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錄
自 序 I
前 言 V
章 概述 
一、現代美軍作戰評估實踐歷程  
二、理解相關術語  
三、作戰評估的功能與原則  
四、各戰爭層級的評估活動  
五、作戰評估面臨的挑戰  
第二章 作戰評估的實證性邏輯 
一、戰爭復雜性對工程化評估邏輯的挑戰  
二、作戰評估的實證邏輯起點  
三、從評估角度解構復雜體繫和環境  
第三章 作戰評估聚焦的行動對像 
一、典型作戰行動及評估內容  
二、階段性作戰行動及評估內容  
第四章 作戰評估指標設計 
一、作戰目的與效果  
二、設計評估指標的考慮  
三、執行評估指標及制定  
四、效能評估指標及制定  
五、具體評估指標及其制定步驟  
六、三類指標的區別、設置數量和檢驗  
第五章 作戰評估流程 
一、制定作戰評估方法  
二、制定評估計劃  
三、收集數據信息和情報  
四、分析信息並綜合反饋  
五、溝通反饋和建議  
六、調整計劃或作戰行動  
第六章 融入指揮決策的評估活動 
一、評估與其他指控活動間的關繫  
二、嵌入JPP 的作戰評估計劃制定活動  
三、作戰節奏中的評估活動  
四、評估團隊在作戰中心的運行案例  
第七章 美軍提升評估能力的舉措 
一、加強評估理論法規研究  
二、構建優化作戰評估流程  
三、完善戰役評估團隊建設  
四、提升改進技術解決方案  
附錄A JPP 流程中的指揮官作戰設計  
附錄B 評估具體指標設計模型  
附錄C 評估計劃樣例  
附錄D 各制導技術類型及彈藥的評估可行性分析  
術語釋義 
參考文獻 
致 謝 

作戰評估，並非新近出現的指揮控制活動，雖然它起源於戰爭史之初，但作戰評估近年來卻日益成為各主要國家軍事理論界研究、實踐的重點和難點。其地位之所以凸顯，源於當前信息化局部戰爭形態下，作戰組織實施日益呈現出高精度、快節奏的特征，傳統上依賴戰場情報繫統和一線部隊反饋信息了解掌控戰局，結合指揮官個人經驗、直覺形成判斷決策的過程，已越來越難以適應快節奏的聯合作戰指揮控制活動。因此，嵌入聯合作戰計劃與指控流程、有組織且成體繫的評估活動，日益受到西方主要國家軍隊的重視。例如，2012 年英軍首次頒布了2-12 號聯合條令注釋文件《評估》；2015 年初美軍發布1-15 號條令注釋文件《作戰評估》，同年8 月美國聯合參謀部又授權空陸海應用中心（ALSA）發布了ATP 5-0.3MCRP5-1CNTTP 5-01.3AFTTP 3-2.87 多軍種戰術、技術和程序手冊（MTTP）《作戰評估》；2020 年新頒布的JP 5-0《聯合計劃綱要》文件中大幅新增了對“作戰評估”活動的闡述，同年2 月更新了ATP 5-0.3MCRP 5-10.1NTTP 5-01.3AFTTP 3-2.87 多軍種戰術、技術和程序手冊《作戰評估》。這些文件的頒布表明，西方軍隊正積極總結近期戰爭中的評估實踐經驗，凝聚共識形成適用於三軍評估活動的條令與規範。在美軍的作戰理論中，作戰評估，是作戰過程中指揮機構持續展開的一類指控業務循環。作戰持續期間，評估活動通過指揮機構內專業評估團隊連貫地觀察和衡量不斷變化著的作戰環境，向指揮官揭示戰場態勢變化趨勢，進而通過影響參謀團隊的主動籌劃與設計活動，使未來的作戰行動更具效率。如果運用得當，作戰評估使指揮官能夠更全面地嵌入下屬部隊、行動涉及的中立方及聯軍部隊對作戰行動的具體組織與實施活動中，促進共享對態勢和戰場的理解，確保行動效果和目的的統一。
美軍認為，成功的評估活動必須能融入作戰的指揮與控制過程中，它們應與其他指控業務流程共同且協調地展開，使指揮官獲得一種為完成其任務而前攝性地判明隱現中的戰機與風險的手段，進而主動適應作戰中的不確定性，把握可能的戰機、避免可能的風險。通過評估，及時判明作戰中的戰機與風險，使指揮官獲得對敵方的決策優勢，充分抓住戰場上稍縱即逝的戰機，進而迅速達成作戰目的並結束交戰；或者重新聚焦聯合部隊的能力以降低己方作戰行動失序的風險，又抑或加速己方作戰目的、行動終止條件和終態勢的達成。相反，如果未能實施合適的評估，將錯失作戰中的戰機，且難以應對戰場上大量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導致陷入與敵方的延長交戰，招致更大的傷亡甚至失敗。在當前美軍聯合條令體繫框架下，涉及各類作戰指控活動或流程的條令中，以“評估”為主題的條令仍為稀缺，各軍種對此類活動的理解也相對為零散和混亂。對此，美軍聯合參謀部（JS）和各軍種在近期的戰爭實踐中逐漸意識到了此缺陷。2013 年11 月，由美軍聯合參謀部負責聯合條
令制定及規劃的J-7 部門主持的“聯合條令規劃會議”上，與會國防部及各軍種代表決定盡快制定以“作戰評估”為主題的聯合條令文件，彌補現有條令文件與戰爭實踐之間的差距。為此，J-7 部結合此前各軍種在作戰評估領域的實踐，以及相關軍種條令文件中對“作戰評估”的闡述，制定了JDN1-15 號《作戰評估》條令注釋文件。未來如有必要，還可能制定專門以“作戰評估”為主題的獨立條令出版物。引發美軍對“作戰評估”條令規範問題關注的根源，在於近期的戰爭及評估實踐。在這些戰爭中，美軍發現其各級軍事組織在計劃制定和任務執行方面投入相對較多的精力，但仍僅投入相對較少的努力來構建結構化的評估方法，從而使指揮官及其指揮機構的評估活動滯後於戰場形勢的發展（難以充分發揮評估的功能）。美軍在近幾次軍事行動中深刻體驗到了現代戰爭對作戰評估的巨大挑戰；期間很少有令人滿意的評估實例可供記錄在案。即便期間部分評估活動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也是在付出相當多精力和反復進行評估後纔得以實現，而且這些評估活動的時效性仍不盡如人意。
導致評估實踐乏善可陳的重要因素，是缺乏可為各級部隊評估實踐提供指導的具體條令規範和共同認識，而這些來自理論和條令層面的規範，正是各級部隊將其評估活動融入作戰過程所必不可少的。在現實作戰環境中，行動的復雜性、缺乏結構化評估理論指導，以及評估活動本身的較高要求，無疑使現有的評估理論難以真正全面應用於實踐，使各級指揮官疲於理解當前態勢，從而難以像預期的那樣，通過評估活動持續向決策過程反饋當前的情況，形成真正的決策優勢。對此，美軍及其他西方國家軍隊近期加強了對作戰評估理論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成果。
為緊跟西方軍事強國在作戰理論與實踐方面的發展，借鋻美國軍隊在該領域的有益經驗與做法，全面梳理、歸納美軍在作戰評估領域的理論與實踐更為迫切。恰逢2020 年以來美軍接連頒布多本與作戰評估有關的聯合條令和多軍種手冊，輔以此前頒布的聯合條令、軍種條令中涉及評估的相關內容，更有利於把握美軍作戰評估理論和實踐的源流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