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建設常態現代國家：中國改革報告2015

編輯推薦

★ 胡德平、高尚全、瀋寶祥、宋曉梧、吳稼祥、王占陽誠意推薦

內容簡介

改革的目的應當是明確的，從大的視野考察，就是人的解放，給人以更多的自由，更少一些束縛，進而終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明的方向和奮鬥目標。
從制度建設角度考察，改革就是建立一個能夠體現社會公正的制度。因為一個社會的公正，重要的是體現在制度的公正。制度公正體現在效率、人的潛能的釋放、人權保障、公平公正等諸多方面。而制度公正，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公正。而要建立一個制度公正的社會，需要學習和借鋻，吸收和利用，需要規劃設計，需要推進全方位的改革。

作者簡介

陳劍，現代化研究專家。男，祖籍江蘇淮安，1957年3月出生安徽蕪湖，先後畢業於安徽大學經濟繫和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先後在安徽省銅陵市委、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浙江溫嶺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等部門工作。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20人論壇執行主任，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會長，全國工商聯參政議政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委講師團專家組成員，北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交通大學等多所大學兼職教授。
主要著作有：《人口素質概論》《中國生育革命紀實（1978—1991）》《北京離現代化有多遠》《奧運熱點面對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國離現代化有多遠——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宣言》。主編《中國改革報告2011》《中國改革報告2012》《中國改革報告2013》《第三輪改革——中國改革報告2014》；出版專著二十餘部，發表學術論文四百餘篇。一些專著和論文曾獲省部級獎。

序言一彭森
序言二胡德平
部分中國改革主報告
一、建設常態現代國家00
二、反腐，關乎黨的生死存亡的一場鬥爭0
三、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體制0
四、全方位改革，進展與突破
——2014年中國改革綜述0
五、2014年重大事件述評0
六、2015年中國發展展望0
七、九大政策建議0
第二部分改革總論
撥亂反正，依憲治國，開創新的政治文明張梅穎0
習近平的治國使命與未來發展汪玉凱0序言一彭森
序言二胡德平
部分中國改革主報告
一、建設常態現代國家00
二、反腐，關乎黨的生死存亡的一場鬥爭0
三、加快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體制0
四、全方位改革，進展與突破
——2014年中國改革綜述0
五、2014年重大事件述評0
六、2015年中國發展展望0
七、九大政策建議0
第二部分改革總論
撥亂反正，依憲治國，開創新的政治文明張梅穎0
習近平的治國使命與未來發展汪玉凱0
新常態下的全面深化改革高尚全0
辯證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重要認識問題瀋寶祥0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鮮明的特色王占陽
論習近平新政蕭功秦
布局大外交鄧聿文
第三部分經濟體制改革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長態勢展望張立群
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王峰
混合所有制
——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銜接點宋曉梧
推進新型城鎮化要處理好四大關繫馬曉河塗聖偉張義博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與再平衡王小魯
政府預算管理制度建設與國家治理體繫的現代化韋森
國家資產負債表與經濟體制改革陳劍
溫州經濟現狀與擔憂謝炳超
第四部分政治和法律體制改革
推進政治改革，遏制腐敗包心鋻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堅持黨的領導張恆山
依法治國與國家治理現代化高尚全陸琪
提高人權意識，推進依法治國張曉玲李思
依法治國要與民主建設相同步蔣德海
黨的建設新常態，從領袖治黨到制度治黨蔡霞
如何推進司法體制改革陳劍
推進“四個全面”，破解重點和難點問題陳劍
第五部分文化和社會體制改革
強基層、建機制：社區衛生服務治理模式的轉型顧昕
振興中醫藥應從建設中醫藥重大項目開始李俊峰
教育改革再啟程、再進發田雪原
民辦學校分類改革探索袁緒程
社會治理新常態下的風險治理機制構建姚儉建
中國體育政績評價的改革思路易劍東
獨生子女家庭的權益保障與風險規避穆光宗
胡耀邦關於調整生育政策批示的歷史背景分析陳劍
新時期工人狀況的社會學鳥瞰郭於華黃斌歡
第六部分地方改革實踐
村民自治，從同體監督到異體監督
——浙江省武義縣後陳村考察李永忠
參與式預算，溫嶺十年探索陳奕敏
成都市推進基層社會協商的創新實踐趙國忠
北京市通州區新華街道“雙協會”框架設計與實踐林學達
銅陵市公務用車制度改革徐南
附件一天下情懷，責任擔當
——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2014年工作綜述
附件二“2014中國改革論壇——推進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
現代化”發言實錄
附件三“基層協商民主理論與實踐座談會”發言實錄

在線試讀

彭森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2014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重新吹響了新的歷史時期的改革集結號，拉開了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新一輪改革目標明確、方向堅定，堅持頂層設計，要求改革舉措落地，有一些鮮明的時代特征：一是黨中央、國務院直接部署，中央主要領導親自掛帥，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後，已召開七次領導小組會議，年初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就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動員，深改辦注重統籌協調、分解任務、落實責任和督促監督，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有力的工作機制。二是改革堅持頂層設計，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各個領域，注重改革的繫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改革的廣度也是空前的。中央制定了貫徹實施三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分工方案，編制2014~2020年重要改革實施規劃，統籌部署改革的戰略問題。審議通過司法體制、戶籍制度、文化體制、財稅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三是改革堅持問題導向，立足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體制障礙，關注改善民生，在全社會取得共識，重大改革措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四是根據中央和國務院的總體部署，重點領域改革步伐加快，取得一繫列進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國務院各部門帶頭自我革命，簡政放權成了全面改革的先手棋。財稅金融改革穩步推進，利率彙率市場化進程邁出了新的步伐，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在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等領域推出了80個鼓勵社會資本進入的示範項目。上海自貿區發展良好，初步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但是，新一輪改革的征程並不平坦，還面臨許多考驗和挑戰。中央關於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和要求是堅定的，旗幟是鮮明的，但社會上還總是有噪聲，用封閉僵化、教條主義的東西進行指責和干擾。中央關於重點改革的理論突破充滿了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精神，但也確實有些地方、部門或是求穩怕亂，或是維護既得利益，對一些政策按自己的理解進行變通、縮水。中央關於改革任務的部署很全面、很嚴格，但實踐中也確實存在等待觀望、“中梗阻”、改革方案難落地的現像。日前中央再次重申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書記強調，今年是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年，要真刀真槍推進改革，為今後幾年改革開好頭。新一輪改革剛剛起步，改革是進行時，永遠沒有完成時。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改革不斷取得實質性突破。
新一年的改革重點和路線圖如何設計籌劃，擬出臺的改革方案如何落地。社會各方對此高度關注，充滿期待。總的來講，改革應繼續高度重視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但工作重點和著力點應從政府自身的改革這個“開場戲”，逐步轉移到市場體制、市場秩序、市場競爭機制的建立和完善這場“正戲”上來，即將建立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繫作為改革的重頭戲。彭森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2014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重新吹響了新的歷史時期的改革集結號，拉開了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新一輪改革目標明確、方向堅定，堅持頂層設計，要求改革舉措落地，有一些鮮明的時代特征：一是黨中央、國務院直接部署，中央主要領導親自掛帥，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後，已召開七次領導小組會議，年初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就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動員，深改辦注重統籌協調、分解任務、落實責任和督促監督，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有力的工作機制。二是改革堅持頂層設計，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各個領域，注重改革的繫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改革的廣度也是空前的。中央制定了貫徹實施三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分工方案，編制2014~2020年重要改革實施規劃，統籌部署改革的戰略問題。審議通過司法體制、戶籍制度、文化體制、財稅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三是改革堅持問題導向，立足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體制障礙，關注改善民生，在全社會取得共識，重大改革措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四是根據中央和國務院的總體部署，重點領域改革步伐加快，取得一繫列進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國務院各部門帶頭自我革命，簡政放權成了全面改革的先手棋。財稅金融改革穩步推進，利率彙率市場化進程邁出了新的步伐，投資項目核準和備案管理制度進一步完善，在基礎設施、清潔能源等領域推出了80個鼓勵社會資本進入的示範項目。上海自貿區發展良好，初步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但是，新一輪改革的征程並不平坦，還面臨許多考驗和挑戰。中央關於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和要求是堅定的，旗幟是鮮明的，但社會上還總是有噪聲，用封閉僵化、教條主義的東西進行指責和干擾。中央關於重點改革的理論突破充滿了創新和與時俱進的精神，但也確實有些地方、部門或是求穩怕亂，或是維護既得利益，對一些政策按自己的理解進行變通、縮水。中央關於改革任務的部署很全面、很嚴格，但實踐中也確實存在等待觀望、“中梗阻”、改革方案難落地的現像。日前中央再次重申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書記強調，今年是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年，要真刀真槍推進改革，為今後幾年改革開好頭。新一輪改革剛剛起步，改革是進行時，永遠沒有完成時。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決心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推動改革不斷取得實質性突破。
新一年的改革重點和路線圖如何設計籌劃，擬出臺的改革方案如何落地。社會各方對此高度關注，充滿期待。總的來講，改革應繼續高度重視政府與市場的關繫，但工作重點和著力點應從政府自身的改革這個“開場戲”，逐步轉移到市場體制、市場秩序、市場競爭機制的建立和完善這場“正戲”上來，即將建立和完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繫作為改革的重頭戲。
一方面，要繼續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這項改革的主要任務是簡政放權，實質內容是政府轉型、轉變職能，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繫。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新一屆政府成立時，全國的行政許可尚有1700多項，一年多來分8批共計減少了690項。12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又取消下放了108項，剩餘的行政許可隻有900項。今年夏天，全國人大組織了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全面調研評估，總體是充分肯定。例如國家發改委2013年、2014年兩次修訂政府投資核準目錄，共減少76%的核準項目，其中不乏“真金白銀”。但是改革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存在比較嚴重的部門化、碎片化傾向。部門靠自己改自己，要求壯士斷腕何其難。一些主管部門采用擠牙膏式的放權，按照數量指標，壓縮權力，這個過程很痛苦。二是總體上還存在政府“體太胖、手太長、閑不住”的問題。經濟調控方面的越位與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等方面的缺位、錯位、不到位並存。新一年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應該轉換思路，探索由過去清理、放權式的工作方式轉變為規範、確權方式，就是首先確定政府該做什麼，對現行有效的行政許可做全面的合法性審查。按照行政許可法、市場經濟的要求，明確哪些許可是政府真正應該保留的。依法確定權力清單以後，其餘一概放開，堅決貫徹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總之，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不是堅持政府主導，也不是要強化政府作用，而是要通過改革和政府轉型，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把公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裡，使之規範運行。
另一方面，要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繫。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繫，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這項往往被大家所忽視的改革，實際上正是改革的核心和重點，是一個“綱”，可以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比如完善市場體繫的改革、壟斷體制的改革、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資源性產品價格的改革、財稅金融體制的改革等等，都可以用這項改革串聯起來。其中有幾項重要的工作，應該抓緊時機推進：
一是盡快推出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當前，各級政府正在陸續清理公布政府的權力清單，但對企業、對市場來說，更重要的是負面清單。上海浦東制定實施負面清單的做法，如果帶有普遍性，應盡快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開，允許企業依法平等的進入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真正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
二是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性壟斷，自然壟斷領域要按照三中全會確定的“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加強監管”的原則進行改革，特別是加快開放石油、電力、天然氣、電信等壟斷行業競爭性環節的業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的特許經營面向各種所有制主體開放。對那些長期以來民營經濟難以進入的領域，要加大改革力度，要有大的改革動作。比如原油進口，主要控制在少數幾家央企手裡。過去進行管控，主要理由是擔心盲目競爭，抬高進口油價。但現在國際油價大幅下跌，提供了抓緊改革石油進口管理體制的重要時間窗口。這也可落實三中全會提出的“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要求。穩中求進的關鍵是穩中有為。隻有推出一些帶有標志性、關鍵性、引領性的改革，纔能樹立“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敢於過深水區”的改革形像，同時給民營企業更大活動空間，也給經濟實實在在地增加活力。
三是抓緊推進電力、石油、天然氣、醫藥等領域的改革。凡是涉及競爭環節、競爭領域的價格，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能放開的要盡量放開。特別是要還原能源的商品屬性，形成主要由市場決定能源價格的機制。油價的市場化定價機制已基本形成，完全有條件將後一步邁出去，即政府制定計價公式，社會中介發布國際油價參照數值變化，油企自主發布和調整價格。電價的市場化定價機制尚未形成，目前電力供過於求的形勢為形成真正的電力市場和競價上網創造了條件。電價改革大的思路是“放開兩頭、管好中間”，即區分競爭性和壟斷性環節，政府單獨核定輸配電價，嚴格成本監審，接受社會監督。而在生產和消費兩頭，除居民、農業用電外，競爭性環節電價放開。鼓勵大用戶直供，一般上網電價由用戶或市場化的售電主體與發電企業通過協商、市場競價的方式自主確定。
四是全面清理和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做法，打破各種形式的市場分割和地區封鎖，重點是清理整頓地方保護主義，特別是一些地方的優惠財稅政策。今年年初，財政部向人大彙報工作時，提出今年要在全國範圍內清理財稅優惠政策，但這項工作任務需要國務院的統一號令，各部門的大力配合，應盡快推進落實有關工作。
五是抓緊修訂《反不正當競爭法》，積極開展《反壟斷法》執法檢查。要盡快全面取消預算資金對競爭性領域的補貼，清理過度干預微觀活動的產業政策，同時建立健全鼓勵充分競爭、有利於各類生產要素平等自由流動、激勵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競爭性政策，用普惠性、競爭性政策代替過去那種“挑選贏家”的產業政策。隻有加強和完善現代市場體繫改革，我國經濟纔能成功跨越結構調整的陣痛期，煥發新的活力。
由陳劍同志主編的《建設常態現代國家——中國改革報告2015》，全書四十餘萬字。主要內容包括對2014年重大事件的評述，特別是與改革相關的事件評述，彙集了諸多領域知名專家對2014年黨中央推進的全方位改革，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提出了下一步如何推進改革，在哪些領域進行改革等問題，提出了一些有獨到見解的觀點。這是一部論述改革值得關注的好書，也是作者主編的第五部年度改革報告。
本文原為作者在中國國際交流中心“2014—2015中國經濟年會”上的講話，應陳劍同志之邀，代為此書的序言。

序言二

胡德平
作者為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原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近期習近平同志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出了更多的具體要求。國家要往法治的軌道上走，已是民心所向、全黨一致的必由之路。這些都促使了我對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共和國的歷史命題產生了一些思考。
這就首先要提到1981年中共中央做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今天看來，雖然對一些歷史問題的認識和判斷還須深化和提高，對個別問題的分析似乎不忙在《決議》中急於反映。但總的來說，中共中央做出的《決議》，對全國人民來說是負責任的。“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為實現中國當代歷史上的偉大轉折起了重大作用，其歷史功績應充分肯定。
《決議》對思想和同志的晚年錯誤，做了明確的區分，就是一件極有意義的科學理論分析工作。這項區分工作之所以極有意義，是因為對我黨的指導思想采取了實事求是的態度。既不能“因為同志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定思想科學的價值”，也不能因為“凡是同志說過的話都是不可疑義的真理，隻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同志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另外，還因為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深入，又暴露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出現了很多未曾預見的問題，有的還和我們某些工作失誤有關。針對這些困難和矛盾，人們的思想認識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起碼是改革初期人們公約數的共識是不存在了。其中一個大的分歧點，就是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如何認識階級、階級鬥爭和國家專政的問題。思想和他的晚年錯誤，在國家學說上表現得尤為對立，並且還給某些錯誤認識以似是而非的理論根據，要正確認識國家學說問題，還應從前後兩種不同的論述談起。
一、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專政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一種什麼性質、什麼形式的共和國呢？共和國是否隻是資產階級專有的國家形式呢？非也，共和制度和君主制相對立。世界上一切與君主制相對立的國家形式都叫共和國。如奴隸社會的希臘城邦國家，中世紀的威尼斯、熱那亞，就是中國西周時期也有共伯、和伯共同治理的共和時期。現存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更是比比皆是。就是社會主義國家也多采用共和國的國家形式，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是議會，或代表會議的意思。1917年俄國革命成功，國家稱——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1936年，蘇聯宣布國內階級已消滅，國家改稱——人民代表蘇維埃共和國聯盟。
在黨的七大上曾做過《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多次提出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建立人民共和國的號召，並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論證新中國應叫人民共和國的道理。他說：中國新民主義的勝利，使“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注：本文引文未標明出處的均引自《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人民共和國的專政形式如何體現呢？指出，“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我認為在我國，當人們說到“專政”一詞時，好是完整的表述，起碼應說民主專政。過分簡略，行之日久，恐怕容易引起誤解。
共和國的思想同時也是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政治理念，共產黨人接受這一政治理念並不為錯。資產階級革命雖有新舊之分，但在建立共和國這一形態的問題上，兩者並不對立，而且還有繼承關繫。1954年9月20日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我國的共和國專政，也講選舉制，是人民代表選舉制；也講議會制，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議會制”；也講政黨制，是中國共產黨和多個民主黨派合作的政黨制。這些政體的形式和內容，都不是單單一個專政所能概括的。我國的人民共和國“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隻給人民，不給反動派”。在看來，人民共和國中的自由權、選舉權比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權利更廣泛、更實際、更徹底。否則有何制度上的優越性？！“文化大革命”大批民主派，隻能反映“文革”理論的專制和野蠻，鼓吹這一思想的人，他們連民主革命的關都沒有過。
同志說得很明確，人民民主專政是針對那些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和國民黨政府中的反動派。除此之外，是否一切犯罪分子都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對像呢？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說：“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做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人民犯了法，後也要專政權力機關的公檢法去處理，因而很多人認為對這類犯人的專政，就是對敵對階級的專政，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解。這不是對一個反動階級的專政，兩者是有原則區別的。這些犯罪分子雖然不是某反動階級的成員，但並不影響法律對這些犯罪分子的依法打擊和懲處，至於為外國情報部門服務的叛國分子、間諜分子，也應如此看待。
為此，結合建國以來，我國社會存在的諸多矛盾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波匈事件”，他又作出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重要講話，明確指明人民內部矛盾絕不是敵我矛盾。同志極為重視人民內部矛盾中出現的一些群眾罷工罷課，鬧事出亂子的問題。但他沒有簡單地用階級鬥爭使用的專政方法處理這類問題，反而是提出了反對黨政機關的官僚主義的問題，對那些行兇犯法的人，在他眼裡也隻是“違反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而已。
當前，我國治安問題處於高發、高危時期，維穩維權的矛盾突出，國家動用了大量物力、財力、人力用於維護廣大群眾正常的生產、生活。在人民共和國內，正確分清作為階級鬥爭的專政工具和專政對像，與處理社會治安的專政工具和專政對像的原則區別，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文革”中的全面專政
深信“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此話是一個極富號召性的革命動員令！但這還不是完整科學的國家學說，建國前後，他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文章，反映了他關於國家學說中完整的從出生到死亡的觀點。
他認為社會中的階級、國家、政黨，像人一樣都要死亡，而共產黨執政以後，就是為了促使這些東西的消亡而創造條件，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權力就是這樣的條件。為此還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裡的國家機器指的是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所以這種民主專政的公共功能，一是對人民內部實行民主，二是對反動派實行專政。二者結合，為的是使中國從一個農業國進化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實現大同。我認為這就是所憧憬的革命前景和主張，也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目的。
關於國家學說的理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重要講話之後，便出現了自身理論的內在矛盾。大家都知道，現在公開發表的講話內容對他當時的講話已做了不少修改，原稿恐怕講得更開放，更大膽。對講話所做的修改，不應看作文字、技術上的修改，而是對國內外的形勢，對治國理政的國家理論有了新的考慮和想法。
他把反對修正主義思潮放在批判教條主義之上，認為修正主義是國內一部分人想復闢資本主義的主要的好的助手。以後隨著“大躍進”運動的挫敗，三年困難時期的到來，他越來越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眼光，提綱挈領地看待黨內、國內的矛盾，向自然開戰的建設豪情變為在黨內、在人民內部去尋找階級敵人。這種結果破壞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扭曲了國家機器的全面職能，使中國人民陷入了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得緊張恐怖，人人自危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什麼運動，什麼問題都可以上升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命運，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鬥爭綱線上去！
這種轉變，明顯表現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上，《公報》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
1964年7月，在我黨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又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纔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纔能成功。”《公開信》中說的一百年到幾百年應怎麼解釋呢？《公開信》中有一處解釋是需要“五代十代”人的努力，一代人若按二十年算，其時間段就是100年到200年，若按三十年算，其時間段就是150年到300年。“文革”期間這一思想又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在一切領域、一切階段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那麼怎樣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主義做階級社會分析呢？《公開信》中說：“要向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向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那些貪污盜竊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進行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打敗他們對社會主義的進攻，把他們中間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
要說向貪污盜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的鬥爭，我黨從建國以來，對這些人從未姑息放縱過。目前我國開展的廉政反腐鬥爭就是繼續對這種人的懲治。要說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我國的法律、條例也對顛覆國家罪，恐怖暴力等罪行亦有明文規定，不定反革命罪名的，同樣可以毫不留情地依法懲處他們。至於說到地主、富農分子，五六十年過去了，兩三代人過去了，還能以過去階級的標準去看待他們和他們的子女嗎？後說到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準確地說，應指資本主義的思想和封建殘餘的影響標準，這也不應成為劃分階級的依據。要用以上劃分階級的依據來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說我國社會還存在各種反動階級，不要說現在不行，就是發表《公開信》的當時，也無令人信服的說服力！
與此相應的是1975年《憲法》總綱第1條則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強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其階級關繫的混亂，專政矛頭的濫用，可想而知。
三、走入正軌的共和國政體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產生於19世紀50年代初期。19世紀70年代，馬恩寫有大量政論雄文，充分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目的是為總結法國巴黎公社失敗的經驗教訓。十多年以後，馬恩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思路、眼界更開闊了。恩格斯於1884年3月24日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道：“資產階級統治的徹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國。”“無產階級為了奪取政權也需要民主的形式。”這和強調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的理念是完全可以鏈接的。恩格斯講：對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來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的“自由主義的‘原則’……實際上不過是一種不徹底的東西”。
以上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頁。如其徹底之日，就是它的滅亡之時。“民主共和國畢竟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後形式，資產階級統治將在這種形式下走向滅亡。”
同上。也說：“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民主。”兩者的觀點也是完全吻合的。
恩格斯認為：“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但是，共和國像其他任何政體一樣，是由它的內容決定的。”
以上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4~735頁。我國建國之時，既沒有用巴黎公社、蘇維埃，也沒有用“文革”中的革命委員會的政權形式，而是采用了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形式，其內容又是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內容。兩者的觀點是一致的。隻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人絕沒有想到，一個東方大國給他們的理論添加了新的理論和實踐內容。
關於人民共和國的觀念和恩格斯的以上論述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關於國家理論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對規律的成熟把握和實際運用。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政體既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又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如果行之以漸，我們共和國的建設一定會日漸成熟。關於新民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建國思想可以說是他思想的，也是無人異議的光輝思想。他盡管身處民主革命的階段，但也為社會主義做了充分準備，同時還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如今，全黨同志學習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物質條件比我國任何時期都好，他們著作的翻譯比我國任何時期都多。與此同時，我們學習的深度、廣度也要不斷推進。對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我們也要有更寬廣的視角。
建國前後的中國共產黨，堅決選定了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形式，並注入了人民民主專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多黨合作等等內容。形式和內容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國體與政體高度一致，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生氣，進步快的一個時期。“文革”結束之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給全黨全國人民帶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器必須在法制的號令下正常運轉，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必須保障人民正常、安全的生活。在三中全會的公報中首次明確了“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等極其重要的治國理念。
在這一個時期，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同志是國家政治生活、黨內民主生活回歸正常化的積極推動者。據法學家李步雲同志介紹：1979年耀邦同志要求中央有關部門起草了中央64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堅決保證刑法、刑事訴訟法實施的指示》，這是黨和國家重要文件中次提出“法治”理念的文件。“這一文件在確立一繫列法律原則的同時，決定‘取消各級黨委審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的‘公安六條’，宣布對‘摘掉了地、富、反、壞帽子的人’，‘應保證他們享有人民的民主權利’。”1980年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對“四人幫”等反革命集團進行了法律審判。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中明確指明“黨組織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二大有力推動下，人民的民主法治觀念大大提高。終於在1982年12月版的憲法中，總綱條再次修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面建設又走入正軌，但其間不是沒有波折的。今天，十八屆四中全會和習近平同志其後的重要講話又提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並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來把握，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繫，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後，我們應格外珍惜這一黃金發展時期，使我國的法治建設和法治治理減少波折。
由陳劍主編的《中國改革年度報告》，邀請諸多專家圍繞改革展開論述，內容涉及改革的諸多領域，在社會上產生很好影響。全方位改革推進，既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基層創新，更需要有更多普通中國民眾的關注和支持。
謹以此文，作為《建設常態現代國家——中國改革報告2015》一書的序言。

書摘插畫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