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美國對朝鮮停戰談判的政策及其變化》分階段研究了美國關於朝鮮停戰談判策略的變化過程，強調杜魯門政府時期的源於爭奪全球霸權戰略目標談判政策，要為這一時期停戰談判不能取得成果負責。而朝鮮停戰協定得以在艾森豪威爾任內簽訂，並非是由於美國核威脅的結果，合理的答案應是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對待朝鮮戰爭的政策的變化。

第二編“冷戰全球化與美國的‘國家冷戰戰略’（1953～1962）”包括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探討了美國外交在“國家冷戰戰略”的指導下，對重大危機的反應、對第三世界的政策、如何應對東西方同盟內部出現的分歧和衝突，其中重點研究了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以及隱蔽戰略的實施、美日同盟關繫的重新界定、美國對兩次臺灣海峽危機的反應以及美國對東歐的政策等。

第五章《“成功行動”計劃與美國在拉丁美洲的隱蔽行動》分析了美國對付危地馬拉阿本斯政府的顛覆行動，強調了這一行動深遠意義。此後，宣傳戰和心理戰、輔助性軍事行動以及公開的支持性政治、經濟與外交壓力就構成了美國隱蔽行動計劃的三個基本環節並服務於美國特定的政策目標和戰略目的。“成功行動”計劃奠定了美國隱蔽行動模式的基礎，而隱蔽行動則成為美國實施冷戰戰略和遏制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六章《美國的東歐政策與匈牙利十月危機》解釋了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對東歐政策的實質。可以看出，美國的東歐政策是根據美國對蘇冷戰遏制戰略的總體目標來制定和實施的，力圖通過軍事以外包括政治的、心理的、經濟的等各種途徑和手段，達到分化和肢解“蘇東集團”、削弱和動搖（而非推翻）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控制和權威的目的。由於認識到東歐對於蘇聯所具有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特殊重要性，在整個冷戰時期，不打破歐洲現狀、不威脅蘇聯的核心安全，一直是美國東歐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

第七章《斯普特尼克事件與美國的“導彈差距”恐慌》揭示了美國政府內部對斯普特尼克事件的復雜反應。困擾美國決策者深的國家安全問題，大概就是當一個敵對國家正在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時，而自己卻無法獲知其技術的進展情況。因此，“導彈差距”認知實際上就是在冷戰對抗背景下美國情報機構和美國公眾對於蘇聯技術進步和蘇聯“秘密”的心理恐懼與過度反應。同時，相信“壞假定情況”正是冷戰政治和冷戰思維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導彈差距”產生及存在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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