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一道關

針對“稻田計劃”，各部門開始坐下來進行商談。外務大臣（外相）宇垣一成首先表示反對，他顧慮的主要是國際形勢，覺得邊境糾紛終究還得靠雙邊談判來解決。

軍部向來是擦屁股時纔會想到外務省，所以宇垣的想法完全可以忽略不計，但是接下來一個人的意見卻不得不姑且一聽。

這個人是海軍大臣（海相）米內光政。米內擔心，武漢會戰在即，長江上的登陸作戰需要大批軍艦護衛，以保證武器和兵員的運輸，到時大部分小型艦艇都要拿去使用，萬一再同蘇聯開戰，海軍將無法確保圖們江及朝鮮海峽的交通安全。

海相的不同意見很快就被稻田給頂了回去：放心，蘇聯不會動手，我們陸軍正是要取得蘇聯不動手的確證，所以纔要打這一仗，你們海軍就放一百個心吧。

這一似是而非的說法很難讓米內信服，但軍部這些人卻都很聽得進去。

據史學家研究，武漢會戰前，正是日本戰時經濟得以順利維持的，也就是說，戰爭消耗和生產力水平恰好維持住了平衡，這也是稻田的理論能夠在軍部大行其道的一個重要物質條件。

眼看作戰命令即將下達，隻剩後一道關了。

這道關本來不過是一個形式主義的過場，讓軍部意想不到的是，到頭來它卻成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難關。

在張鼓峰行使武力，以及進行必要的動員，必須取得裕仁天皇的準許。

參謀總長載仁親王是裕仁的叔叔，關繫自然非同一般，他預先進宮跟裕仁打了個招呼：“必須以武力奪取那個有爭議的地區（張鼓峰）。”

見裕仁沒反應，載仁察言觀色，趕緊補上一句：“陛下如不批準，當然不能行動。”

裕仁回頭召見了自己的心腹、內大臣湯淺倉平，問他怎麼看，湯淺直言不諱：“從大局來看，目前不應同蘇聯交戰。”

裕仁沉吟半晌，忽然問：“即使我不同意，他們（軍部）仍要獨斷專行，怎麼辦？”

湯淺的回答是：“如果任由他們獨斷專行，今後就無法控制陸軍了。若引起對蘇戰爭，不知日本的命運將會如何，實在令人擔憂。”

裕仁恨恨地說：“大概不到這種地步，陸軍是不會醒悟的。”

<老西園寺公望聽到這番宮中對話後，顯得很是憂慮。因為此時裕仁已掛著帥的頭銜，陸軍全是他的部下，現在眼看著部下可能將國家拖入危險境地，他自己卻擺出一副瞧熱鬧的旁觀者姿態，實在是不負責任。

西園寺對他的秘書說：“陛下的看法似乎很不對頭。對陛下來說，眼下需要的是堅決不予批準。萬一對蘇聯使用武力而引起戰爭的話，近衛首相也負有責任，他好辭職！”

西園寺是三朝重臣，從裕仁的爺爺明治天皇開始，就享譽朝野，雖已不當政，但他的話對裕仁和近衛內閣多少都有一些影響力，所以當陸軍大臣（陸相）板垣征四郎、參謀總長載仁親王，代表軍部正式進宮請示時，裕仁不予接見。

裕仁之所以拒絕接見，除了有湯淺和西園寺相諫的原因外，實際上他還想借這個機會擺擺架子，給給臉子，因為裕仁雖自恃帥、軍隊統帥大權的掌握者，但在一些具體環節上，卻常常被陸軍繞開。他認為自己受到了陸軍的漠視，內心感到很是惱怒，一有機會就想給軍部大臣穿小鞋，以便讓這些人更加俯首帖耳，唯命是從。

裕仁沒有露臉，露臉的是侍從武官長，他傳達了天皇的旨意：“如果你們是請求允許行使武力，朕不想批準，也不必為此覲見。”

一聽這話，板垣和載仁都愣住了。

1938年7月20日，經過板垣等人的再三懇求，天皇心裡舒服了，這纔答應接見。

見面時，裕仁當場問道：“這件事同有關大臣聯繫過了嗎？”

板垣順口答道：“外務大臣、海軍大臣都表示贊成。”

板垣是在扯謊，不幸的是天皇還知道他在扯謊。裕仁看上去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整天坐在家裡，一副痴痴獃獃的樣，其實骨子裡是個精到內傷的人。他早就征詢過外相和海相的態度，知道那二位都不同意在張鼓峰行使武力，於是大為震怒，他聲色俱厲地斥責道：“陸軍的做法根本不像話！”

板垣、載仁一聽就知道露了餡，頓時尷尬到無地自容。裕仁仍然不依不饒地進行數落：“陸軍不是次這樣了，‘滿洲事變’的柳條溝（指九一八事變）也好，這件事件開頭的盧溝橋（指七七事變）的做法也好，都完全不服從中央的命令，在當地獨斷專行，甚至多次使用卑劣的手法，這是朕的軍隊所不應該的……”

裕仁擺出陳年老賬，並不是說他當初不想發動侵華戰爭，或者真的大權旁落了。其實所謂統帥權，始終都在他手裡牢牢攥著，隻是他會根據自己的利益得失來作出決定，有時故意放松，有時又格外收緊，比如“九一八”前，裕仁明明知道關東軍“獨斷專行”的氣氛，但他想從中漁利，便故意放松統帥權。到七七事變也一樣，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日本陸軍的“獨斷專行”，恰恰是裕仁故意縱容的結果。

如今他又像祥林嫂一般的婆婆媽媽，無非是因為侵華戰爭擱淺在了那裡，讓他左右為難，隻有擺脫自己在其中的干繫，纔能繼續顯示出天皇的永遠英明。

裕仁後扔下話來：“今後沒有朕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許動用。”

板垣和載仁聽得虛汗直冒，十分惶恐，退出後兩人便表示了辭職之意。

軍部大臣舉足輕重，可不是一般角色。參謀本部滿腹委屈地嘟噥：“帥陛下對陸軍不信任的話……”

陸軍省方面，則由首相近衛文麿居間進行調停。侍從武官長也在宮裡勸裕仁：“希望陛下對軍部大臣以溫言相加。”

見戲的確演得有些過了，裕仁又重新換上了一副新的臉孔，對板垣和載仁進行挽留。

經過這番折騰，“稻田計劃”算是徹底夭折了。軍部聲明：“對張鼓峰中止行使武力，著重於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相關命令隨即傳至第19師團。第19師團枕戈待旦，盼星星盼月亮，結果盼來的卻是取消作戰命令，師團長尾高龜藏中將惱火透了。

壞人也要壞到不像人

尾高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六期，這一期在士官學校的歷史上被稱為“榮耀的第十六期”，日本陸軍中的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都是尾高的同學。

有這樣顯赫的學歷背景，尾高向來自命不凡，動不動就喊打喊殺，隻可惜他分在了第19師團，有那心也沒那機會。

同屬“朝鮮軍”，第20師團早在九一八事變時就進入了東北，此後一直在中國關內作戰，第19師團不一樣，它有一個固定任務，那就是一旦日蘇正式開戰，就必須出兵攻占海參崴。因為負有這一特殊使命，第19師團不得不整天待在家裡，眼睛一眨不眨地死盯著蘇聯，等於哪也去不了。

日蘇什麼時候開戰呢？鬼纔知道。第19師團自成立後，一次都沒有出動過。尾高上任後，也始終看不到和岡村等人並駕齊驅的可能，他常對此抱怨不已，多次請求“朝鮮軍”司令部給予第19師團出兵的機會，以便增加師團的“光榮傳統”。

現在機會終於上了門，可是突然又失之交臂，能不讓人打心眼裡感到郁悶嗎？

當年的日本陸軍將校裡，像尾高這樣心比天高、命比紙薄的還有很多，由於實在找不到“立功”的機會，他們甚至不得不鋌而走險。

比如一個叫長勇的家伙，曾是參謀本部的參謀。1931年10月，參謀本部的一批少壯軍官陰謀發動政變，建立軍人內閣。長勇赫然就在其中，他不僅是指揮者之一，預設的軍人內閣裡還有他的席位，乃“警視廳總監”。

政變不幸中途流產，淪落為“十月事件”，長勇受到審查，並被從參謀本部驅逐出去，下放到了部隊。

又如田中隆吉，沒他煽風點火，“一·二八”淞滬會戰恐怕還打不起來。那時田中是駐上海的副武官，為了給陸軍找到出兵上海的借口，他不惜使出各種下三濫手段，什麼打傷自家的日本僧人，焚燒工廠，無所不為。之後的綏遠戰役，在滿蒙軍背後搖頭晃腦、指手畫腳的也是這位仁兄。

長勇、田中都在第19師團，前者為步兵聯隊長，後者為山炮兵聯隊長。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名叫佐籐幸德的聯隊長，受尾高信任和器重，而且同樣屬於衝動型。

可以這樣說，第19師團就是日本軍人中不得志者和冒險家的樂園。這群渣渣聚一堆，就跟干柴似的，全仰著脖子等火星上身呢。

如果軍部高層鐵板一塊，縱使他們等到心焦掉也無濟於事，問題在於，軍部根本就不是一塊鐵板。

主張息事寧人的主要是板垣征四郎、載仁這些軍隊高層，所謂“既得利益者”，做什麼都瞻前顧後，現在既遭天皇斥責，差點丟掉烏紗帽，也就不願再去冒險了。稻田等處於中低層的少壯派可不一樣，對他們來說，冒險就有機會，不冒險就一點機會沒有。

稻田改變不了高層的決定，但沒人能堵得了他的一張嘴。他一直在背後嘮嘮叨叨，閑話一大堆，其主旨自然還是論證作戰有理。

論據之一，不打仗還能成名，此事古難全。第19師團長駐朝鮮，缺少實戰經驗，正好利用這次機會，讓第19師團接受鍛煉，從而一夜成名，把它打造成對蘇作戰的兵團。

論據之二，好人要好到不像人，壞人也要壞到不像人。不給蘇軍一點苦頭喫喫，以後邊境事件還會有增無減，而第19師團的將佐們正是“壞到不像人”，可以痛扁蘇聯老毛子的人選，如果說他們還完不成對蘇作戰的任務，日軍裡面就再也找不出更合適的了。

一百個人眼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所以稻田的“壞”不是指缺點，而是優點。別人說尾高魯莽，稻田就說他大膽果斷，敢作敢當，乃可貴的“純武人性格”。對尾高以下的長勇、田中、佐籐，稻田也是贊不絕口，稱為豪氣干雲。

稻田的言論是朝著高層發的，可惜上面不屑一顧。比如板垣，當初就是靠策劃“九一八”冒險上位的，也正因為如此，他比較能看穿稻田等人的用心，無非“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想靠冒險一夜走紅而已。

板垣屬於過來人，持的就是過來人心態：你們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你們得明白一個道理，鑽石恆久遠，多了不值錢，個冒險成功了，不等於第二個、第三個就能復制成功。

稻田的話觸動不了高層，然而當傳到第19師團耳朵裡時，效果卻完全兩樣。

參謀本部有一個作戰參謀到張鼓峰視察，把前後經過，特別是稻田對作戰的支持，一五一十地透露給了尾高。尾高如遇知音，腰杆一下子硬了起來。

按照“朝鮮軍”中村司令官的命令，第19師團主力應於7月28日前返回原駐地朝鮮羅南，尾高卻遲遲不願回撤，一直拖到7月29日，實在拖不下去了，他纔被迫下令撤兵。

主力走了，就連師團部也回了羅南，隻有作為師團長的尾高還留在初部署的位置上，仿佛在等待著什麼意外發生似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就在這天早上，尾高突然接到偵察報告，約有十名蘇聯兵開始在沙草峰南面構築工事。

沙草峰是位於張鼓峰以北兩公裡的一座隆起山峰，高度尚不及張鼓峰，但張鼓峰屬於“界限不明地區”，沙草峰則是蘇方承認的“滿洲國”領土。

尾高眼前一亮，立刻來了精神：真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啊，干它！

人選

應該說，如果不是肅殺，朱可夫還不一定能得到如此重用。

代紅軍領導層中名將太多了，完全可以用燦若繁星來形容，不說加倫，即便是朱可夫曾經的頂頭上司烏鮑列維奇，也十分了得，此人被譽為“二戰”前蘇聯秀的軍區司令員。顯然，從資歷到實戰經驗，無論他們中的誰，都比朱可夫更有資格擔任前線總指揮。

正因為這些更有資格的人都掛了，朱可夫纔會成為斯大林的人選。

朱可夫出身騎兵，是帥的得力助手和下屬。到肅殺結束帥殺了三個，留了兩個，留下的這兩個，一為伏羅希洛夫，一為布瓊尼，二位同屬於蘇聯國內戰爭時騎兵軍的將領，而騎兵軍稱得上是蘇聯的精銳部隊。

順著布瓊尼這條線，朱可夫在政治上首先達到了“及格線”，這也是朱可夫能夠保住項上人頭的重要前提之一。

除此之外，就得有點真本事。朱可夫從騎兵排長做到騎兵軍長，有著指揮機動作戰的豐富經驗，同時指揮軍區演習的經歷，又使他初步具備了調度大兵團的那種宏闊眼光。

還有一點也可能是蘇聯高層予以考慮的因素。那就是抗戰爆發後，朱可夫曾作為軍事顧問援華，盡管他當時隻是在技術問題上為中國軍隊提供咨詢，並未參與具體作戰計劃的制訂，但多少積累了一些對日軍的認識和作戰經驗，如今在諾門罕戰場上正用得上。

1939年6月5日晨，朱可夫乘飛機抵達蒙古，重點是研究駐蒙古的第57特別軍在諾門罕戰役中的指揮得失。

讓他想不到的是，第57特別軍司令部竟然設在距離諾門罕前線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