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謝
序 拉裡·戴蒙德理查德·岡瑟
對政黨的支持為何下降了？
政黨本質的發展和變化
改革後的政黨和政黨制度
發展中的政黨制度與後共產主義政黨制度
挑戰之下的政黨

卷一 理論與歷史的視角
章 政黨類型與功能
政黨類型學
政黨的七種功能
政黨類型
15種理想類型的政黨及其理論建構
第二章 西方民主國家政黨的興起
通向民主的三條道路
通向政黨和民主的其他道路
變化多樣的政黨世界
對政黨的批判
政黨類型的發展順序
第三章 歐洲左翼的美國化
變化的社會，變化的政治
新社會民主黨
舊術語，新含義
第四章 政黨今非昔比
政黨的鞏固功能
建構選舉競爭
提供像征性認同
組建政府
整合利益訴求
政黨的前景
第五章 選舉制度對政黨的影響
對“定律”的重新闡述
新的案例：從比例代表制回歸相對多數制
對選舉制度的誤解
對政黨的影響

卷二 改革後的政黨與政黨制度
第六章 意大利政黨的三個階段
三個大眾型政黨
政黨職員、財政以及議會構成
更小型政黨
政黨與社會
20世紀90年代之前主要政黨的變化
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政黨與社會
20世紀90年代早期之後的老政黨與新政黨
20世紀90年代的政黨組織與公民社會
歷時比較
第七章 日本“五五年體制”及其超越
如何研究政黨
正式與非正式組織
候選人選舉組織
決化
內部衝突的解決
自民黨：聯盟還是制度？
日本的其他政黨
大眾化的個人關繫型政黨

卷三 發展中的政黨制度與後共產主義政黨制度
第八章 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期間的政治達爾文主義
主要政黨的變化
政黨制度的變化
政治達爾文主義
調適：三個案例研究
變化模式
附錄：通貨膨脹對立法投票份額變化影響的
模型
第九章 走向溫主義-論印度的政黨
社主義
政治機構是怎樣形成政黨的呢？
哪種政黨制度？
變化和連續性
溫主義是可持續的嗎？
第十章 土耳其政黨的制度衰落
去制度化、碎片化和兩極分化
政黨的組織化特征
政治伊斯蘭的崛起：福利黨
中右翼
中左翼
小型政黨
去制度化
第十一章 中國臺灣地區一黨霸權的遺產
臺灣地區威權“政體”的遺產
臺灣地區競爭性政黨制度的興起
選舉競爭的新興模式
社會分裂與議題建構
三個主要政黨的組織演化
政黨向公民社會的滲透
臺灣地區新民主政治的啟示
第十二章 後共產主義民主國家的不同發展道路
研究民主國家為什麼要關注政黨？
政黨意識形態的功效
東歐的歷史遺產
歷史遺產和政黨制度
競爭者假設
政黨和政黨制度的影響
後發優勢

卷四 結論
第十三章 當代政黨面臨的挑戰
政黨的功能
代表性功能和制度性功能
衰落還是調適？
政黨面臨的三大挑戰
政黨的未來

譯後記

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面臨著一個諷刺且惱人的困境。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民主在全世界的傳播已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平均而言，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已達歷史值。威權主義意識形態已經衰落，除了民主政體之外沒有任何一種政府形式能具有顯著的合法性。然而，對民主制度所特有的制度卻存在著大量的不滿，且這種不滿正在不斷增長。這其中，沒有哪一種制度像政黨制度一樣飽受非議。
在世界三大民主政體——日本、北美和歐洲國家中，人們對政府的信心正在下降。公民對他們的代議制度、政黨，尤其是政客，充滿了懷疑。對這些機制的信任或者信心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很低（有超過一半的公眾持懷疑或者不信任態度），而且還在持續下降。事實上，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蘇珊·法爾（SusanPharr）和拉塞爾·多爾頓（Russell Dalton）總結道：“有證據表明在13個國家中有12個國家的公民對政客的信心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下降，並且這是有繫統數據支撐的。”
更為“清晰和驚人”的是當代公眾的政黨忠誠的銷蝕。在幾乎所有先進的工業化民主國家中（19個國家中有17個擁有連續的數據證明），認同政黨的人口比例在過去25年裡有所下降。同樣，對政黨忠誠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這種現像不僅由客觀政治發展所驅使，而且還與代際發展的趨勢密切相關。因為更年輕、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公民政黨忠誠度更低，盡管他們的政治興趣和參與程度更高。
在發展中民主國家和“第三波”民主國家中，對政黨的喜愛甚至更弱，對政黨和政客的懷疑更不利於民主政體的穩定。在拉美國家（包括整個地區17個民主國家）中隻有五分之一的國家的人們表現出了對政黨“非常”或者“有些”信任，而45%的國家中人們對政黨完全沒有信心。隻有五分之一的韓國人信任政黨，而在11個後共產主義國家中，這個比例僅為八分之一，反映對政黨和國家制度不信任的共產主義遺產正在擴散。
除世界三大民主政體之外，政治懷疑論的範圍已經完全超過了政黨範疇。在韓國和後共產主義國家，對國家立法的信任或信心僅為22%，拉美國家平均僅為28%。對司法制度的信心在韓國高得多（57%），但是在拉美或者後共產主義國家卻非如此，前者為34%，後者為29%。在這些國家，不滿情緒是一個更為廣泛的現像，表現為冷漠甚至是疏離的氛圍。單個的政黨效能和政黨制度的效能（相信制度有能力解決國家問題）也開始下降。對於民主運行方式的滿意度也在50%以下。
在民主制度已經鞏固的民主國家中（包括如印度和哥斯達黎加），因為民主的價值已經根深蒂固，不滿並沒有轉化為去合法化。然而，不滿的後果在一些民主還沒有鞏固的國家——大部分第三波民主國家，如亞洲、拉美、非洲和後共產主義世界裡就更為嚴重。當民主的合法性並沒有深深地根植在社會各個層面，長期對民主的不滿和叛離極可能使人們重燃對威權統治的偏好，消除對它的抵制，從而導致某種形式的威權統治死灰復燃。我們無法肯定地說，強有力的、制度化的政黨是鞏固或者維持民主活力的必要條件。20世紀90年代，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在缺乏穩定、制度化的強大政黨的情況下，相當迅速地鞏固了他們的新民主政體，這主要是得益於其他壓倒性優勢（包括與西歐國家毗鄰，政治文化能夠產生對民主強有力的初始忠誠）。7然而，當民主不能被其他方式快速合法化時，孱弱的政治制度、較差的政治表現以及隨之出現的對政黨和政客的懷疑將阻礙民主的鞏固，甚至存在破壞民主活力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