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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共產黨讀本
    該商品所屬分類:政治 -> 政治
    【市場價】
    336-488
    【優惠價】
    210-305
    【作者】 謝春濤 主編,劉寶東 等編著 
    【所屬類別】 圖書  政治/軍事  政治  中國共產黨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 
    【ISBN】9787515325422
    【折扣說明】一次購物滿999元台幣免運費+贈品
    一次購物滿2000元台幣95折+免運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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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開本:16開
    紙張:膠版紙
    包裝:平裝

    是否套裝:否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7515325422
    作者:謝春濤主編,劉寶東等編著

    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0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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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認為,該書作者是多年從事中共黨史教學的專家,以專題講解的形式對近代以來至中共十八大前這段歷史中的一些問題作了理論與實際結合,且比較通俗簡要的解讀,政治上的把握是比較到位的。語言比較簡練,口語化的表述,比較適合廣大干部、青年學生閱讀和把握。 
    內容簡介
    本書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全面繫統地解讀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執政理念、治國方略和偉大成就,是一本學習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讀本。繼《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後,黨史讀物又一力作。

    全書以黨領導人民取得革命勝利以及建設、改革成就為主線,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國防、外交、民族宗教等諸多領域的問題,回答了“歷史為什麼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怎麼做的”、“全國各族人民為什麼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一繫列重大問題。全書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篇”3部分。

    圖書配有24幅黨史名畫,反映了黨史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歷史場景。








    作者簡介
    謝春濤是中共中央黨校報刊社社長兼總編輯,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副主任。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在國內黨史界具有較大影響。主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史》、《轉折中國:1976—1982》、《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共產黨如何治理國家》、《向*學習》、《中國簡史:從孔夫子到鄧小平》(英文版)等書。
    目錄
    導言:從歷史認識中國共產黨
    新民主主義革命篇
    一、確立正確的指導思想
    西方先生經常欺負中國學生
    十月革命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
    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思想的中國風格和氣派
    二、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
    近代中國的亡國絕種之災
    反帝愛國喚起億萬民眾
    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三、與農民結成鞏固的同盟
    幾千年來未解決的農民土地問題導言:從歷史認識中國共產黨

    新民主主義革命篇 

    一、確立正確的指導思想 

    西方先生經常欺負中國學生 

    十月革命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 

    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思想的中國風格和氣派 

    二、挽救國家和民族危亡 

    近代中國的亡國絕種之災 

    反帝愛國喚起億萬民眾 

    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三、與農民結成鞏固的同盟 

    幾千年來未解決的農民土地問題 

    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 

    打土豪分田地和減租減息 

    革命軍隊源源不斷的補充兵員 

    四、團結爭取民族資產階級 

    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兩部分 

    堅持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給同盟者利益和又團結又鬥爭 

    限度孤立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 

    五、建立強大的人民軍隊 

    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 

    既是戰鬥隊又是生產隊 

    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六、開闢農村包圍城市道路 

    不成功的城市中心論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從農村走向城市 

    七、實行真正的人民民主 

    孫中山精神的真正繼承者 

    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投豆”選舉 

    官兵平等和官民平等 

    知識分子的人心所向 

    八、建設工人階級先鋒隊 

    前所未有的黨建難題 

    不問家庭出身隻看現實表現 

    重視從思想上建黨 

    嚴格的民主集中制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篇 

    九、建立單一制多民族國家 

    大一統的中華傳統 

    民族自決和聯邦制的探索 

    單一制國家體制的確定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建立 

    十、以嶄新姿態登上國際舞臺 

    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 

    一邊倒與中蘇結盟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 

    十一、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國民黨留下的亂攤子 

    通貨膨脹頑疾的消除 

    邊打、邊穩、邊建 

    恢復和發展的奇跡 

    十二、人民群眾的翻身解放 

    惠及三億農民的土地改革 

    工人階級成為國家主人 

    《婚姻法》解放廣大婦女 

    黃、賭、毒一掃而光 

    十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 

    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構想及改變 

    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 

    對民族工商業者的和平贖買 

    中國進步和發展的制度基礎 

    十四、工業化建設的起步 

    幾代人的工業化夢想 

    發展經濟的個五年計劃 

    蘇聯援助的156 項工程 

    工業化基礎的建立 

    十五、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 

    從學習蘇聯到以蘇為鋻 

    初步探索的良好開端 

    失誤、曲折及其緣由 

    成就、經驗及其影響 

    十六、與西方國家關繫的改善 

    中蘇從結盟到對抗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 

    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 

    與西方大國關繫的正常化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篇 

    十七、從歷史陰霾中走出 

    結束“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 

    平反冤假錯案與調整社會關繫 

    既糾正的錯誤又維護其歷史地位 

    十八、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闡釋 

    敢闖敢試和“三個有利於”標準 

    馬克思主義不僅要中國化還要時代化、大眾化 

    十九、把發展作為要務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三步走的發展戰略 

    非均衡發展和科教興國 

    提出科學發展觀,推動科學發展、和諧發展 

    二十、以改革作為發展動力 

    經濟改革入手 

    中國改革漸進中有激進 

    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的結合 

    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繫 

    二十一、在對外開放中發展自己 

    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 

    大膽吸收資本主義創造的文明成果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 

    二十二、不斷加強民主法治建設 

    堅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推進基層民主制度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二十三、實現國家統一維護民族團結 

    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促進港澳地區的繁榮穩定 

    發展海峽兩岸的經濟文化關繫 

    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 

    二十四、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 

    創造良好的國際發展空間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建設強大的國防 

    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 

    二十五、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 

    治黨務必從嚴 

    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 

    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 

    結束語:實現中國夢面臨的挑戰與出路 

    後記 
    前言
    導言:從歷史認識中國共產黨

    認識一個政黨的好方式,是了解它的歷史。認識中國共產黨,也是如此。
    九十多年前,中國共產黨剛成立之時,幾乎不為人所知。即使知道,也未必會料到這個黨能給中國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因為,在此前後的中國,曾先後有過二三百個政黨。這些政黨在剛成立時,往往都宣稱救國救民,但絕大多數很快煙消雲散。
    可是,這個黨與眾不同。雖然一開始力量很小,隻有五十幾個黨員,卻肩負起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任。幾年後,同國民黨一道,掀起次大革命的高潮;國民黨叛變革命後,獨立領導土地革命戰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再度同國民黨合作,進行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當國民黨違背民意發動內戰時,堅決反擊,很快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領導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就在於長期用自己多方面的模範行動,真正贏得了多數中國人的支持。導言:從歷史認識中國共產黨



    認識一個政黨的好方式,是了解它的歷史。認識中國共產黨,也是如此。

    九十多年前,中國共產黨剛成立之時,幾乎不為人所知。即使知道,也未必會料到這個黨能給中國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因為,在此前後的中國,曾先後有過二三百個政黨。這些政黨在剛成立時,往往都宣稱救國救民,但絕大多數很快煙消雲散。

    可是,這個黨與眾不同。雖然一開始力量很小,隻有五十幾個黨員,卻肩負起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任。幾年後,同國民黨一道,掀起次大革命的高潮;國民黨叛變革命後,獨立領導土地革命戰爭;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再度同國民黨合作,進行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當國民黨違背民意發動內戰時,堅決反擊,很快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領導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就在於長期用自己多方面的模範行動,真正贏得了多數中國人的支持。

    堅定地捍衛國家民族利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目標之一,就是挽救國家民族危亡,實現獨立和解放。九一八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就通電全國,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此後,又多次聲明,如果國民黨停止內戰,中國共產黨願意放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願意把自己的軍隊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願意把自己的根據地變成國民政府統一管轄下的邊區。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並得到和平解決,從而實現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局面。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改編成八路軍、新四軍,深入敵後抗日,消滅和牽制大量日偽軍,對中國以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巨大貢獻。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中,湧現出許許多多的民族英雄。東北抗日聯軍的楊靖宇將軍戰鬥到彈盡糧絕也絕不投降,犧牲後日軍解剖他的遺體,發現腸胃內沒有一粒糧食,隻有樹皮棉絮。日本人肅然起敬,沒有想到,一個人的意志能堅定到如此程度。狼牙山五壯士,寧可跳崖也絕不願意被俘。新四軍劉老莊連,與日本侵略者殊死決戰,全部壯烈犧牲。反觀當時執掌全國政權的國民黨,長期實行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丟失大片國土;全面抗戰之初雖然比較努力,但不長時間後即多次發動反共摩擦;其所領導的政府和軍隊,也有大批人員投敵叛變,幫助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國人民。

    真誠地解決人民、特別是農民的民生問題。中國共產黨從一成立,就把為廣大的中國人民謀利益作為自己的使命。並且,清楚地認識到,重要的是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在大革命後期,就試圖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戰爭時期,為了爭取地主富農抗日,改行減租減息政策。解放戰爭時期,又沒收地主多餘的土地分給農民。這些做法,自然會使廣大農民感到,中國共產黨是為他們謀利益的黨,他們要參加這個黨領導的軍隊,不能參軍者也踊躍支前。而國民黨雖然自孫中山開始,就喊出了“平均地權”的口號,但在中國大陸始終未能得到落實,連減租減息都沒有真正實行過。他們同地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可能觸及地主的利益。

    努力地實現人民的民主權利。讓人民當家作主,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訴求。在自己局部執政的區域,中國共產黨實行了高度的民主——普選。考慮到大多數選民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識字,還從實際情況出發,創造了多種投票方法:識字多的選民用票選法,識字不多的選民用畫圈法、畫杠法,完全不識字的選民用投豆法。在政權組成人員的分配上,實行“三三制”,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派占三分之一。陝甘寧邊區選上的共產黨員超過三分之一後,有人辭職來維持三分之一。而國民黨統治區實行法西斯特務統治,與根據地、解放區形成了鮮明對比。

    黨、政府和軍隊高度廉潔。在黨的七大上曾經自豪地說:“陝甘寧邊區是全國進步的地方。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喫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十個方面的“沒有”,明顯是針對國民黨統治區講的。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派人到淪陷區接收時,被稱為“劫收”。民眾譏諷那些接收大員是“五子登科”,即隻知道掠奪金子、房子、車子、票子、女子。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更是腐敗透頂,喪盡人心。1948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選出的屆院士81人中,1949年隨國民黨到臺灣者僅有9人,滯留國外者12人,逝世1人,其餘59人都選擇了留在大陸。著名學者季羨林晚年回憶說:“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向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蔣介石後來也總結失敗的原因,認為國民黨不是被共產黨打倒的,“實在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 !”

    兩位長期生活在中國、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相當了解的美國人的評論也很能說明問題。一位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擔任過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他在後來分析國民黨失掉大陸的原因時曾說:“整個來講,不論是對中國的民眾(特別是農民),或者是對國內國外的觀察家,共產黨都能給他們這樣一種印像:它是全心全意致力於人民事業的,它是真正希望促進中國的民主事業,希望中國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獲得一個真正獨立而強有力的地位。”“共產黨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成員對它的事業抱有無私的獻身精神,可悲的是某些國民黨員缺乏這種精神。”另一位是稍早一些的美國駐華使館外交官謝偉思。1944年,他作為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訪問延安後,如此記述了自己的發現和感受:“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經濟綱領的、組織得很好的運動,它正在能干的領導人的領導下成功地完成著。”“它後面有某種動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聯繫得如此緊密,因而將不會被輕而易舉地扼殺掉。”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又取得了多方面的執政成就:

    政治上,建立了各級人民民主政權。一般人以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武裝奪取的。這沒有錯,但不完全。從建國初新政權的建立過程看,又應該說是選出來的,老百姓授權的,符合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則。新政權的建立一般經過三個步驟,先是建立軍事管制委員會,安定新解放地區的局勢;第二步,協商產生臨時性政權;第三步,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正式的政權。政權的參與者來自方方面面,受到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擁護和支持。

    經濟上,恢復了被多年戰亂破壞的國民經濟。1949年國民黨逃往臺灣時,帶走了大陸多年積累的黃金、白銀、外彙和重要文物,留給共產黨的完全是一副爛攤子。有人等著看共產黨的笑話。他們認為,共產黨打仗可以打一百分,搞政治也能打八十分,搞經濟可能是零分。這嚴重低估了共產黨人的能力。黨內不光有周恩來、陳雲這樣的經濟行家,更重要的是能用正確的政策調動方方面面群眾的積極性。對農民,實行了土地制度改革,使他們分得了七億畝土地;對工人,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建立起國營經濟,使他們感到政治和經濟上都得到了解放;對民族工商業者,不光不沒收他們的資產,反而還通過加工訂貨等方式幫助他們恢復和發展生產。這些辦法,使國民經濟到1952年底就恢復到舊中國的水平——1936年的水平,特別是迅速解決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

    外交上,蕩滌了帝國主義的污泥濁水。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共中央還在西柏坡的時候,就提出了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其中一條是“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他形像地把中國比作一間屋子,過去什麼人都進來踩上兩腳,藏污納垢,應該徹底打掃干淨,然後再請客。所謂打掃,就是不承認舊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因為帝國主義侵略而失去的國家民族權益盡可能收回。在這之後,外國帝國主義曾經在中國享有的不正當權益盡數消除,曾經失去的國家主權和民族權益迅速回到中國手中。就連國民黨政府同蘇聯政府訂立的有損中國權益的條約,也通過、周恩來訪蘇期間的艱苦談判而廢除,重新訂立了平等的條約。這一切,就印證了的一句名言,“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國防上,打贏了抗美援朝戰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為首的所謂“聯合國軍”武裝干預,戰火迅速燒到中朝邊境,嚴重威脅到新中國的安全。美軍還進入臺灣,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在此情況下,是否應朝鮮政府的請求出兵援助,成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嚴峻考驗。出兵意味著要同美國直接較量,有沒有可能不光打不贏,反而引火燒身,把戰爭引入中國境內?而不出兵,美軍到了中朝邊境,威脅著中國的國家安全,隨時有可能找借口侵犯中國。經過反復權衡,中共中央決定派志願軍援助,並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這場戰爭,雖然中國付出了傷亡36萬人的代價,但打出了軍威、國威,維護了國家安全,具有深遠意義。1958年,帥在抗美援朝戰爭總結報告中說,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表明,過去 一百多年間,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海岸上架幾尊大炮,就能控制這個國家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以上幾個方面的努力及成就,表明了新中國“新”在何處,也具體說明了“解放”,到底意味著什麼。

    從1953年到1956年,中國共產黨又領導人民實現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為中國的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近年來,因為改革開放使非公有制經濟得到發展,農村也全面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有人認為改革否定了當年的改造。這完全是誤解。當年改造建立起的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改革隻是對原有基本制度的豐富和完善,絕不是要否定它。

    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為建設國家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繫列重要成就,包括建立了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繫和國民經濟體繫,打下了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基礎;實現了“兩彈一星”等尖端科技的突破,奠定了中國真正的大國地位;中美關繫接近導致整個西方世界同新中國關繫改善,為後來的對外開放創造了前提條件;還培養了人纔,積累了經驗,至今還在發揮重要作用。

    不必諱言,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也走過彎路,甚至發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失誤。但是,這些失誤都是在探索中發生的。因為沒有經驗,又不能照抄照搬蘇聯模式,那就不可能完全不出現失誤。領導人也好,普通干部群眾也好,動機願望都是好的,都想把國家盡快發展上去,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在火紅的建設年代,湧現出許多至今很多人還耳熟能詳的傑出人物。包括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鐵人王進喜,“兩彈一星”功勛人物錢學森、鄧稼先,還有雷鋒、王傑等等。為了國家民族甘願奉獻犧牲的精神,在那個年代蔚然成風。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共產黨深刻總結了過去犯錯誤的教訓。1978年,鄧小平等領導人出訪發達國家和地區,又意識到中國的落後及其原因。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實現工作重心轉移,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從而實現了建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這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取得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向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創造了經濟穩步快速發展、民主法制不斷健全、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民生活明顯改善的發展奇跡;還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繫,大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歷史進程。三十多年來,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人民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都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經逐步展現出光明的前景。

    近年來,無與倫比的北京奧運會,舉世矚目的上海世博會,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經濟依然快速增長,這一繫列重大成就和標志性事件,使國際社會刮目相看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於是,“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等等成了國內外許多人探討的問題。一些有識之士在思考: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取得如此輝煌的執政成就?為什麼一個政黨成立已經90年、執政超過60年,依然能夠充滿生機和活力?上述問題,在我們近幾年同外國執政黨的交流中經常被問到。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為什麼沒有像蘇東共產黨那樣喪失執政地位?為什麼能夠解決十三億人的喫飯問題?為什麼能把中國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什麼能實現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的結合?為什麼能實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為什麼能保持香港、澳門的繁榮與穩定?為什麼能使臺灣海峽兩岸關繫不斷發展?為什麼能高效抗震救災和成功舉辦奧運會?為什麼能管理好有八千多萬黨員的大黨? 在這些外國執政黨的成員們看來,這全都是奇跡。

    回顧中國共產黨90年不平凡的奮鬥歷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之所以能在不同時期領導人民取得輝煌的成就,就在於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對國家、對民族、對百姓有擔當,負責任,始終有著高尚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和黨員,許多人或者出身富貴之家,或者此前已有較高社會地位,他們入黨、參加革命,絕不是為了自己的生計。長征途中,紅軍指戰員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定地跟黨走,就是為了挽救國家民族危亡,拯救百姓大眾出水火,他們不會指望革命勝利後能做什麼樣的官,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完長征全程。在建設和改革時期做出傑出貢獻、贏得人們尊敬的英模人物,他們奮鬥的動力也絕不是僅僅來自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而是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和對人民大眾的責任。

    在很多中國共產黨人身上,有一些共同的東西:愛國家,要使國家強盛,關鍵時刻纔能挺身而上;愛人民,為了大家都幸福,纔會贏得百姓認同;干實事,克盡自己的職守,在平凡的崗位也能取得不平凡的業績;守規矩,法規黨紀道德牢記心中,纔不會在復雜環境中出問題。 中國共產黨過去成功,靠的是這些特質,現在和今後,依然需要其能夠保持和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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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從歷史陰霾中走出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1976年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年份。
    這一年,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朱德、相繼離世,中國人民一時陷入無盡的悲傷。
    這一年,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十年浩劫終於結束。中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
    從災難中走出的人們,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方針和政策,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峻局勢,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崛起。
    結束“文化大革命”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全國各族人民紛紛以各種形式開展悼念活動。然而,江青等人卻發出種種禁令,竭力阻撓群眾的悼念活動,激起人們的無比憤怒,紛紛衝破限制,走上街頭。
    3月上旬,廣大干部群眾認為上海《文彙報》編發的稿件反對周恩來,在南京等地激起大規模的懷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從3月底開始,首都北京的人們自發地彙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花藍,張貼傳單,朗誦詩詞,發表演說,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4月4日(丙辰年清明),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首都和外地來京的人員,不顧“四人幫”下達的一道道禁令,聚集在廣場周圍,多時達200多萬人次,矛頭直指“四人幫”。“四人幫”一方面進行無理壓制,一方面則采取卑劣手段,隱瞞事實真相,欺騙中共中央和,為鎮壓群眾制造借口。4月4日晚,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葉劍英、李先念未參加),討論連日來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及控制事態的辦法。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會議把天安門廣場的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決定當晚清理花圈、標語等。會後,聯絡員毛遠新將會議情況和決定寫成書面報告,送圈閱。
    4月5日凌晨,廣大群眾來到廣場,不見了花圈、詩詞、挽聯等,氣憤異常,同一部分民兵、警察發生嚴重衝突。晚上9點30分,更多的民兵和警察奉命進入廣場,逮捕了一部分群眾。根據“四人幫”捏造的罪名,鄧小平被誣為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臺”。全國各地的悼念抗議活動,也遭到破壞和鎮壓。4月7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經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鄧小平再一次被打倒。
    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四五”運動,是全國人民反對“四人幫”種種倒行逆施的集中爆發,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鮮明地表現了人心的向背,為不久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十七、從歷史陰霾中走出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1976年是一個令人難忘的年份。

    這一年,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朱德、相繼離世,中國人民一時陷入無盡的悲傷。

    這一年,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十年浩劫終於結束。中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

    從災難中走出的人們,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方針和政策,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峻局勢,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崛起。

    結束“文化大革命”

    197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全國各族人民紛紛以各種形式開展悼念活動。然而,江青等人卻發出種種禁令,竭力阻撓群眾的悼念活動,激起人們的無比憤怒,紛紛衝破限制,走上街頭。

    3月上旬,廣大干部群眾認為上海《文彙報》編發的稿件反對周恩來,在南京等地激起大規模的懷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活動。從3月底開始,首都北京的人們自發地彙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花圈、花藍,張貼傳單,朗誦詩詞,發表演說,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4月4日(丙辰年清明),天安門廣場的悼念活動達到高潮,首都和外地來京的人員,不顧“四人幫”下達的一道道禁令,聚集在廣場周圍,多時達200多萬人次,矛頭直指“四人幫”。“四人幫”一方面進行無理壓制,一方面則采取卑劣手段,隱瞞事實真相,欺騙中共中央和,為鎮壓群眾制造借口。4月4日晚,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葉劍英、李先念未參加),討論連日來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及控制事態的辦法。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會議把天安門廣場的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決定當晚清理花圈、標語等。會後,聯絡員毛遠新將會議情況和決定寫成書面報告,送圈閱。

    4月5日凌晨,廣大群眾來到廣場,不見了花圈、詩詞、挽聯等,氣憤異常,同一部分民兵、警察發生嚴重衝突。晚上9點30分,更多的民兵和警察奉命進入廣場,逮捕了一部分群眾。根據“四人幫”捏造的罪名,鄧小平被誣為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臺”。全國各地的悼念抗議活動,也遭到破壞和鎮壓。4月7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廣播:經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鄧小平再一次被打倒。

    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四五”運動,是全國人民反對“四人幫”種種倒行逆施的集中爆發,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鮮明地表現了人心的向背,為不久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群眾基礎。

    1976年7月6日,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逝世。9月9日,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與世長辭。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裡,黨和國家的三位重要領導人相繼離世,增加了人們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憂憤心情。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的唐山、豐南一帶又發生了裡氏7.8級強烈地震。100萬人口的工業重鎮唐山市頓時夷為一片廢墟,死亡24.2萬多人,重傷16.4萬多人,損失慘重為歷史罕見。這一年,東北上空也下了一場“隕石雨”。

    在此天災人禍頻發的多事之秋,“四人幫”卻認為時機到來,更加緊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企圖切斷中央同各地的聯繫,號令全國;還唆使一些人給江青寫“效忠信”、“勸進書”;指使其在上海的親信加緊裝備民兵,作為奪權的後盾;偽造“按既定方針辦”的所謂臨終囑咐,誣蔑和打擊主持中央領導工作的華國鋒等人。王洪文背著華國鋒私自通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治喪期間有重要情況要向他指定的人彙報。“四人幫”還監視華國鋒的行動。

    對於他們咄咄逼人的篡權行為,老一輩革命家們憂心如焚,通過各種渠道,互通信息,醞釀解決問題的辦法。作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的華國鋒,也警覺到“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嚴重危險,必須急謀對策消除這個黨和國家的癰疽。

    1976年9月11日,在為守靈時,華國鋒借身體不好,要去北京醫院查體為由,沒打招呼就來到李先念住處,向李先念交代讓他去帥處,征求葉帥意見,包括“采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說“他們很注意我,我不能到葉帥那裡,現在中南海有事,請你到葉帥那裡去一次。” 李先念送走華後很興奮,反復思考如何避開“四人幫”的監視去見葉劍英。9月14日,李先念對工作人員說,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園散心。車子快到植物園門口了,他突然說,去西山葉帥處。到了葉帥家門口纔叫警衛人員打電話說要見葉帥。兩位老朋友相見雖突然,但李說是奉命而來,葉帥知道是有重要事情談。為防止竊聽,葉帥打開了收音機。葉帥有點耳背,加上收音機哇啦哇啦響,李先念說的話,葉帥聽不清楚。兩人商議用筆寫,然後燒掉。兩人這樣商議了不到三十分鐘,葉帥同意由他來考慮時機和方式。李先念回來後,當天就秘密報告了華。華國鋒回憶說,9月21日,葉劍英到他住處,商討解決“四人幫”的方式。兩人商定采取隔離審查措施,並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見。此後,華國鋒同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反復商量,確定了早比晚好,愈早愈好的解決“四人幫”的思路。

    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經過周密部署,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選集》第五卷文稿的名義,通知張春橋、王洪文開會。按照事前安排的時間先後,他們一到懷仁堂,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對他們實行隔離審查,同時派人對江青、毛遠新宣布執行同樣措施。不到半小時,就干淨利落地完成了對“四人幫”的隔離審查。當晚,中央政治局開會,商討粉碎“四人幫”後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會議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中共央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追認)。

    粉碎“四人幫”,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社會主義中國,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災難,使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粉碎“四人幫”後,迅速清除其影響,克亂求治,穩定政局,是擺在中共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務。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的方針,采取了得力措施。從10月7日至14日,分批召開打招呼會議,向中央黨政軍機關、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負責人通報“四人幫”集團事件;10月8日,作出出版《選集》第五卷和建立紀念堂兩個決定;10月8日、10日,把“四人幫”在上海的主要骨干召到北京,12日,中央派工作組接管上海,“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企圖發動武裝叛亂的陰謀土崩瓦解,上海局勢得到穩定;10月19日,中央辦公廳發出《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揭露“四人幫”的嚴重罪行,敘述黨中央同“四人幫”鬥爭經過,闡明揭發、批判“四人幫”的政策。

    在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後,全國人民奔走相告,人心大快!10月21至23日,首都軍民連續三天舉行盛大慶祝遊行。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臺灣省除外)從21日起也都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遊行。10月24日下午,首都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隆重的慶祝大會。全國上下歡慶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歡呼獲得“第二次解放”。11月30日至12月2日,宋慶齡副委員長主持召開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對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及其後穩定局勢、歡慶勝利的活動進行了總結。在穩定全國局勢後,中共中央又提出“抓綱治國”的方針,接連發布揭發批判“四人幫”的三批罪證材料,領導開展揭批“四人幫”罪行、清查同“四人幫”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的運動。這些方針和措施,得到舉國上下擁護。

    通過清查,“四人幫”的幫派體繫被徹底瓦解,河北保定等地的武鬥被制止。1977年1月起,中央陸續對一些省的領導班子進行改組,對一些黨政軍的重要部門的領導作了必要的調整和加強。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宣布,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

    1976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葉劍英派自己的兒子駕車悄悄地把鄧小平接到玉泉山,告訴鄧小平這一特大喜訊。毛毛撰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記載了當時的情形:記得為了讓我父親第三次復出,葉伯伯讓他的小兒子親自駕車,把還在軟禁中的我的父親偷偷接到他的住處。當時我在場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兩人見面之時,萬分激動,父親長叫了一聲“老兄”,兩人的手便緊緊握在一起。

    面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爛攤子,應該如何打開局面呢?其中如何對待晚年的錯誤,讓黨的領導人華國鋒比較棘手。因為他既要維護的歷史地位,又要妥善處理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其中包括打倒鄧小平的錯誤。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葉劍英就提議為鄧小平平反。隨後,在北京玉泉山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又向華國鋒正式提議,盡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他發言說,我建議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我們在座的同志總不會害怕他吧?鄧小平參加政治局,恢復了工作,他總不會給我們挑剔吧?李先念也隨即表示同意讓鄧小平盡快出來工作。但黨的領導人華國鋒覺得時機還不成熟。

    華國鋒有所顧慮。在1977年1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將自己的顧慮談了出來。他說,“關於鄧小平的問題,在處理‘四人幫’問題的過程中反復考慮過,當時提‘批鄧反右’是正確的。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實際上也在逐步解決。”當時,中央確實在批鄧的問題上有所考慮,剛開始提“深入批鄧”,後來提“繼續批鄧”,再後來隻提 “四人幫”批鄧另搞一套,語氣逐漸緩和。華國鋒認為,如果打倒 “四人幫”後馬上解決鄧小平的問題,很可能會引起思想混亂,怕壞人從中煽動。因為當時揭批“四人幫”的批材料還沒有下發,確實存在這樣的可能。華國鋒認為,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應該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與中央的慎重不同,群眾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呼聲越來越高。在1977年1月8日前後,天安門廣場上出現很多悼念周恩來的詩文,有的人還激情演講。人們通過悼念周恩來,呼吁鄧小平復出。北京的李鼕民等十幾位青年還貼出大標語:“強烈要求黨中央恢復鄧小平職務!”這是鄧小平在1975年主持的整頓工作得到老百姓高度評價的結果。老百姓希望他早日出來為人民做點實事。

    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發表了《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兩個凡是”的提法正式出爐。按照“兩個凡是”,的錯誤也要堅決維護。這無形加大了鄧小平復出的阻力,但葉劍英等依舊積極為鄧小平復出做著準備。葉劍英把鄧小平從301醫院接到北京西山療養。葉劍英住西山15號樓,他讓鄧小平住附近的25號樓。葉劍英還派自己的辦公室主任和機要秘書給鄧小平送文件並彙報情況。葉劍英指示,凡是他看的文件,都要送給鄧小平,讓他看,熟悉情況。

    其他老同志如陳雲等人也通過不同的渠道呼吁讓小平盡早出來工作。在1977年3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等老同志再次正式提出要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陳雲準備了一個發言稿,這個發言稿的主旨是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呼吁鄧小平早日出山。陳雲還就此同黨內的其他老同志商量,他們都同意陳雲的看法。陳雲在會上專門做了書面發言: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

    陳雲的發言是事先寫好的,連標點帶字一共三百零幾個字符。然而會議簡報組卻提出或修改或搞摘要。總之要刪去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工作的話。陳雲問:為什麼要刪去這些話?簡報組人員說,這同華國鋒講話口徑不一致。陳雲說,如果要求每個人的講話都得和領導的口徑一致,那好辦,隻要每期簡報都把領導講話重復一遍就是了。要登我的發言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當天晚上,華國鋒本人還為此親自跑到陳雲同志家登門拜訪,勸他同意簡報組的刪改。談了約一小時,陳雲同志始終沒有吐口。結果這篇發言,竟然沒有登簡報。不過,陳雲是上世紀30年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大選出來的中央副主席,長期擔任重要領導職務。他的發言有很大的影響力。

    王震接著發言說:鄧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纔難得,這是講的,周總理傳達的嘛!還說他能打仗、反修堅決。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國務院工作,貫徹執行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績。他是同“四人幫”作鬥爭的先鋒,“四人幫”千方百計地、卑鄙地陷害他。現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切地希望他早日出來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陳雲和王震的發言得到了耿飚等人的明確支持。這一呼聲也引起了華國鋒的回應。華國鋒在會上表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應當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隻能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見是,經過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和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正式作出決定,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樣做比較恰當。陳雲隨即釘了一句,說:“適當時機,我贊成。”

    中央明確態度後,鄧小平抓住時機給中共中央寫信: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鄧小平的信實際上針對的是當時提出的“兩個凡是”,因為按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可能出來工作。他被打倒就是定的。鄧小平還表示“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做什麼,什麼時機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鄧小平還表示自己工作中也有失誤,並建議中央將信印發黨內。

    4月底,兩位黨的高級干部,受華國鋒委派,找鄧小平談話,要求鄧小平出來之前寫個東西,寫明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遭到鄧小平的嚴詞拒絕。按照當時“兩個凡是”的治國思路,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案件,鄧小平也是因為這個被打倒的。鄧小平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他還表示,“我出不出來沒關繫,但是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5月3日,中共中央將鄧小平的信下發至縣團級。這時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呼聲更加高漲。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順應黨心民意,在1977年7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鄧小平在會上說:“作為一名老的共產黨員,還能在不多的餘年裡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應該老老實實地履行黨員的責任,聽從黨的安排”。 這顯示出鄧小平作為一名政治家的高風亮節和服務人民的赤子之心。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決賽。距開賽還有幾分鐘時,主席臺突然掌聲驟起,歡聲如雷。原來是酷愛足球的鄧小平來了。觀眾們呼喊跳躍,有的人把帽子拋到空中,鄧小平則微笑著不停地向大家揮手示意。中國權威媒體新華社當天在發布這一消息時說,“當鄧小平副主席等領導人走上主席臺時,全場8萬觀眾長時間地熱烈鼓掌”。這一刻歡呼的人們或許已經意識到:以後的歲月,中國的命運將和這位容光煥發的老人緊緊連在一起。

    再次復出的鄧小平選擇一個這樣的場面公開亮相,顯然有所寓意。人們也期待著鄧小平的復出能夠給中國帶來新的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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