“沃土”。本論主要梳理了生殖及生殖技術研究的理論路徑和發展，也特別提出了該主題的未來發展方向。緊接著的兩論中，我進一步聚焦兩種生殖技術，輔助生殖技術（也就是我們平時所熟悉的試管嬰兒技術）和選擇性生殖技術（也就是通過產前或胚胎植入前的基因檢測對母體體內的胎兒進行篩選的技術）。其中第七論，我還特別引入哈拉維的賽博概念和由此而衍生出的賽博女權主義理論，這也是多年來我學術靈感的來源之一。我對哈拉維著作的閱讀和熱愛是我研究生時代被當時我的導師卡蘭 蘇·陶西格和同學們帶動的，作為當時明尼蘇達大學人類學繫的中國留學生，我時常會迷失在當時很多美國同學討論時所涉及的文化符號中，其中讓我頭疼的就是哈拉維的著作。她不僅僅生物學出身，而且她是科幻小說迷，所以她的論文中 涉及非常多的科幻小說。正如她自己在一次采訪的時候所說，科幻小說是她靈感的來源。但是對於一個生長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中國學生想要弄明白這裡的前因後果、所指向的比喻，談何容易。在我導 師和同學的幫助和鼓勵下，我開啟了惡補美國科幻文化的旅程。多年後，當我一遍遍閱讀哈拉維的理論，我越來越意識到她的哲學思想 在探討當代科學、技術和生命中的精妙之處，是哈拉維讓我迷戀上了科學技術研究，也是哈拉維讓我領略到賽博女權主義革命性的批判力量，並時刻提醒自己要用包容之心從事有責任感的研究。因此在第七論中我重點推介了她的《賽博宣言》，這不僅僅是她早期對當時女權主義理論的反思和發展，更是她後期一繫列重要思想的基石。 在這一論中我把使用新生殖技術產生的試管嬰兒對傳統親屬關繫的挑戰，對自然／文化二分的挑戰從賽博的角度加以解讀，希望通過對這種類似雜交體的主體存在的討論批判身份政治以及既有邊界。在此，我特別想指出的是，醫學人類學不是醫學的從屬，盡管流派甚多， 它終不可能完全脫離人類學很多經典論題，比如主體性、親屬制度、權力關繫。生殖和生殖技術的醫學人類學研究不是簡單探討一 些倫理和法律問題，這些研究也必須貢獻於人類學自己的學科關懷。 第八論的產前基因檢測屬於選擇性生殖技術，就是在整個懷孕過程中，對尚在母體中的胎兒進行各種監護，一旦發現有“不正常”或者 “不健康”的情況出現，可以通過宮內干預或者流產各種手段對於胎 兒進行選擇。這種對胎兒“質量”的檢測，隨著各種基因技術的發展，變得越來越便宜，越來越方便。但是因為各種檢測的不確定性，給很多父母帶來了焦慮和緊張。不僅如此，這些技術使用的常規化也使 得生命的“正常”和“不正常”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在整個過程 中，準父母和臨床醫生都時時刻刻要做出“選擇”並合理化選擇的依據。如何解讀這些已經被日常化、程式化的選擇性生殖技術，在第八論中，我評述了近年出現的比較優秀的民族志研究，並希望對我國相關問題具有一定的借鋻意義。當下很多人都認為高科技將成為現代化醫學未來的走向，社會科學家更有責任用自己的研究時刻提 醒讀者，高科技不是一個簡單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手段和工具。科技和社會的關繫不是割裂的，科技的行動力不僅可以適應所處的文化，也同時能夠和其他行動者一起創造新的文化。隻有共存的生態得以形成，科技纔能真正融入我們的社會生活網絡之中。本書第二部分後一論，我就用自己２０１４年發表在《當代人類學》雜志上的論文中譯，意在展示給大家如何使用自己的民族志研究數據貢獻到對醫學人類學理論框架和重點概念“潛力”的學術討論之中。這一論的原始英文稿是我博士論文的一章內容，後應 導師之邀，參加了溫納格倫基金會贊助的寫作工作坊。我記得那是２０１１年的秋天，１０月的我已有四個多月的身孕，導師還是鼓勵我參加這次難得的醫學人類學工作坊。大概因為我是研究生殖的女性醫學人類學者，非常相信自己對身體的感覺，隻身飛了１０多個小時，經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機到巴西裡約熱內盧，再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汽車來到工作坊所在的山中。雖然長 途跋涉讓我身心疲憊，但作為一個剛剛起步的青年學者，次近距 離接觸這麼多生殖醫學人類學和醫學技術人類學領域的領軍人物——艾米莉·馬丁、林恩·摩根、莎朗·考夫曼、蒂內·加梅爾 托夫特，還有物種民族志的奠基者和倡導者之一——麻省理工學院的人類學教授斯特凡·赫爾姆萊希，我無法掩飾自己內心的激動 和興奮，很快就全身心投入了緊張的工作坊活動中。這些學者的學術思想從此成為激勵和啟發著我在生殖、生殖技術領域中進行堅持不懈的動力。學術思想激蕩，討論寫作活動密集，頗有挑戰性的１０ 天工作坊對於我就像重新回到了研究生時期。是他們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熱情鼓勵纔使得我的論文終得以順利生產。當我後交付終稿的時候也正值兒子出生百天。時至今日，他們還經常來信問 候我的家庭和孩子，尤其是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初起，大家彼此遙祝平安康健。這種歸屬感是每個學者都渴望擁有的，我也非常幸運能夠找到這個溫馨的學術小家庭。這篇文章發表之後，給了我更多和國際其他同行進行交流的機會，所以在每一論中大家可能會看到這些名字頻繁出現，因為不僅僅他們的作品，他們的人格魅力對我來說都影響深遠。這篇文章的中譯初稿是英國布裡斯托大學醫學人類學專業博士生劉斌娟協助翻譯的，她在復旦碩士學習三年，全程參與我第二個有關產前基因檢測的研究項目，也是我為得力的研究助手。我也衷心希望她能和我一樣幸運，找到自己的學術家庭。

本書第三大部分由三論組成，分別探討了對女性、老年人和精神疾病患者的照料問題。第十論集中介紹了女權主義理論和作品對醫學的貢獻。因為生物醫學中基本的“身體”概念的文化預設是男性白人，認為所有的身體都是一樣的，女性隻有生殖繫統不同，其他部分都是一樣的。但這種文化預設在醫療實踐的弊端就是直接導致了很多診斷治療上的“盲點”。因為女性和男性同樣疾病的臨床表現可能是不同的，他們也有不同的疾痛陳述方法。缺少性別視角的醫學是不夠的，甚至會造成傷害，而這種傷害也不僅僅針對女性，對於男性也同樣會有“盲點”（比如男性的骨質疏松問題）。這一論我希望在倡導性別醫學的同時，也能夠讓更多的讀者對於性別理論有更深層的理解，不要將其庸俗化。與此相反，第十一論轉向另一個近幾年來受到高度重視的群體——老年失智癥患者。如何對這群老年人進行照料？很多領域的專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來解決一些實際操作問題。醫學人類學家的研究不僅僅從自身經驗出發來講述“照料”的 故事，而且也從哲學的角度探討主體性的問題和從方法論角度探討如何研究那些無法與外界進行溝通的主體的方法問題。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除了老年失智癥患者，還有許多這樣的群體，比如自閉癥患者、嚴重的精神疾病患者。醫學人類學主張從局內人的觀點來理解研究對像身處的日常生活世界，但以往傳統的訪談法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要用不斷反思自己對正常認知的預設和其局限性，探索其他潛在的溝通方式與照料“空間”，這也是醫學人類學在認知領域的重要課題。後一論，是２０１３年，我的同事於海老 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實施之際，接受上海某區政府的委托，調查社區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情況並幫助政府解決一 些照管的難題，我和潘天舒老師也有幸應邀參與調研團隊。這是我 次從政府的視角來理解精神疾病患者的照料問題，我發現了 “管”的文化在所涉各方都有體現。政府的“管”、家庭的“管”，包括精神疾病患者本人，因此這種兼具照護和控制為一身的“管”滲透在我們研究對像的日常生活中。醫學人類學的訓練讓我對語言有著特別的敏感度，在整理數據的過程中能夠敏銳地捕捉到相關信息，並以此為軸心，開展論述。我的初衷是想用批判的視角分析上海現行的對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辦法，雖然設計者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務患者家 庭的同時確保社會穩定和安全，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卻因為各種不同的實際情況而顯得力不從心。精神疾病患者的主體性是缺失的，但是我也描述了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策略來保護患者的隱私，同時兼 顧接受政府監管和享受各種社會支持服務。這篇文章是集體創作的結晶，盡管後我執筆寫了論文，但是在整個項目的過程中，潘天舒老師、於海老師都走在調查田野的線。我還記得那個夏天上海熱得出奇，有十幾個４０攝氏度的高溫天氣，我們和研究生們一起穿梭在幾個街道的數個小區，進行訪談。寫作過程中，我有數次想撂筆，但是想到各位老師的研究熱情和付出，我堅持寫完了英文稿件，後發表在《文化、醫學和精神病學》雜志上。這次翻譯書稿的過程中，我仿佛回到了當時，一場場焦點小組訪談歷歷在目，一個個病患家庭故事仍舊鮮活如初。我用這一論結束了這本書，意在倡導年輕學者們不要急於上升到所謂的“理論抽像”，也不要有“理論焦慮”，更不要進行無謂的爆炸式的“理論包裝”， 而是必須根植於扎實的民族志田野研究。醫學人類學的理論尤其不應該脫離田野的情景，而是源於經驗數據，用我們擅長的深描豐富大家對習以為常的世界進行解釋，也隻有這樣我們纔能產生出實實在在有意義的理論。

 醫學人類學色彩紛呈，流派眾多，它的學術活力在於開放性、包 容性和反思性。倉促成書，隻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吸引更多讀者關注 醫學人類學的發展和從事醫學人類學研究。我特別感謝潘天舒老師 和儲德天老師給予的這個機會讓我將自己前一段學術思考進行回顧、梳理和總結。同時謹以此書獻給學界各位一直支持鼓勵我前行的同行師友。也請各位讀者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