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緒論（）
一、選題緣由（）
二、研究目的與意義（）
三、研究現狀（）
四、概念界定（）
五、研究思路與方法（）
六、創新之處與難點（）

第二章冷戰期間的法國軍事情報體制及其存在的
主要問題（）
節冷戰期間的法國軍事情報體制的初創（）
一、創建國家情報機構（）
二、組建軍事情報機構（）
三、構建情報行動力量（）
四、探索協調控制機制（）
第二節冷戰期間的法國情報協調機關（）
一、國防總秘書處（）
二、部際情報委員會（）
第三節冷戰期間的法國軍事情報機構（）
一、防務安全保護局（）
二、對外安全總局（）
第四節冷戰期間的法軍偵察情報力量（）
一、陸軍偵察情報力量（）
二、海軍偵察情報力量（）
三、空軍偵察情報力量（）
第五節冷戰期間的法國軍事情報體制的困境（）
一、國家層面的情報協調有名無實（）
二、軍隊內部的情報協調效率低下（）
三、議會應有的情報控制難以突破（）
本章小結（）

第三章1990—2000年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的
成因與舉措（）
節1990—2000年法國軍事情報體制
改革的成因（）
冷戰後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研究目錄一、世紀之交的“戰略斷裂”（）
二、世紀之交的法國防務政策與情報價值認識（）
三、新軍事革命的開展（）
四、海灣戰爭的刺激（）
第二節增設情報的行政控制機構（）
一、國家安全攔截控制委員會（）
二、國防秘密咨詢委員會（）
第三節組建和調整軍事情報機構（）
一、組建軍事情報局（）
二、優化對外安全總局組織體繫（）
三、成立特種作戰指揮部（）
第四節整合和壯大偵察情報力量（）
一、陸軍整合情報部隊，組建“情報旅”（）
二、海軍改良航空部隊，更新情報偵察船（）
三、空軍建設空中預警力量，完善空降偵察建制（）
本章小結（）

第四章2000—2010年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的
成因與舉措（）
節2000—2010年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的
成因（）
一、新世紀之初的“戰略斷裂”（）
二、新世紀之初的法國防務政策與情報價值認識（）
三、情報透明度的民主訴求加劇（）
四、傳統的情報工作方式面臨挑戰（）
第二節確立情報領導、協調與控制機制（）
一、新建國防與國家安全委員會（）
二、成立國防與國家安全總秘書處（）
三、設立國家情報委員會與國家情報協調官（）
四、組建議會情報評議會（）
五、改革特別基金核查委員會（）
第三節調整軍事情報機構內部設置（）
一、完善防務安全保護局內部組成（）
二、優化軍事情報局組織體繫（）
三、強化對外安全總局內部管理（）
第四節擴充和新建偵察情報力量（）
一、陸軍增加情報旅編成（）
二、海軍全方位壯大偵察力量（）
三、空軍新建空基和天基偵察力量（）
四、國家憲兵加強情報力量建設（）
本章小結（）

第五章2010年以來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的
成因與舉措（）
節2010年以來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的成因（）
一、新時期的“戰略斷裂”（）
二、新時期的法國防務政策與情報價值認識（）
三、對外軍事行動的檢驗與推動（）
第二節進一步完善情報協調與控制機制（）
一、設立國家情報與反恐鬥爭協調官（）
二、創建情報學院（）
三、成立情報機構監察部（）
四、成立國家情報技術控制委員會（）
第三節持續優化情報機構組織格局（）
一、優化軍事情報局內部管理（）
二、加強對外安全總局內部協調（）
三、突出防務安全保護局情報職能（）
第四節強化偵察情報部隊的統一指揮與聯合作戰（）
一、陸軍加強情報部隊的統一指揮（）
二、海軍組建海軍情報中心和海上憲兵部隊（）
三、空軍整合942基地、組建空軍憲兵作戰情報中心（）
第五節建設與發展軍事網絡防御能力（）
一、構建網絡防御指揮體制（）
二、出臺軍隊網絡防御措施（）
三、制定軍隊網絡防御戰略（）
本章小結（）

第六章冷戰後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的特點與成效（）
節冷戰後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的特點（）
一、創新情報價值認識是體制改革的理論性引領（）
二、軍事行動情報實踐是體制改革的直接推動力（）
三、情報機構內部調整是體制改革的常態化任務（）
四、發展壯大行動力量是體制改革的歷史性傳承（）
第二節冷戰後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的成效（）
一、軍事情報體制逐步完善，滿足了國防戰略需求（）
二、技術情報力量有效整合，實現了情報戰略自主（）
三、協調控制機制逐步確立，促進了情報互助合作（）
四、情報保護工作獲得重視，健全了安全防範機制（）
本章小結（）

第七章冷戰後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的不足與挑戰（）
節冷戰後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的不足（）
一、情報政治化現像依然存在（）
二、議會情報監督機制運行欠佳（）
三、情報機構工作重心有失平衡（）
四、軍事情報機構資源依然受限（）
第二節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面臨的挑戰（）
一、需要進一步培育情報文化，理順決策與
情報關繫（）
二、需要進一步聚焦防務安全，優化協同與
分工關繫（）
三、需要進一步加強法律建設，實現情報工作
規範化（）
四、需要進一步釐清利益關繫，統籌情報競爭
與合作（）
本章小結（）

第八章結語（）

致謝（）

參考文獻（）

附錄一法國歷任情報協調官（）
附錄二法國軍事情報局歷任局長（）

附錄三法國防務情報與安全局歷任局長（）

附錄四法國對外安全總局歷任局長（）

一、選題緣由
美國資深情報專家馬克·洛文塔爾在其經典著作《情報：從秘密到政策》中說： “有五個國家的情報機構值得我們深入研究。這些國家是英國、中國、法國、以色列和俄羅斯。”（美）馬克·洛文塔爾著，杜效坤譯：《情報：從秘密到政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頁。其中，開展法國情報工作研究之所以得到重視，既是由於對法國這個“主要和積極的地緣戰略棋手”（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35頁。的客觀認定，也是源自對法國“情報活動的重要性及其活動範圍的廣泛性”（美）馬克·洛文塔爾著，杜效坤譯：《情報：從秘密到政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頁。的深刻認知。
，歷史上法國曾一度是歐洲霸主，今天也是世界公認的歐洲大陸強國之一。從12世紀晚期起，隨著以王權為中心的領土聚合進程加快，法國在15世紀末完成了統一大業，隨即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並於17世紀中期一躍成為歐洲強大的國家。隨後，路易十四和拿破侖·波拿巴又憑借武力使法國成為歐洲大陸的強權國家，先後兩度確立了歐洲霸主地位。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成立以來，法國走上了獨立自主維護國家安全的道路，並在冷戰後依然堅持全球性大國的信念，注重維護法國的行動自由，始終以歐洲領頭羊的姿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法國軍隊兵力眾多（2019年為267604萬人）Ministère des Armées,Les chiffres clés de la Défense Edition (2019),Paris:DICoD,aot 2019,p15，在整個歐洲擁有僅次於俄羅斯的強大軍事力量2015年2月10日，美國《國家利益》網站刊登了題為《歐洲四大軍事強國》的文章，通過對比各國軍事實力指出，現今歐洲四大軍事強國依次為俄羅斯、法國、英國和德國。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30/c_1112294869htm。，建立了完全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和獨立的防務工業基地；另一方面，法國作為北約和歐盟的主要創始國，在繼續參與北約集體防御的同時，力促北約進行內部改革，主張通過建立“歐洲獨立防務”和“真正平等”的歐美伙伴關繫，從中擴大法國的作用和影響。在美國人看來，當今的法國“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國境之外運用力量或影響去改變現有地緣政治狀況以致影響美國的利益”（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版，第34頁。，與德國共同充當著“歐亞大陸西端重要和有活力的地緣戰略棋手”同上書，第35頁。。
冷戰後法國軍事情報體制改革研究章緒論第二，法國的軍事情報工作歷史悠久，作用突出。洛文塔爾指出，“幾乎每個國家都擁有某些類型的情報機構，如果不是同時擁有文職情報機構和軍事情報機構，那麼至少會擁有軍事情報機構”（美）馬克·洛文塔爾著，杜效坤譯：《情報：從秘密到政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頁。。夏爾·戴高樂曾有句名言： “法蘭西是用利劍鑄就的。”Charles de Gaulle,La France et son Armée,Paris:Tempus Perrin,2016,p17戰爭貫穿了法國的整個歷史，法國的軍事情報工作自古有之在諾曼底公爵紀堯姆·勒巴塔爾（Guillaume le Btard）征服英格蘭的11世紀中期，就有使用間諜刺探軍情的記載。隻是勒巴塔爾作為英王，他與法王平起平坐，作為諾曼底公爵，他又是法王的附庸，這種亦主亦身份導致了英法兩國的長期紛爭，也使得學者們對諾曼底公國的歷史定位爭論不休，故在追溯法國情報工作時，這段時期往往被排除在法國情報史之外。，隻是就有組織的情報實踐而言，“法國是在中世紀末真正啟動了情報工作”Eric Denécé,Les services secrets franais sontils nuls? Paris:Ellipses Editions Marketing,2012,p176。特別是在15世紀後半葉，情報工作得到王室的高度重視，時任國王路易十一被公認為“首位富有情報意識的法國君主”路易十一崇尚“沒有戰鬥的戰爭”，竭力避免強強對抗，情願利用強大的軍事與政治實力制造威懾效應。他建立了一個主要由其私人顧問菲利普·德·科米納（Philippe de Commynes）和奧利維耶·勒丹（Olivier le Daim）及炮兵軍官特裡斯坦·萊爾米特（Tristan LHermite）等人領導的出色情報網，通過各種間諜活動對敵實施突然打擊或者“不戰而屈人之兵”，終使妄圖建立獨立王國的勃艮第公爵“大膽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兵敗被殺，瓦盧瓦王朝隨之逐步將勃艮第公國收歸王室，使其真正成為法國的領土。，也正是在他的主政時期出現了“法國情報機構的萌芽”Eric Denécé,Les services secrets franais sontils nuls? Paris:Ellipses Editions Marketing,2012,p176。到了路易十三統治時期，其首相阿爾芒·讓·杜·普萊西·德·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更加重視情報的作用，並建立起法國歷史上個近代意義上的情報機構，而當時負責攔截和解密郵政通信的“黑屋”“黑屋”為法語le Cabinet noir的直譯，有的學者譯作“暗室”或“黑色班底”。對平定貴族與新教徒叛亂、維護路易十三的君主專制統治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為了加強對外擴張、謀求歐洲大陸均勢，法國直接卷入了起因於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新舊教派衝突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黎塞留通過發展德意志間諜進行拉攏與挑撥，終使神聖羅馬帝國的帥阿爾布雷赫特·馮·華倫斯坦（Albrecht von Wallenstein）被皇帝費迪南二世謀殺，為法國終贏得戰爭勝利、推翻哈布斯堡王朝從而確立歐洲霸權掃清了障礙。。“黎塞留因此成為法國情報界的‘鼻祖’，被尊奉為法國情報界的開山宗師。”李莉：《法蘭西的狩獵人：法國情報機構揭秘》，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在路易十四治下，“黑屋”的情報技藝被繼續發揚光大，而路易十五更是動用個人金庫成立了“一個真正的情報與行動機構”Eric Denécé,Les services secrets franais sontils nuls? Paris:Ellipses Editions Marketing,2012,p180——“國王的秘密”“國王的秘密”為法語le Secret du Roi的直譯，該機構編配30餘人，秘密運作近20年，先後由孔蒂親王路易-弗朗索瓦·德·波旁（LouisFranois de Bourbon，prince de Conti）和多語言學者讓-皮埃爾·泰爾西耶（JeanPierre Tercier）領導。，此外還組建了一個相當活躍的軍事情報機構，為法軍參與“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1740—1748年）提供了重要支持Eric Denécé,Les services secrets franais sontils nuls? Paris:Ellipses Editions Marketing,2012,p180。1774年登基的路易十六繼續沿用“國王的秘密”，特別是通過向美軍提供情報和武器援助，為美國贏得獨立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Eric Denécé,Les services secrets franais sontils nuls? Paris:Ellipses Editions Marketing,2012,p182。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連年征戰促使法國當局更加重視軍事情報工作，尤其是拿破侖創建的總參謀部，“成為現代軍事制度發展、特別是軍事情報制度建立和發展的源頭樣板”劉強等：《情報工作與國家生存發展——基於西方主要國家的歷史考察與思考》，北京：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頁。，他還組建了用以統籌各軍指揮部諜報組織的保密局（le Bureau de la partie secrète），就奧地利的情報活動開展反間諜工作（蘇）E契爾尼亞克著，傅師譯：《秘密戰五百年》，北京：群眾出版社，1980年版，第396頁。。此外，拿破侖還向他國派遣軍事專家處理軍事相關業務和從事軍事情報搜集1806年，拿破侖·波拿巴將集數學家、力學家和天文學家於一身的約瑟夫-路易·拉格朗熱（JosephLouis Lagrange）派往維也納的法國大使館，負責每月向法軍總參謀部和外交部報告奧軍動向。，由此開創了武官成為專業軍事情報人員的先河劉強等：《情報工作與國家生存發展——基於西方主要國家的歷史考察與思考》，北京：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頁。。1871年，法國現代軍事情報機構的前身——總參謀部第二局（le Deuxième Bureau）宣告成立成立之初的第二局規模很小，隻有3名軍官、1名檔案員和1名秘書。，該局負責調配陸軍和海軍的各種情報搜集手段，同時開展以德國和意大利為主要對像的外軍研究，此外還管理著派駐世界各國的武官隊伍。同年，法國還成立了第二局直接領導下的統計科1899年，統計科（la Section de statistiques）更名為情報科（la Section de renseignement）或搜集科（la Section de recherche），後又改稱情報處（le Service de renseignement，簡稱SR）。，專門從事軍事情報的搜集。1914年1月，法國將原軍事密碼委員會軍事密碼委員會（la Commission de Cryptographie Militaire）由法軍總監察官弗朗索瓦·珀內爾（Franois Penel）於1900年主導組建，當時僅有從軍事機構或院校挑選而來的4名密碼技術人纔，負責實用密碼的編制以及重要語言和文字的頻率統計。和軍事密碼破譯辦公室軍事密碼破譯辦公室（le Bureau du Déchiffrement）於1903年在軍事密碼委員會秘書弗朗索瓦·卡蒂爾（Franois Cartier）少校的倡議下成立，旨在以此為基礎逐步構建一體化的法國軍事密碼繫統。並入陸軍部密碼科密碼科（la Section du Chiffre）於1912年7月22日正式組建，後改稱密碼處（le Service du Chiffre）。，並憑借密碼破譯與無線電偵聽技術以及人力情報在1915年4月22日的伊普雷（Ypres）戰役中，德軍首次發動的毒氣戰讓英法聯軍措手不及、傷亡慘重，法國指揮部立即責成總參謀部第二局設法查明這種武器的性質、近期內可能做出的改進以及使用方法。在時任第二局局長夏爾·約瑟夫·杜邦（Charles Joseph Dupont）上校的領導下，該局特工夏爾·魯西埃多（Charles Lucieto）以假身份做掩護秘密潛入德國，通過內線掌握了德國使用過的和將要使用的毒氣的化學配方，並將這些情報及時送回了法國，後又成功獲得一塊爆炸過的毒氣彈的碎片並將之帶回巴黎，法國政府憑借碎片上的殘留物成功檢測出毒氣的化學成分，隨即下令立刻進行防毒面具的生產，並在凡爾登戰役打響之前裝備到作戰部隊。德國妄圖通過毒氣戰贏得戰爭勝利的計劃終落空，戰爭的進程向著有利於協約國的方向發展，魯西埃多也因此成為一戰中“法國成功的間諜之一”。和開源情報搜集手段，為法國贏得一戰做出了重要貢獻二戰期間曾擔任法國情報機構要職的讓-皮埃爾·阿萊姆（JeanPierre Alem）在其《諜海秘聞》（LEspionnage）一書中這樣總結第二局在一戰時期的工作：使得協約國領袖能夠及時了解德國統帥部的意圖，在戰爭爆發前就獲得了“施利芬計劃”（le plan Schlieffen）的部分內容，從而預先做好了準備；能夠向軍隊提供關於敵軍防御體繫以及能否超越天然障礙物的情報；能夠向前線部隊提供關於敵軍部隊、炮兵陣地以及指揮部位置的情報；在潛艇戰中向英國提供了重要幫助。： “在整個戰爭期間，（法德）交戰雙方曾多次會戰，但沒有一次出乎法軍的意料之外”高金虎主編、勾宏展等著：《塞納河畔的管子工——二十世紀法國情報機構絕密行動》，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8頁。。直至二戰爆發前夕，法國第二局的軍事情報工作依然比較成功法國當時的軍事情報機構除了總參謀部第二局和情報處以外，還有一個主管反間諜工作的情報集成科（la Section de centralisation des renseignements，簡稱SCR），該科負責在國家警察的密切配合下對外國機構的活動進行嚴密監視。。特別是因為“恩尼格瑪”密碼機的成功破譯，法國被視為擁有“盟國陣營中為出色的情報機構”Eric Denécé,Les services secrets franais sontils nuls? Paris:Ellipses Editions Marketing,2012,p191。
第三，法國軍事情報發展歷程曲折，教訓深刻。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拿破侖集政治軍事決策者和情報工作領導者於一身，並未組建一個真正自主的情報機構，無論是對外情報工作還是秘密警察工作都有數個部門並存，缺乏統一的情報協調機關，加之拿破侖嚴重依賴戰役戰術情報而忽略戰略情報，情報綜合分析與評估也有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一些軍事行動的失敗乃至帝國的瓦解。此後，法國的軍事情報工作出現了嚴重倒退，反間諜工作也基本荒蕪，法國大革命以來逐步建立起的情報體繫被摧毀殆盡法國軍隊當時的常設信息機構是戰爭保管室（le Dépt de la Guerre）下的一個統計科，負責研讀國外出版的國防類著作。，可以說,“從1815年到1870年，法國不存在任何情報機構”Eric Denécé,Les services secrets franais sontils nuls? Paris:Ellipses Editions Marketing,2012,p187。所以，當恢復帝制的夏爾-路易-拿破侖·波拿巴在1870年打響普法戰爭後，幾乎處於“全盲”狀態的法國軍隊很快遭受了色當戰役的慘敗。戰後，法國臨時國防政府對軍事情報工作進行了深刻反思，總參謀部第二局的誕生在法國軍事情報史上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1894年9月爆發的“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的發生過程大致如下：當時受雇於法國情報機構的一名女傭在德國使館工作時發現了一份有關法國120毫米火炮的詳細資料，法軍總參謀部由此懷疑在其內部存有德國間諜，並責成第二局對此展開調查，於是出身於猶太家庭的見習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成了這一案件的替罪羊，10月15日被以間諜和叛國罪逮捕並流放。然而1896年統計科重啟的調查發現，真正的罪犯應該是總參謀部的另一位情報官員費迪南·瓦爾森·埃斯特拉齊（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少校。盡管法軍總參謀部和陸軍部為了維護各自的聲譽百般阻撓和掩飾，但迫於輿論的壓力，1899年6月德雷福斯案得以重審，軍事法庭卻再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同年9月，希望息事寧人、期待重獲自由的德雷福斯接受了時任總統埃米爾·盧貝（Emile Loubet）的特赦。1906年，在德雷福斯派人士的持續抗爭下，法庭的有罪判決被徹底推翻，德雷福斯重新進入陸軍任職。不僅造成了法國社會的嚴重分裂，也給法國軍事情報機構帶來沉重的打擊，第二局在法國民眾眼中成為“邪惡”的代名詞。1899年，總參謀部決定對第二局進行重組，反間諜工作脫離第二局序列，轉歸內政部負責。同時，對外情報工作也不再是法國軍事情報機構的專利，而是更多地由法國外交官員們承擔。二戰爆發前後，盡管第二局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對德國的擴軍備戰提供了大量的準確情報，可是由於法國軍方高層始終未對情報在軍事行動中的關鍵作用形成共識，先後擔任法軍總司令的莫裡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將軍與馬克西姆·魏剛（Maxime Weygand）將軍因為自己的直覺而經常不願采信情報部門的研究成果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道格拉斯·泊什（Douglas Porch）曾說，“甘末林與魏剛一樣，都認識到自己的主要任務是要保持法軍現有的、可被公眾接受的組織形式和作戰思想，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情報幾乎不可能對決策產生多大的影響”。劉金和、高金虎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情報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頁。。為了引起統帥部的注意，第二局甚至走進了故意誇大德軍作戰能力的惡性循環1938年，第二局認為德軍的坦克數量在7000—7500輛，但實際上僅有2500餘輛；1939年，第二局估計德軍有9000架飛機，實際上能投入戰鬥的德軍飛機不超過3500架。。此外，第二局與外交部之間缺乏情報協調，導致情報搜集渠道散亂，而且面對德國特工、間諜的滲透，反間諜工作也很不到位。這樣一來，決策者的漠視和情報工作的失誤導致第二局承擔起法國戰敗的部分責任，甚至在馬克西姆·魏剛將軍的眼裡成為“法蘭西民族的罪人”高金虎主編、勾宏展等著：《塞納河畔的管子工——二十世紀法國情報機構絕密行動》，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終，把安全建立在“條約”與“動員令”這“兩堆紙”紐先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顧與省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頁。上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宣告結束，第二局也終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第四，法國的軍事情報體制獨特，迥異於其他西方國家。洛文塔爾指出，“每個國家的情報機構均為其歷史、需求及政府結構的獨特表現形式”。（美）馬克·洛文塔爾著，杜效坤譯：《情報：從秘密到政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頁。談到法國的情報工作，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繫學院劉強曾提到： “法國的情報體制不同於其他西方情報體制而獨具特色，這與法國情報傳統、社會政治體制不無關繫。”劉強等：《情報工作與國家生存發展——基於西方主要國家的歷史考察與思考》，北京：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98頁。的確，法國的軍事情報體制是在幾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每個歷史時期的情報工作都具有明顯的時代特點，既有對先前情報經驗的繼承與創新，也影響著其後的情報思想與實踐。當前，法國的軍事情報機構主要包括三個，即對外安全總局（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 extérieure，簡稱DGSE）、軍事情報局（la Direction du renseignement militaire，簡稱DRM）和防務情報與安全局（la Direction du renseignement et de la sécurité de la défense，簡稱DRSD）。其中，對外安全總局的職能、任務與拿破侖時代的保密局頗為相似，主要負責向國外派遣特工人員，開展諜報活動和反間諜工作，但它在繼承中已發展成法國的中央情報機構，名義上受國防部長領導，但實際權力掌握在總統手中，這與英國的對外情報機構軍情六處（Military Intelligence,Section 6，簡稱MI6）向外交大臣負責的情形不同。軍事情報局可以追溯到法蘭西帝國時期的參謀部體制與軍事情報管理方式，其主要使命是戰場情報支援，即搜集和處理關於外軍戰役部署的軍事情報，而且與美國的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DIA）隸屬於主管情報的國防部副部長不同，法國軍事情報局接受總參謀長的直接領導。國防部長領導下的防務情報與安全局負有軍事反情報任務，但它還有一項獨有的職能，即“對武裝部隊實行政治監視，確保武裝部隊的政治可靠”（美）馬克·洛文塔爾著，杜效坤譯：《情報：從秘密到政策》，北京：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467頁。。這一職能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當時設有所謂的“軍代表”（les représentants aux armées），用以監視軍隊指揮官，法軍的這種情報機構設置也反映出軍隊偶爾會干涉或威脅干涉法國政治生活的客觀情況1962年，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簽署了《埃維昂協議》（les Accords dEvian），不願看到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法國“秘密軍組織”（lOrganisation armée secrète,簡稱OAS）發動了一繫列暗殺戴高樂總統等法國政要的恐怖行動。不過在此之後，軍隊干涉法國政治生活的情形再也沒有發生過。。 
第五，冷戰後法國對其軍事情報體制進行了不間斷的調整與改革，既有成效也有不足。作為情報體繫與組織制度，情報體制一經形成即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而且“隻有穩定的情報體制纔能為國家和軍隊提供穩定和準確的情報保障”王亮：《俄羅斯聯邦情報管理體制分析》，《情報雜志》，2015年第9期，第20頁。，但依據國家安全形勢和任務的變化，它畢竟有一個形成、發展、再形成和再發展的過程，是“對已有情報體制中的適應部分進行繼承、發揚和對阻礙部分進行改革、創新的結果”劉強等：《情報工作與國家生存發展——基於西方主要國家的歷史考察與思考》，北京：時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193頁。。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化時代的來臨以及戰爭形態與作戰樣式的變化，“從兩眼一抹黑過渡到戰場上的千裡眼成為軍事革命的核心內容之一”（美）比爾·歐文斯著，胡利平、李耀宗等譯：《撥開戰爭的迷霧》，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98頁。，軍事情報鬥爭不僅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結束，反而“在從和平到戰爭的全範圍內軍事行動中持續進行”任國軍：《美軍聯合作戰情報支援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68頁。。在此背景下，法國對其軍事情報體制進行了循序漸進的調整與改革，以優化情報組織機構的布局，更好地推動軍事情報事業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地區衝突的頻發和潛在風險的增加，冷戰後法國的對外軍事行動（les opérations extérieures，簡稱OPEX）更加頻繁，短短的20來年竟達冷戰前的數倍之多1964年2月18日，剛剛結束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法國根據相關合作與援助協定，派遣軍隊前往加蓬共和國，幫助在軍事政變中遭到廢黜的總統萊昂·姆巴（Léon Mba）恢復權力，由此拉開了法國長達50多年的對外軍事行動的序幕。根據法國2011年9月公布的《“對外軍事行動陣亡將士紀念碑”工作小組報告》 （Rapport du groupe de travail:Momument aux morts 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