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列巡洋艦（Battlecruiser）是有史以來令人著迷的海軍作戰艦艇種類之一。它們那雄偉的身姿、出眾的航速和強大的武備所傳達給觀者的力量感、現代感、快速反應力和戰鬥力，鑄就了其在人類海戰史上的迷人風采。無論是安靜地停泊在錨地，還是以滿旗的盛裝姿態出現在閱艦式上，或籠罩在濃郁的硝煙中，在巨炮的炮口焰下時隱時現，抑或衝破驚濤駭浪全速衝向敵艦，都體現著戰列巡洋艦這一艦種自1905年至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一發展與輝煌期內在海軍軍事技術上取得的水平與創新成果。

戰列巡洋艦是傳統學科（造艦與冶金）和新興學科（電力、蒸汽輪機、燃油鍋爐、火控與無線電技術）的優良結合體，它們在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進行的各種海上戰鬥—包括突襲、追擊、正面交鋒等—無一不彰顯著這些新型戰艦在技術與工程方面的出眾品質。此外，指揮戰列巡洋艦作戰的海軍將領們的領導能力、艦上官兵們的訓練水平和戰鬥勇氣也增強了這一品質。不過，隨著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散盡，以及海軍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加之新式海戰兵器（潛艇與海軍航空兵）的嶄露頭角，使得戰列巡洋艦這一艦種在海上戰爭中的作用不斷被削弱，並導致其逐漸被新問世的另一種新型主力艦—快速戰列艦所取代，從而慢慢走向了消亡。

戰列巡洋艦甫一問世，就成為當時發展勢頭為迅猛的明星主角艦種，並且在次世界大戰著名的幾場海戰中有著讓人矚目的表現，而英國和德國各自設計建造的多級戰列巡洋艦則是其中為醒目的兩面旗幟。戰列巡洋艦的締造者是曾於1904—1910年擔任英國海務大臣（First Sea Lord）的皇家海軍上將約翰·費舍爾爵士（Sir John Fisher）。費舍爾在任期間，為英國皇家海軍一手打造了劃時代的“無畏”號（HMS Dreadnought）戰列艦，為戰列艦這一古老艦種的發展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並借此開發出了一款新型戰艦—戰列巡洋艦。戰列巡洋艦的開山之作“無敵”級（Invincible Class）配備了類似於“無畏”號戰列艦火力強大的單一口徑主炮，其航速也遠超當時的其他主力艦和擔負艦隊偵察與護航任務的裝甲巡洋艦，可謂是強火力和高航速的完美結合體。

憑借著出眾的性能，戰列巡洋艦成了消滅敵巡洋艦—包括那些在敵艦隊中擔任前衛任務的艦艇和專事破交的商船襲擊艦—的理想武器，同時還能充當己方艦隊的急先鋒，前出對敵艦隊實施偵察，並及時將敵艦隊的航向、航速等動態信息向本艦隊的高級指揮官實時通報。面對英國人的創新之作，德國海軍以動工興建自己的戰列巡洋艦作為回應，1908年“馮·德·坦恩”號（SMS Von der Tann）開工，德國海軍也走上了發展戰列巡洋艦的道路。英德兩國在戰列巡洋艦的建造上都投入了巨量的資源。1906—1914年，英國皇家海軍有10艘戰列巡洋艦入役，其中9艘於一戰爆發前即已加入皇家海軍序列；德國海軍在這一時期有5艘入役，其中4艘是在戰前。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海軍又得到了另外4艘新建戰列巡洋艦的補充，而德國海軍隻新增了2艘。在英德兩國戰列巡洋艦的設計偏好方面，至少在日德蘭海戰之前，英國戰列巡洋艦一直更看重航速和武備，而非裝甲防護，盡管有證據表明這並不是英國戰列巡洋艦的主要命門所在。德國的設計師們則選擇了另一種方式，放棄了對武備（特別是主炮）的過分偏重，而更多地將關注點放在加強裝甲防護和其他能夠提高全艦生存能力的因素上，如更加合理的艦體隔艙劃分和更為有效的水下部位防護等，從而設計出了性能更為均衡的戰艦。德國設計師們還迅速地查明了火炮彈藥在儲存、搬運和使用等環節存在的安全隱患，建立了確保全艦安全的相關彈藥使用操作規程。

戰列巡洋艦這一艦種在海軍技術發展、艦隊戰術的進化和海軍史上所體現出的重要性，一直吸引著眾多專家和海軍軍事作家的關注。長久以來，海軍軍事作家們專注於戰列巡洋艦這一素材，創作了大量與之相關的作品，包括書籍、文章，以及分析介紹某艘戰艦的起源、研發、造價、技術特點、作戰行動、戰鬥表現和缺陷弱點等的專著。一般來說，盡管有時這些作品也較多地注重其中的插圖，如隨附圖紙和照片等，但基本都還是以文字描述的形式示人。

那麼，既然同類作品已經汗牛充棟，讀者們為什麼還要打開這本關於戰列巡洋艦的新書呢？首先無疑是戰列巡洋艦的設計過程、技術沿革和作戰史所散發的獨特魅力，使我們對這一艦種產生了格外的關注；其次是因為本書通過引入在此前其他相同題材書籍中普遍缺乏的完整、原創的內容，為讀者們提供了高附加值。我們在寫作本書時，遵循了與其他作家不同的方法。為實現我們將英德戰列巡洋艦全面翔實地介紹給讀者這一目標，我們在寫作時所采用的標準，是將通常被孤立看待的一個個素和內容結合在一起，從歷史、政治、戰略、經濟、工業生產，以及技術與實戰使用等多個角度和層面，對這種獨特類型的戰艦進行整體的分析、評估與描述，從而向讀者們提供一幅關於戰列巡洋艦的“全景畫面”。這是本書的寫作基礎，也是對本書內容範圍的定義。而本書內容的焦點，則放在英國與德國的戰列巡洋艦從問世到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時間內的發展脈絡、技術特點與作戰使用情況等內容上。

在我們看來，用本書所選擇的“地域”（英國和德國）和時代背景〔20世紀初至1918年，以英國的“費舍爾革命”和德國的馮·提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上將主政德國海軍為標志〕詮釋戰列巡洋艦發展史中那些代表性的諸方面為合適。這就意味著本書將側重於介紹戰列巡洋艦的起源，分析其技術特點和與之相關的政治因素（國內和國際），以及還原它們所參與的作戰行動（主要是在北海海域）。這種方式的一個直接好處是能夠對英德兩國海軍的決策者和設計師們為各自的戰列巡洋艦所作的技術選擇和戰術運用進行全面和深入的對比，從而明晰這種武器與政治、經濟、戰略、工業和技術因素之間的密切聯繫。

1877—1878年的俄土戰爭影響深遠。這場戰爭使巴爾干國家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尤其是在土耳其的歐洲部分土地上誕生了親俄的保加利亞（Bulgaria），標志著泛斯拉夫主義在政治上次取得了成功。這令英國和奧地利憂心忡忡。它們擔心過於強大的俄羅斯帝國會威脅到各自在亞洲和巴爾干的利益。面對俄國可能與奧匈帝國、英國和土耳其三國集團爆發一場新的大規模衝突的可怕前景，俾斯麥拋出了他的斡旋方案。他提議各方在柏林召開和會，由德國居中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終，根據在柏林和會（1877年7月13日閉幕）上達成的協議，沙皇俄國被迫放棄了一部分領土主張；塞爾維亞（Serbia）、黑山（Montenegro）和羅馬尼亞（Romania）的獨立地位獲得承認；保加利亞維持自治，但被迫放棄了馬其頓（Macedonia）；此外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Bosnia-herzegovina）淪為了奧匈帝國的保護國。如前文提到的那樣，英國通過這一協議得到了塞浦路斯。

沙俄在巴爾干問題上的憤憤不平，加上俄奧之間各種齷齪爭端的不斷升級，導致了1879年《德奧條約》的簽訂。根據條約，德國將為奧匈帝國提供安全保證，以防後者遭到俄國進攻。到了1882年，又在《德奧條約》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雙重聯盟關繫，將被德奧結盟所吸引，且與法國素有分歧的意大利〔法國於1881年占領了意大利覬覦的突尼斯（Tunisia）〕納入其中。三國同盟由此誕生。《三國同盟條約》連續數次在後期限前續訂，後一次是1912年。1914年，意大利在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宣布中立，三國同盟遂告結束。

盡管與奧意兩國簽約建立了雙重聯盟關繫，俾斯麥卻無意與俄國發生衝突。他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德國在西線和法國開戰時東線不會後院起火，因此，俾斯麥於1881年6月邀請俄國一同續簽曾於1873年締結，但兩年後即中止的《三皇盟約》（Pact of the Three Emperors）。新的盟約於1881年6月簽署，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承諾在法國或英國對盟約國之一進行侵略時保持中立。盟約於1884年續訂，1887年到期。同年，為應對俄奧之間日益緊張的態勢，德俄兩國又簽訂了一個防御性的反擔保協定。協定保證當奧匈帝國進攻俄國時，德國將保持中立，從而換取德國在遭到法國進攻時俄國的中立。通過這一協定，俾斯麥所打造的聯盟體繫達到了。但縱是鐵血宰相，一代英傑，卻無法讓英國也參與其宏偉的設計。英國首相迪斯雷利（Disraeli）倒是願意花些時間對柏林和會上德國的提議進行評估考慮，但他在1880年下臺了，繼任的格萊斯頓（Gladstone）自由黨內閣政府在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將此事束之高閣。

1888年，野心勃勃的新皇威廉二世繼承了其父腓特烈三世還沒來得及坐熱的皇位，隨即於1890年將老臣俾斯麥解職。在此之後，德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這種轉變突出地表現出威廉二世對自己成為世界舞臺上的傑出人物的強烈渴望，以及自我力量的展示。而這一切都應歸咎於威廉二世本人的衝動性格和他對德國外交與軍事能力的過度自信。這導致了1890年俄德反擔保密約到期後雙方沒有續約，而法國此時卻不失時機地表示願意為俄國提供軍事裝備和俄國工業與鐵路發展所需的財政資源。這就為聖彼得堡和巴黎之間的友好關繫鋪平了道路，也鼓舞了兩國攜手抗德的決心。1892年法俄簽署軍事協定，拉開了1894年建立兩國協約的序幕。法俄兩國在協定中承諾，在一方締約國受到德國單獨或伙同三國同盟的其他成員攻擊的情況下，另一方將立即展開軍事行動，使德國陷入兩線作戰的不利境地。

與此同時，由於德國的野心越來越大，越來越多地執行擴張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政策，英德關繫也逐漸降溫。威廉二世及其朋黨們決心使德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一個不光在工業和商業領域獨領風騷，而且在殖民和軍事方面也難逢敵手的世界強國。更糟的是，在1896年1月，英布戰爭一觸即發之時，威廉二世皇帝陛下竟然給南非的保羅·克魯格發去賀電，祝賀這位德蘭士瓦共和國總統擊敗了詹姆森亂黨的突襲行動。此外，在海軍上將提爾皮茨的堅定支持與不懈努力下，德國部《海軍法》於1898年得以頒行，德國海軍艦隊的次擴軍計劃也隨之於同年獲得通過。

奇怪的是，就在對面的德國海軍準備開始磨刀的同年（1898年），英國頗具影響力的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卻由於擔心俄國威脅到英國在亞洲的利益，初步表達了他對與德國結盟的興趣。盡管張伯倫一再嘗試，德國政府還是擱置了他的提議。德國政府此時對培養公眾的反英情緒更有熱情，借以推動德國國會批準《海軍法》。德國深信，在對英國的提議做出積極回應之前，觀望政策會給德國帶來更好的結果，而給正在被布爾戰爭和與法俄的緊張關繫所困擾的英國帶來難題，但事實證明這一想法純屬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