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節選）
欲廈之高，必牢其基礎。一個國家，如果全民科學素質不高，不可能成為一個科技強國。提高我國全民科學素質，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客觀需要。長期以來，我一直倡導培養年輕人的科學人文精神，就是提倡既要注重年輕人正確的價值觀和思想的塑造，又要培養年輕人對自然的探索精神，使他們成為既懂人文、富於人文精神，又懂科技、具有科技能力和科學精神的人，從而做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科學普及是提高全民科學素質的一個重要方式。……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牛津科普讀本”，引進國外優秀的科普作品，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所以，當他們邀請我為這套書作序時，我欣然同意。
人類社會目前正面臨許多的困難和危機，例如，環境污染、大氣污染、海洋污染、生態失衡、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危機、病毒肆虐、能源危機、糧食短缺等，這其中許多問題和危機的解決，有賴於人類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僅是科研人員的事情，也與公眾密切相關。大量的事實表明，如果公眾對科學探索、技術創新了解不深入，甚至有誤解，終會影響科學自身的發展。
……
這套“牛津科普讀本”的作者都是該領域的一流專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一些發達國家的國家科學院院士等，譯者也都是我國各領域的專家、大學教授，這套書可謂是名副其實的“大家小書”。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出版社的編輯們對這套“牛津科普讀本”進行了盡心組織、精心策劃、匠心打造。
我期待這套書能夠成為科普圖書百花園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是為序。
楊叔子
（序言作者繫中國科學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
《疫苗》緒論
過去60年來，疫苗是公共衛生領域偉大的進步之一。疫苗的發展使得天花在全球範圍內被根除，脊髓灰質炎、麻疹、破傷風、b型流感啫血杆菌引起的疾病和許多其他傳染病大量減少。
然而，疫苗的研發和使用並不是遵循著線性軌跡的：對新疫苗的接納程度仍然存在差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疫苗接種率並不總是保持一致。這些差異可能是由物資短缺、基礎設施落後或公共衛生支出中疫苗的優先級較低造成的。疫苗接種計劃成功與否還取決於另一個重要因素，即疫苗接受度(vae cine acceptance) ， 這是一個籠統的術語， 指的是公眾與公共疫苗接種計劃的合作程度。隨著人們對疫苗可預防疾病的感知風險降低，對疫苗安全性的擔憂也隨之增加。這導致許多人對疫苗接種計劃猶豫不決。現在，衛生保健提供者正在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向患者和家庭普及免疫的重要性。
目前，很難找到能夠充分回答公眾關於不斷增加的疫苗的風險和益處問題的信息資源，社交媒體和不科學的研究文章等各種來源的錯誤信息迅速擴散和傳播，使這一情況變得更加復雜。近在世界各地暴發的疫情表明，疫苗可預防的疾病，如百日咳和麻疹，可隨著對疫苗安全的猶疑增加和免疫接種率的下降而暴發。這突顯了衛生保健提供者、患者和社區之間溝通與信任的重要性，以確保免疫規劃的成功實施。許多國家在確保疫苗的可靠獲取通道方面也一直面臨著挑戰，這可能進一步削弱公眾對公共衛生和醫療繫統的信任。
疫苗是一種公共衛生工具：接種或不接種疫苗的決定同時影響著個人及其同圍的人。因此，我們在決定是否接種疫苗之前，必須充分了解情況，這包括：①疫苗如何發揮作用；②疫苗可以預防的疾病：③為什麼疫苗對個人和社會很重要。疫苗及其對社會的作用涉及社會政治繫統、文化、經濟、個人信仰和健康素養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因此，這也為相互矛盾的倍息或錯誤信息的傳播提供了許多途徑。本書旨在提供一種客觀的、信息豐富的工具，以傳達與疫苗相關的事實和廣泛實施免疫接種面臨的挑戰。
《大腦》序言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盡可能向讀者提供關於大腦的準確和的信息，但需要注意的是“事實”也會不斷演變並被新的知識所修正，我會用一種大部分讀者都能接受的語言來呈現這些信息。本書回答了一些關於大腦的問題，例如：大腦是如何進化的？什麼是情感？什麼是幻覺？你是怎麼學習的？你的飲食如何影響你的思維和感覺？隨著年齡的增長，你的大腦會發生什麼變化？
很多此類書籍的作者喜歡從討論神經科學開始，他們往往假設讀者在閱讀之前對基礎大腦解剖學和化學有充分了解，而我選擇將這一章節放在書的末尾。另外，我盡量減少使用專業術語，並且在每個章節中適時解釋術語的含義。我這樣安排本書章節的目的，是讓讀者能夠按照自己喜歡的順序來閱讀本書，我鼓勵讀者從自己感興趣的章節開始閱讀。
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推測思想是獨立於大腦存在的。如今，在笛卡爾去世後近4個世紀，我們仍然不能完全理解人的思想是如何從大腦中發生的電過程和化學過程中演變而來的。本書向你介紹了到目前為止人類所知的答案。我真誠地希望，通過閱讀本書，你會更多地了解你大腦中的能產生思想的奇妙器官。你會發現我們目前對大腦的理解是不完整的，你還會發現本書尚未對很多有趣和相關的主題展開討論。我的目標是向讀者展示我認為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而不是所有的關於大腦的知識。此外，在本書中，我選擇隻關注少數常見的神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如阿爾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抑郁癥等。
在寫作的每個階段，我都從我妻子簡的精彩編寫建議中受益匪淺，簡加深了我對讀者的理解，並就如何纔能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閱讀需求提供了很多寶貴的建議，她巧妙地將我提到的許多術語轉換成了通俗易懂的文字，並提出了許多新的概念和主題，從而使本書成為一本更為全面的討論大腦的書。我學著去相信她的判斷力和洞察力，而不是我的，如果從我的寫作中還可以看到一點點智慧，那就是在她的指導下實現的。36年以來，我一直很慶幸能和這位耐心、聰慧的女士一起分享我的生活，她以各種方式極大地豐富了我的生活。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妻子簡。
在過去35年間，我為大學一年級的心理學和生物學專業的學生授課，從中獲得了一些經驗，本書的核心內容得益於此。起初，我以為我在為學生講授關於大腦的知識，後我纔意識到其實我是在教他們如何了解自己。
《阿爾茨海默病》序（節選）
當我穿梭於美國阿爾茨海默病協會各分會時，分會會長們和職員們經常問我同一個問題，即我是如何對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人產生興趣的？這個答案要追溯到數十年以前。在我親愛的姨媽海倫永遠離開我們的那年，我纔10歲。這是我人生頭一次經歷至親的離世。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我的父母、祖父母、姨媽和我生活在一起，那時候，我每天都能見到姨媽。姨媽在離世前的3年裡飽受腦損傷的折磨。開始可能是一次輕度中風導致視力障礙，後來情況不斷惡化，她時常感覺到劇痛，不得不用大劑量藥物來減緩疼痛。當她44歲離開我們的時候，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樣，我深切感受到作家C.S.路易斯的真知灼見：“悲傷是我們為愛付出的代價。”在我姨媽離世後的1958年11月，我就立下志願，我這輩子要做一些事情去幫助像我姨媽那樣的人們。
到了1980年，我獲得了神經心理學博士學位，並且作為教職人員在喬治敦大學心理繫給本科生上了6年的課。在這6年，我幾乎每周都會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院阿爾茨海默病門診部工作一天，對患有各種類型痴獃（包括阿爾茨海默病）的人進行神經心理測驗。在他們參與的一些藥物臨床試驗中，神經心理測驗結果是對藥效進行評判的重要依據之一。那是我次以專業身份面對面接觸被診斷出患有痴獃的人，他們給我留下了鮮活的印像。我從接受我測驗的人們和他們的照料伙伴那兒學到了很多，並因此去尋找能從他們那兒學到更多的機會——我的意思是向他們學習，而不僅僅是了解他們。因為畢竟是這些人患有阿爾茨海默病或其他類型痴獃，他們能深切體會到疾病給自己帶來的種種變化，而我是不可能體會到的。所以，為了更深入地探尋阿爾茨海默病對患者的影響，我需要有親身感受的“老師”，也就是那些無時無刻不飽受病痛折磨的人們。盡管我在門診部的測驗中學習到了很多關於阿爾茨海默病的寶貴知識，但其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一個人所經受的遠遠比那些測驗所能體現的要豐富得多。第二，到醫院門診部進行神經心理測驗跟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相去甚遠，通常，人們每天大部分時間的所作所為與測驗所涉及的內容無關，當然，醫護人員除外。事實上，人們每天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日常生活場景裡，所以我如果想深入了解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人，就必須在他們真實的日常生活場景裡去了解他們，而不隻是在醫院門診部。這些場景包括他們的家，也包括成人日間照料中心。白天，他們可以在成人日間照料中心獲得社交興奮感，下午晚些時候再回家。在這些場景中，我從患有阿爾茨海默病的人和他們的照料伙伴那兒學到了很多，也從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那兒學到了很多。這本書就是受這些經歷的啟發而寫成的。請允許我先舉幾個例子，用以定下這本書的基調。
實例一
有一次，阿爾茨海默病協會俄亥俄州邁阿密谷分會組織了一次會議，我在會議上向300多位聽眾做了一次演講，這些聽眾包括已確診的人、他們的家庭照料伙伴和一些專業人士。在我的演講結束後的問答階段，有一個人舉手提問：“我可以告訴別人我妻子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嗎？”我回答道：“你有沒有問過你妻子，你這樣做，她有何感受？”他回答道：“沒有，但我妻子就坐在我旁邊。”我看著他妻子說：“夫人，如果你先生那麼做，你會有何感受？”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希望他那麼做。我想讓大家知道。”所以我又轉向她丈夫說：“先生，這就是你想要的答案。”
盡管那個答案可能對這位女士來說是正確的，但對於其他已確診的人來說卻不一定了。但這不是關鍵所在。重要的是，這位先生在問這個問題之前有沒有征詢過他妻子的意見？她是否知道他在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征詢，那為什麼沒有呢？如果他問過而且知道她想讓他將她的病情告訴別人，為什麼他不選擇直接相信她的話而要問我的意見？一個好的照料伙伴需要注意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保持溝通渠道暢通，並且無須隱藏自己對阿爾茨海默病診斷結果的真實感受。我們很多人被媒體大肆渲染的對阿爾茨海默病的負面理解所左右，這種負面理解所產生的效應對已確診的人和他們的照料伙伴都沒有任何好處。我們有沒有跟已確診的人進行坦誠的交流？我們有沒有讓他也一起積極參與應對？如果我們沒有，為什麼沒有？我們應該怎樣學著去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