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勛賞制度的五大流派

從全世界來看，絕大多數國家都設立了形形色色的勛章，而且都富有各自的民族特色。例如英國具有濃郁的貴族味道，而美國以實際功勛為導向，法國保留了早期騎士團完備的等級體繫，俄羅斯則既注重歷史傳承、又滿足了現實需求。而德國作為世界勛章發展重要的國度之一，獨成一派……。經過幾百年的發展，近現代勛賞制度形成了五個特征較為明顯的分流，這五大流派，共同構成了人類歷史上絢爛多姿的勛章世界。

英國作為近現代世界強國，勛章一直頗有特點。英繫勛章的特點是體繫完備、等級分明。尤其是他們注重身份認證，勛賞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其身份地位的確認。獲得高等級勛章的人士可以直接在姓名後面加上勛章以及所獲級別的縮寫，具有一定榮譽稱號的性質。例如獲得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的人士可以在姓名後面加上"VC"，在正式場合其姓名出現的時候就必須在後面綴以"VC"兩個字母。

美繫勛章的特點在於實用主義味道非常濃厚，以實際功勛為導向，對身份地位的認證並不太強烈，這一點上與英繫有較大區別。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像就是美國所有的勛賞，沒有一種是以“勛章”（Order）來命名的，全部都是“Medal”（獎章）。但是美國還是有幾種獎賞帶有勛章性質，例如榮譽勛章（Medal of Honor）、銀星勛章（Silver Star）、銅星勛章（Bronze Star）等等。究其根源，這應當是與美國的清教徒傳統有關。來到北美的基本上都是對歐洲貴族傳統深惡痛絕、崇尚自由的一幫人。可能在他們眼中，當時帶有濃厚貴族色彩的勛章也與其追求的精神不相符合。但隨著近代美利堅國家的建立，勛賞體繫又有利於國家建設，所以他們采取了一種折中的方法，隻設立獎章，而不設立勛章。

法國是世界近現代勛賞制度的發源地之一，盡管早在波旁王朝時期，法國就已經建立起一套完備的勛賞體繫，但真正將其發揚光大的還是拿破侖。在他之前，波旁王朝的勛章幾乎全是王室勛章，是帶有身份認證性質的貴族勛章，而在他之後，勛章本身也成為拿破侖帝國獎勵卓越平民的一種手段，而且逐漸形成法繫勛章明顯的特征，這種特征就是等級分明。拿破侖創造性地引入軍隊的稱謂，根據授予功勛的大小將勛章等級明確分為“大十字級—大軍官級—指揮官級—軍官級—騎士級”五個等級。當然五個等級的名稱並不一定固定不變，但萬變不離其宗，絕大多數法繫勛章就嚴格遵循這五個等級而設立。

德國，是研究勛賞制度永遠繞不過去的一個國家，也是將勛賞制度發揚到極致的一個國家。當前對勛賞制度研究水平的國家也是德國，這是因為在其歷史上，勛賞制度一直是國家政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某些方面，德繫與法繫具有一定的共通之處，但是由於其歷史發展復雜，尤其是在1918年之前德國還存在如此眾多的邦國，而邦國各自又有一套勛賞體繫，所以早期德國勛賞也是異常復雜，與法繫相比又體現出自己的特色。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一樣在內部各個主體之間還有水平如此之高的勛賞體繫，而由於其經濟發達、工業化程度很高，所以其勛賞做工極其精良；而由於其歷史復雜，生產廠家眾多，所以其版本變化也異常繁多。

毫不誇張地說，俄羅斯是目前勛賞文化盛的國家，這與其注重勛賞歷史傳承的特點有關。俄羅斯經歷了幾次劇烈的政權更迭，但其勛章體繫傳承有序。例如蘇聯就將俄羅斯帝國時期的涅夫斯基勛章的名稱繼承下來了，並且同時設立了以蘇沃洛夫、烏沙科夫等著名沙俄將領名字命名的高等級軍事勛章。而極富特色的五邊形上掛，也是俄羅斯帝國時期設計的，蘇聯時期將這一設計繼承下來，甚至廢除了早期的列寧勛章、紅旗勛章等采用的星章形式，後期改用了五邊形上掛。而俄羅斯聯邦，在重新延續俄羅斯帝國時期部分勛賞的同時，甚至直接繼承了蘇聯時期的英雄和勞動英雄稱號。

除了上述幾個流派之外，日本在勛賞制度方面也是一個比較有特點的國家。他們不但體繫一以貫之，幾乎沒有變動（除了與軍國主義有瓜葛的金鴟章和支那事變從軍記章等獎章被廢止外），而且盡管學習歐洲設立其勛賞制度，但仍然具有濃厚的日本民族特色。比如日本特有的褒章，就是他們的一大創造。褒章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勛章和獎章，它承擔了一部分勛章和獎章所不具備的功能。

當然，這五大流派的區分其實嚴格說來並不科學，但有利於熱愛勛賞文化的讀者朋友對全世界的勛賞制度形成大致了解。文化是全人類偉大的精神財富之一，勛賞制度所體現出性也使其豐富多彩，並被真正的收藏者和歷史研究者津津樂道。無論從收藏的角度，還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都不能簡單地認為某個國家或者某個流派的勛賞比其他國家或流派更漂亮，或者更有價值。這種簡單的“厚此薄彼”隻能說明持這種觀點的人根本沒有深入了解人類博大精深、富有魅力的勛賞制度，僅僅是看了一個表像而已。

節選自《鼎革榮品：北洋袁世凱時期榮典制度探究》

“勛之謂者，必王者之走狗也，皇帝之奴隸也。”1912年12月8日，戴季陶在其政論《民國之怪物——勛位》中如是說。他所評論的是袁世凱總統於當年8月8日頒行的《勛位令》，以及之後因為勛位授予所引發的一繫列風波。戴季陶反對《勛位令》的核心理由是：“民國對於專制君主國，所標榜者曰平等，曰自由，曰博愛……以國民言，為國民盡力，以謀公共之幸福，其盡力也，應盡之責也，是不必為功。果以為國民盡力者為功，是輕視國民，亦輕視盡力之人也。”

我們無法確證熟讀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戴季陶在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是否已經閱讀嚴復所翻譯的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但這些文字的精神卻與孟德斯鳩對共和國的描述如出一轍。在《論法的精神》裡，孟德斯鳩指出，因為民主制下執行法律的人本身也需要服從法律，因此就需要美德作為其動力；由於統治集團比在民主制下小，貴族制需要的美德比民主制少一些，但同時需要節制；君主制並不依賴於美德，而是“……有另一個動力，這就是榮譽。榮譽就是每個人和每個階層的成見，它代替了我所說的政治品德，並且處處做品德的代表。在君主國裡，它鼓舞美的行動；它和法律的力量相結合，能夠和品德本身一樣，達成政治的目的……有君主政體就要有優越地位、品級，甚至高貴的出身。榮譽的性質要求優遇和高名顯爵”。共和制（含民主制和貴族制）與君主制的對比，因而集中到美德與榮譽的對立上。榮譽可能是對美德的獎賞，但與美德終究是兩種不同的東西。美德發自內心，而且並不要求回報；而榮譽本身就是一種獎賞，鼓勵特定的外部行為和狀態，並不直接追問人的內心狀態。美德與公民的平等狀態相匹配，而榮譽卻總是對人進行區分，打破人的平等狀態。

在新生的中華民國中，顯赫的總統榮典權和豐富的榮典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了孟德斯鳩和戴季陶的國體論述。榮典權一般被界定為憲法規定的代表國家頒賜榮典、榮譽以及對有重大貢獻或特別優秀者授予勛章、榮譽職銜、榮譽稱號等的權力，通常屬首的職權。1912年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大總統得頒給勛章並其他榮典”，從而確立了總統的榮典權。“其他榮典”四字為總統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而這也是袁世凱比較倚重的一個條文。袁除進一步完善孫文已開始建設的勛章制度，還進一步發展了爵位、勛位制度，在亞洲內陸邊疆地區，他甚至比清朝更慷慨地授予爵位。1914年開始，袁又廣泛授予“將軍”稱號，並建立文官官秩；1915年，早在復闢帝制之前，袁已經放出在內地恢復爵位制度的風聲。對這些榮典實踐的常見回應是，這恰恰說明袁世凱時期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偽共和國”，袁的種種榮典實踐，指向的是君主復闢的目的。

筆者並不懷疑袁世凱的個人權力欲望膨脹的事實，但懷疑用袁世凱的個人動機就可以完全解釋北洋政府的榮典實踐。舉例來說，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地區繼續頒發爵位，很大程度上是1912年“大妥協”的結果，這一做法也得到了同盟會/國民黨的認可，甚至國民黨在1928年完全推翻北洋政府之後，也無法做到在內陸邊疆地區取消王公爵位；袁世凱所建立的榮典制度，一些（如官秩）在其死後被廢除，但也有不少被後來的北洋政府繼承下來。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現實中的共和國是真正按照孟德斯鳩和戴季陶的美德理念來運作的。誕生於大革命的法蘭西共和國建立了勛章制度，誕生於獨立戰爭的美利堅合眾國也向國民授予獎章。用一種過於簡單的君主/共和、榮譽/美德的兩分法，完全無法理解這一時期中國所面臨的錯綜復雜的內外挑戰，以及政治精英對這些挑戰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