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科學精神

“什麼是科學”與“什麼是科學精神”都是非常難以確切回答的問題。下面是當 代學者對科學的較為可取的特征描述：

A. 與現有科學理論的相容性：現有的科學理論是一個宏大的體繫，一個成功的科學學說，不能和這個體繫發生過多的衝突。

B. 理論的自洽性：一個學說在理論上不能自相矛盾。

C. 理論的可證偽性：一個科學理論，必須是可以被證偽的。如果某種學說無論怎麼考察，都不可能被證偽，那就沒有資格成為科學學說。

D. 實驗的可重復性：科學要求其實驗結果必須能夠在相同條件下重復。

E. 隨時準備修正自己的理論：科學隻能在不斷糾正錯誤不斷完善的過程中發展前進，不存在永遠正確的學說。在此基礎上，對於科學精神比較完整的理解也可以包括：

理性精神——堅持用物質世界自身來解釋物質世界，不訴諸超自然力。

實證精神——所有理論都必須經得起可重復的實驗觀測檢驗。

平等和寬容精神——這是進行有效的學術爭論時所必需的。

所有那些不準別人發表和保留不同意見的做法，都直接違背科學精神。

不能將科學精神簡單歸結為“實事求是”或“精益求精”，盡管在科學精神中確實可以包含這兩點，但“實事求是”或“精益求精”僅是常識。

並不是每一個具體的科學家個體都必然具有科學精神。

現代科學的源頭在何處

答案非常簡單：在古希臘。 

如果我們從今天世界科學的現狀出發回溯，我們將不得不承認，古希臘的科學與今天的科學接近。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有兩段名言：

如果理論自然科學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臘人那裡去。

隨著君士坦丁堡的興起和羅馬的衰落，古代便完結了。中世紀的終結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離地聯繫著的。新時代是以返回到希臘人而開始的。——否定的否定！

這兩段話至今仍是正確的。考察科學史可以看出，現代科學甚至在形式上都還保留著濃厚的古希臘色彩，而今天整個科學發現模式在古希臘天文學中已經表現得極為完備。

歐洲天文學至遲自希巴恰斯以下，每一個宇宙體繫都力求能夠解釋以往所有的實測天像，又能通過數學演繹預言未來天像，並且能夠經得起實測檢驗。事實上，托勒密、哥白尼、第谷、開普勒乃至牛頓的體繫，全都是根據上述原則構造出來的。而且，這一原則依舊指導著今天的天文學。今天的天文學，其基本方法仍是通過實測建立模型——在古希臘是幾何的，牛頓以後則是物理的；也不限於宇宙模型，例如還有恆星演化模型等——然後用這模型演繹出未來天像，再以實測檢驗之。合則暫時認為模型成功，不合則修改模型，如此重復不已，直至成功。

是基本的科學方法，這個天文學的模式也正是今天幾乎所有精密科學共同的模式。

有人曾提出另一個疑問：既然現代科學的源頭在古希臘，那如何解釋直到伽利略時代之前，西方的科學發展卻非常緩慢，至少沒有以急劇增長或指數增長的形式發生？或者更通俗地說，古希臘之後為何沒有接著出現近現代科學，反而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

這個問題涉及近來國內科學史界一個爭論的熱點。有些學者認為，近現代科學與古希臘科學並無多少共同之處，理由就是古希臘之後並沒有馬上出現現代科學。然而，中國有一句成語“枯木逢春”——當一株在漫長的寒鼕看上去已經近乎枯槁的樹木，逢春而漸生新綠，盛夏而枝繁葉茂，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它還是原

來那棵樹。事物的發展演變需要外界的條件，中世紀歐洲遭逢巨變，古希臘科學失去了繼續發展的條件，好比枯樹在寒鼕時不現新綠，需要等到文藝復興之後，纔是它枯木逢春之時。

科學不等於正確

在我們今天的日常話語中，“科學”經常被假定為“正確”的同義語，而這種假定實際上是有問題的。

比如，對於“托勒密天文學說是不是科學”這樣的問題，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理由是托勒密天文學說中的內容是“不正確的”——他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我們知道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然而這個看起來毫無疑義的答案，其實是不對的，托勒密的天文學說有著足夠的科學“資格”。

據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不妨仍以托勒密的天文學說為例稍作說明：

在托勒密及其以後一千多年的時代裡，人們要求天文學家提供任意時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數據，托勒密的天文學體繫可以提供這樣的位置數據，其數值能夠符合當時的天文儀器所能達到的觀測精度，它在當時就被認為是“正確”的。後來觀測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值就不那麼“正確”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值，再往後是牛頓的值、拉普拉斯的值等，這個過程直到今天仍在繼續之中——這就是天文學。在其他許多科學門類中（比如物理學），同樣的過程也一直在繼續之中——這就是科學。

有人認為，所有今天已經知道是不正確的東西，都應該被排除在“科學”之外，但這種想法在邏輯上是荒謬的——因為這將導致科學完全失去自身的歷史。

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沒有哪一種模型（以及方案、數據、結論，等等）是永恆的，今天被認為“正確”的模型，隨時都可能被新的、更“正確”的模型所取代，就如托勒密模型被哥白尼模型所取代、哥白尼模型被開普勒模型所取代一樣。如果一種模型一旦被取代，就要從科學殿堂中被踢出去，那科學就將永遠隻能存在於此時一瞬，它就將完全失去自身的歷史。而我們都知道，科學有著兩千多年的歷史（從古希臘算起），它有著成長、發展的過程，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它是在不斷糾正錯誤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科學中必然包括許多在今天看來已經不正確的內容，這些內容好比學生作業中做錯的習題，題雖做錯了，卻不能說那不是作業的一部分；模型（以及方案、數據、結論，等等）雖被放棄了，同樣不能說那不是科學的一部分。

唯科學主義和哲學反思

我們身邊的機械、電力、飛機、火車、電視、手機、電腦……無不形成對現代科學有力、直觀的證明。科學獲得的輝煌勝利是以往任何一種知識體繫都從未獲得過的。

由於這種輝煌，科學也因此被不少人視為真理，甚至是終極真理，是正確的乃至正確的知識；他們相信科學知識是至高無上的知識體繫，甚至相信它的模式可以延伸到一切人類文化之中；他們還相信，一切社會問題都可以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而得到解決。這就是所謂的“唯科學主義”觀點。

正當科學家對科學信心十足，而公眾對科學頂禮膜拜之時，哲學家的思考卻是相當超前的。哈耶克早就對科學的過度權威憂心忡忡了，他認為科學自身充滿著傲慢與偏見。他那本《科學的
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The Counter 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初版於 1952 年。從書名上就可 以清楚感覺到他的立場和情緒。書名中的“革命”應該是一個正

面的詞，哈耶克的意思是，科學（理性）被濫用了，被用來“反革命”了。哈耶克指出，有兩種思想的對立：一種是有利於創新的，或者說是“革命的”；另一種則是僵硬獨斷的，或者說是“不利於革命的”。

哈耶克的矛頭並不是指向科學或科學家，而是指向那些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人。哈耶克認為這些人“幾乎都不是顯著豐富了我們的科學知識的人”，也就是說，幾乎都不是很有成就的科學家。照他的意思，一個“唯科學主義”（scientism）者，很可能不是一個科學家。他所說的“幾乎都不是顯著豐富了我們的科學知識的人”，一部分是指工程師（大體相當於我們通常說的“工程技術人員”），另一部分是指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及其思想的追隨者。有趣的是，哈耶克將工程師和商人對立起來，他認為工程師雖然在工程方面有豐富的知識，但是經常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不考慮人的因素和意外的因素；而商人通常在這一點上比工程師做得好。

哈耶克筆下的這種對立，實際上就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對立。而且在他看來，計劃經濟的思想基礎，就是唯科學主義——相信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世間一切問題。計劃經濟思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為它幻想可以將人類的全部智慧集中起來，形成一個超級的智慧，這個超級智慧知道人類的過去和未來，知道歷

史發展的規律，可以為全人類指出發展前進的康莊大道，而實際上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從“怎麼都行”看科學哲學

科學既已被視為人類所掌握的前所未有的利器，可以用來研究一切事物，那麼它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哲學中原有一支被稱為“科學哲學”（類似的命名還有“歷史哲學”“藝術哲學”，等等）。科學哲學家中有不少原是自然科學出身，是喝著自然科學的乳汁長大的，所以他們很自然地對科學有著依戀情緒。起先他們的研究大體集中於說明科學如何發展，或者說探討科學成長的規律，比如歸納主義、科學革命（庫恩、科恩）、證偽主義（波普爾）、研究範式（庫恩）、研究綱領（拉卡托斯），等等。對於他們提出的一個又一個理論，許多科學家隻是表示了輕蔑——就是隻想把這些“討厭的求婚者”（極力想和科學套近乎的人）早些打發走（勞丹語）。因為在不少科學家看來，這些科學哲學理論不過是一些廢話而已，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和價值，當然更不會對科學發展有任何幫助。

後來情況出現了變化。“求婚者”屢遭冷遇，似乎因愛生恨，轉而采取新的策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策略至少有如下幾種：

1. 從哲學上消解科學的權威。這至遲在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理論（認為沒有任何確定的科學方法，“怎麼都行”）中已經有了端倪。認為科學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別的學說（甚至包括星占學）也應該有資格、有位置生存。 

這裡順便稍討論一下費耶阿本德的學說。就總體言之，他並不企圖否認“科學是好的”，而是強調“別的東西也可以是好的”。他的學說消解了科學的無上權威，但是並不會消解科學的價值。費耶阿本德不是科學的敵人——他甚至也不是科學的批評者，他隻是科學的某些“敵人”的辯護者而已。

2. 關起門來自己玩。科學哲學作為一個學科，其規範早已建立得差不多了（至少在國際上是如此），也得到了學術界的承認，在大學裡也找得到教職。科學家們承不承認、重不重視已經無所謂了。既然獨身生活也過得去，何必再苦苦求婚——何況還可以與別的學科戀愛結婚呢。

3. 更進一步，挑戰科學的權威。這就直接導致“兩種文化”的衝突。

“兩種文化”的衝突

科學已經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威，並且掌握著巨大的社會資源，也掌握著優勢的話語權。而少數持狹隘的唯科學主義觀點的人士則以科學的捍衛者自居，經常從唯科學主義的立場出發，對來自人文的思考持粗暴的排斥態度。這種態度必然導致思想上的衝突。一些哲學家認為，哲學可以研究世間的一切，為何不能

將科學本身當作我們研究的對像？我們要研究科學究竟是怎樣運作的、科學知識到底是怎樣產生出來的。

這時原先的“科學哲學”就擴展為“對科學的人文研究”，於是
SSK（科學知識社會學）等學說就出來了。主張科學知識都是社會建構的，並非純粹的客觀真理，因此也就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

接受。

這些爭論，有助於加深人們對科學和人文關繫的認識。科學不能解決人世間的一切問題（比如戀愛問題、人生意義問題，
等等），人文同樣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雙方各有各的局限。在寬的文明社會中，雙方固然可以經常提醒對方“你不完美”“你非全能”，但不應該相互敵視、相互詆毀，隻有和平共處纔是正道。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科學和人文這兩種文化不僅沒有在事實上相親相愛，反而在觀念上漸行漸遠。而且很多人已經明顯感覺到，一種文化正日益凌駕於另一種文化之上。眼下嚴重的問題，在於工程管理方法之移用於學術研究（人文學術和自然科學中的基礎理論研究）管理，工程技術的價值標準之凌駕於學術研

究中原有的標準。按照哈耶克的思想來推論，這兩個現像的思想根源，歸根結底還是唯科學主義。

改革開放以來，科學與人文之間，主要的矛盾表現形式，已經從輕視科學與捍衛科學的鬥爭，從保守勢力與改革開放的對立，向單純的科學立場與新興的人文立場之間的張力轉變。中國的兩種文化總體狀況比較復雜：一是科學作為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巨大差異；二是唯科學主義已經經常在社會話語中占據不適當的地位（這在發展中國家是常見的現像）；三是新技術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已經出現，如工業環境污染、互聯網侵犯隱私、新媒體矮化文化等。

公眾理解科學

學主義”的質疑，還是對“科學主義”立場的捍衛，隻要是嚴肅認真的學術討論，事實上都有利於科學的健康發展。

如今的科學，與牛頓時代，乃至愛因斯坦時代，都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一個的差別是，先前的科學可以僅靠個人來進行。
事實上，萬有引力和相對論，都是在沒有任何國家資助的情況下完成的。但是如今的科學則成為一種耗資巨大的社會活動，而這些金錢都是納稅人的錢，因此，廣大公眾有權要求知道：科學究竟是怎樣運作的，他們的錢是怎樣被用掉的，用掉以後又有怎樣的

效果。

至於哲學家們的標新立異，不管出於何種動機，至少在客觀上為上述質疑和要求提供了某種思想資源，而這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為了協調科學與人文這兩種文化的關繫，一個超越傳統科普概念的新提法“科學傳播”開始被引進，核心理念是“公眾理解科學”，即強調公眾對科學作為一種人類活動的理解，而不僅是單向地向公眾灌輸具體的科學和技術知識。事實上，這符合“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介紹科學方法，普及科學知識”的原則。

與此同時，在中國高層科學官員所發表的公開言論中，也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對理論發展的大膽接納。例如，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在
2002 年 12 月 18 日的講話中說：

我們要努力破除公眾對科學技術的迷信，撕破披在科學技術上的神秘

面紗，把科學技術從像牙塔中趕出來，從神壇上拉下來，使之走進民眾、走向

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滿足於掌握一般的科技知識，開始關注科技發

展對經濟和社會的巨大影響，關注科技的社會責任問題……而且，科學技術

在今天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龐大的社會建制，調動了大量的社會寶貴資源；公 

眾有權知道，這些資源的使用產生的效益如何，特別是公共科技財政為公眾

帶來了什麼切身利益。

又如，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在講話中認為：

科學技術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如果不加以控制和引導而被濫用的話，也可能帶來危害。在
21 世紀，科學倫理的問題將越來越突出。科學技術的進步應服務於全人類，服務於世界和平、發展和進步的崇高事業，而不能危害人類自身。加強科學倫理和道德建設，需要把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緊密結合起來，超越科學的認知理性和技術的工具理性，而站在人文理性的高度關注科技的發展，保證科技始終沿著為人類服務的正確軌道健康發展。

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這是中國科學界、學術界在理論上與時俱進的表現。這些理論上的進步，又必然會對科學與人文的關繫、科學傳播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2002 年底，在上海召開了首屆“科學文化研討會”（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繫主辦），會後發表了此次會議的“學術宣言”，對這一繫列問題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