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導 論
章 我們時代的反智主義
第二章 論智識的不受歡迎
第二部分：內心的宗教
第三章 福音派精神
第四章 福音主義和信仰復興派
第五章 反抗現代性
第三部分：民主政治
第六章 紳士的衰落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運
第八章 專家的興起
第四部分：實干文化
第九章 商業與智識
第十章 自立和信仰科技
第十一章 主題的變奏
第五部分：民主制的教育
第十二章 學校和教師
第十三章 適應生活之路
第十四章 兒童與世界
第六部分：結 論
第十五章 知識分子：疏離與順從
致 謝
索 引
譯後記

章
我們時代的反智主義

一

雖然這本書主要處理的某些方面，來自美國久遠的過去，但也可以認為它回應了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和思想狀況。反智主義這個詞雖然以前很少聽到，但那十年間成了我們國內相互非難和彼此叱責的詞彙中常見的一個。過往，美國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經常都因為國家對心智的不敬而垂頭喪氣，憤憤不平，但在這段時期，知識圈以外的大量民眾也都共同關注這一問題，而這方面的自我批評也演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這樣的時代前所罕見。
在那時，人們擔憂批判性的心靈在這個國家中被視如敝屣，主要是因為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引發了這樣的恐慌。當然，知識分子並非麥卡錫持續發難的目標——他在下一盤更大的棋——隻不過知識分子正處在受攻擊的火線上。當他們受到打擊時，這似乎令麥卡錫的信徒們格外歡呼雀躍，而且在整個國家中，一大撥不怎麼崇高的審查者也不甘落後，盡力效仿著麥卡錫對知識分子和大學的突襲。於是，當麥卡錫連珠箭似的控訴掀起了強烈的惡意和無趣的愚蠢時，就在這樣的氣氛裡，1952年的競選又戲劇化地展現了兩派中智識一方與庸俗一方的對立。一方是阿德雷 · 史蒂文森，他的思想和作風在政治家裡與眾不同，這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好感，他的這種吸引力讓近期歷史中的任何事情都黯然失色。另一方就是德懷特 · D. 艾森豪威爾，思想墨守成規，口齒相當不清，還聯手了招人厭煩的尼克松；在他發動競選時，制定選舉基調的似乎都不是將軍本人，而是他的這位競選伙伴及其政黨中的麥卡錫一羽。
艾森豪威爾決定性的勝利既被知識分子自己，也被他們的批評者視作美國拋棄知識分子的標志。作為輿情周刊，《時代》搖了搖頭，不足為信地做出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它說，艾森豪威爾的獲勝“揭露了一個令人懷疑已久、觸目驚心的事實：在美國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有一條懸殊而有害的鴻溝”。小阿瑟 · 施萊辛格在大選後不久就用辛辣的筆調表示抗議，他發現知識分子“正處在他這一代人聞所未聞的處境中”。之前，民主黨執政的二十年間，知識分子基本上受到理解和尊重，但這之後，商業又重新掌權，它帶來了“商業至上造成的幾乎難以改變的後果——粗俗化”。此時，知識分子被摒棄為“蛋頭”、怪胎，被不需要他或者根本不理解他的黨派所左右；知識分子也成了替罪羊，從所得稅到珍珠港偷襲，一切都是他的責任。“反智主義，”施萊辛格論述道，“長久以來就是商人的反猶主義……知識分子……在今天的美國社會中猶如喪家之犬。”
在新政府運轉之後，所有這些情況似乎都得到了充分證實。用史蒂文森的話說，賣汽車的（car dealers）取代了新政派（New Dealers），這讓知識分子及其價值觀受到拋棄這一狀況成為定局—而之前在杜魯門時期，法院裡的政客早已給他們蒙上陰影。由此，款待這個國家的就是查爾斯 · E. 威爾遜調侃純研究的俏皮話，還有艾森豪威爾喜歡把西部小說當讀物的八卦，以及他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嘮嘮叨叨和自命不凡之徒的說法。但是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國家情緒到達了一個轉折點：在共和黨總統面前，麥卡錫分子的怒火燃燒殆盡；這位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孤立了自己，他受到譴責，垂頭喪氣。終，在1957年，蘇聯發射“伴侶號”衛星這一事件重又激起了美國公眾常常會進行的、如周期性浪潮一般的、對國家的自覺的重新評價。“伴侶號”不僅僅給美國的國家虛榮心當頭一棒：它還讓人們尤為關注反智主義在學校繫統乃至整個美國生活中造成的後果。轉瞬間，國家對智識的反感似乎不隻是恥辱，而且還是危及存亡的風險。之前若干年，國家一直認為它應該關心的是審查教師是不是忠誠，但現在，它開始擔心教師們的低收入了。這麼多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在說：越發受到安全問題的困擾，這讓人失去了搞研究的心氣；而此時，他們卻一下子找到了接納自己的聽眾。抗議美國教育松散懈怠的呼聲之前隻有少數教育批評家吶喊過；如今，電視、大眾報刊、商人、科學家、政治家、海軍將領和大學校長也都紛紛表態，很快就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異口同聲的自我檢討。當然，所有這些並未立刻打消民間的防備之心，也沒有驅散在美國生活中作為一股力量的反智主義；甚至在直接受到衛星事件影響的地方，即教育領域，公眾的主導情緒似乎也還是希望多造出一些“伴侶號”，而不是培養更多的知識分子；一些談論教育的新說辭幾乎在建議：要把天纔兒童視作冷戰的重要資源。但盡管如此，氣氛還是明顯改觀。在1952年，也許隻有知識分子受困於反智主義的幽靈；而到了1958年，大多數思想健全的人都相信這樣的看法：反智主義是這個國家嚴重的，甚至危險的缺陷。
今天，方有可能冷靜地旁觀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文化。如果說在那時，很容易看到麥卡錫主義，甚至艾森豪威爾政府中存在的，會給公共生活裡的知識分子造成滅頂之災的末日之亂，那麼如今，這種情況絕無可能，因為華盛頓重又對哈佛教授和獲得過羅茲獎學金的學者禮遇殷勤。如果說在過去，有人質疑智識，認為它是阻擋政治或政府成功的令人絕望的障礙，那麼現在，毫無疑問，新總統的所作所為必然平息了這樣的疑慮：比如，他對思想有著明顯的興趣，尊重知識分子；他在典禮中的種種姿態又將這一尊重體現在了國務層面；他青睞有理智力之人的陪伴和建議，尤其是當政伊始，他就計劃長期、仔細地招賢納士。不過曾經，人們也過分相信招募這樣的纔俊可以徹底改變處理我們事務的作風，但時間的確注定會讓人清醒。眼下，我們來到了這樣一個時刻：知識分子終於能避免誇張的朋黨之見和自哀自憐來討論反智主義了。

二

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亂局和教育方面的爭議使得美國在自我評價時總是把反智的一詞當作關鍵的形容語；它不顯眼地溜進我們慣用的語言，卻沒得到太多的界定；它通常被用來描述各種不受歡迎的現像。那些突然意識到它的人往往都會設想：反智主義是這種或那種生活領域裡的新生勢力，既然它是近期社會狀態的產物，那麼可以預計，它將來也許會達到難以克服的程度。（遺憾的是，美國知識分子對歷史的理解很膚淺；由於現代人長期生活在某種末日災難的陰影下，故而知識分子甚至總會把社會變革中的小旋渦當成潮汐一般。）但是，對於美國歷史的研究者來說，20世紀50年代普遍響起的反智傾向的調子聽起來並不新鮮，還似曾相識。20世紀50年代的反智主義，並不是次在美國露面。事實上，美國的反智主義比我們的國家身份還要古老，而且具有漫長的歷史背景。對這個背景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美國，對知識分子的重視並沒有持續走低，也沒有突然下降，而是經受著周期性的波動；此外，也可以看出：在我們的時代，知識分子遭受的怨恨並不表明其地位的降低，反而體現出了他們與日俱增的重要性。我們沒有以任何繫統的方式了解上述所有這些內容，而且關於反智主義這一主題，也很少有人對它做過太多史料翔實的思考。大量著作寫的都是美國知識分子與其國家之間曠日持久的爭論，但這樣的作品主要研究的是知識分子眼中的美國，僅僅會偶然地窺及美國眼中的知識界和知識分子。
反智主義之所以沒有被清晰定義，一個原因在於，恰恰是它的模糊性使其能更便利地作為形容語用在爭論中。但無論如何，給它下定義確非易事。作為觀念，它不是一個單一的命題，而是一繫列復雜的相關命題。作為態度，它通常都不是以純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充滿矛盾——純粹、單純的厭惡知識界或知識分子的態度並不常見。作為歷史問題，如果還是用這個名字，那麼它並不是一條恆常不變的線索，而是一股在強度上時時出現波動的力量，它從不同的來源獲取自身的動力。在這本書中，我不想堅持嚴格或狹隘的定義，這樣的定義放在這裡並不適宜。一種在邏輯上說得通，但在歷史方面武斷隨意的定義方式，隻需要在一組復雜特征中挑選出一個特征，而我認為這種做法並無益處。我感興趣的恰恰是這個復雜體——有著諸多交點的各種態度與觀念之中的、歷史關繫的復雜體。將眾多我稱之為反智主義的態度和觀念聯結在一起的普遍特征，就是對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認為代表這種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懷疑；它也是一種總會貶低這種生活之價值的傾向。這種公認的一般表述，接近於定義，我認為鬥膽一試還是有用的。
一旦采用了這種方法，我們就會清楚：在將反智主義作為正式的歷史主題時，其處理方式不可能像處理個人生平、制度發展、社會運動一樣。既然我研究的是美國人的思想所發生的環境和氛圍，那我就不得不使用印像式的手段，借此，人們可以嘗試再現那時的環境，或捕捉當時的氛圍。
在給出一些我認為是反智主義的例子之先，我還得解釋一下不在我意圖之內的內容。除了偶然場合之外，我不會處理美國知識分子團體內部的紛爭或爭議。美國知識分子像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一樣，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時通常都感到不安；他們總是習慣於互相懷疑，甚至相互憎恨，有時他們還用尖酸刻薄、一網打盡的話來評論自己所屬的整個群體。這種內部批評很說明問題，也頗為有趣，但並不是我主要關心的內容。同樣，知識分子彼此之間所采取的那種無禮的或考慮欠妥的批評也不是我要關注的。例如，沒有人會比H. L. 曼肯更鄙視美國的教授階層了；也沒有人會比瑪麗 · 麥卡錫更毒辣地在小說中刻畫其他作家；但是，我們不會因此就妄想把曼肯和威廉 · F. 巴克利通通劃為教授們的敵人，也不會想把麥卡錫小姐和後來的那位同名參議員混為一黨。畢竟，對其他知識分子的批評也是知識分子的重要功能之一，而且每當他這麼做的時候，素來都精力充沛。我們也許會希望，但我們難以指望：他能仁慈、優雅、中肯地批評其他知識分子。既然知識分子的事務就是和意見相左，那麼，他們有時候很可能會一味鬥嘴，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風險。
後，如果我們不想陷入難堪的境地，那麼重要的是，必須弄清楚一點：在本書中，反智主義不同於那種我更願意稱之為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的哲學學說。一些思想家，如尼采、索雷爾，或柏格森、愛默生、惠特曼，或威廉 · 詹姆斯，還有一些作家，如威廉 · 布萊克、D. H. 勞倫斯，或歐內斯特 · 海明威，上述這些人的思想可以稱為反理性主義。但是，在我使用的“反智”一詞的社會和政治意義上，這些人都不是典型的反智者。當然毫無疑問，眾多反智主義思潮經常會引用這樣的反理性主義思想家的觀點（僅愛默生一人就為它們提供了大量的文本）；但是，僅當這些思潮確實這樣做的時候，而且僅僅在程度上，高知者的反理性主義纔會成為我敘述的一部分。在本書中，我集中關注廣泛的社會態度、政治行為，以及中知者和低知者的反應，隻會順帶關注一下表述清晰的理論。讓我感興趣的就是那些對我們的事務產生了影響的、嚴重抑制理智生活與文化生活或使之貧乏的態度。有一些例子，是從我們近的史料中選取出來的，它們或許可以充實定義，補充其細節。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運

三

在改革者對專業政治家的攻擊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核心用語：無知、粗俗、自私、腐敗。為了反擊這些語言，專業政治家不得不做出充分的、具有號召力的回答。公開辯論成為關鍵的行動；不僅如此，他們還需要安慰自己實實在在的憤怒之情，這也很重要。與公眾的良好關繫當然讓他們獲得了明顯的優勢。然而，如果他們按照改革派設定的條件來進行辯論，那麼就苦不堪言了。與所有處在政治邊緣，因而不用承擔決策和責任的人一樣，改革派可以比專業政治家更遊刃有餘地保持他們自詡的純潔。大部分改革派領袖都來自建制階層的家庭，至少財富小康，有穩定的職業，他們並不直接靠政治謀生；比起專業政治家，他們更容易維持無私的氛圍，他們認為這是行政事業的關鍵。除此之外，他們的確受過更良好的教育，更有文化。
在回應的時候，政治家和大佬將批評他們的人具有的更高的教育和文化水平，貶低為政治上的累贅，他們質疑這些人難以勝任日常政治中的髒活和累活。如政治家所言，大佬和黨務工作者都必須在普通人生存和謀生的煩惱的塵世中發揮作用。這不是道德和理想的世界，也不是教育和文化的世界：這是艱難的、屬於男人的商業和政治領域。他們說，雖然改革派自稱無私，但如果這是真的，那麼也僅僅是因為他們可以在這個生活領域之外發表意見，卻不用在這裡工作，也不適合於這裡。在努力奮鬥、競爭、無情、崇尚物質的鍍金時代的世界裡，無私並不意味著純潔，而是喪失自我，沒有處理現實的能力，缺乏決斷，全無陽剛氣。
這樣的政治家利用了美國男性刻板的偏見，他們主張：文化教養是不實用的，所以有文化的人毫無用處；文化教養是陰柔的，因此有文化的人女裡女氣。由於改革派對職位和權力有著隱秘的渴望，但對實用的必然性缺乏必要的理解，故而，他們把怨恨發洩到了成功者身上。他們對掌握職務和行使權力的人一味地吹毛求疵，虛偽地審查他們。詹姆斯 · G. 布萊因曾說道，他們“是自滿、愚蠢、自負、無知……之徒……他們吵鬧，但人不多，滿口仁義道德，卻不實用，野心勃勃，但不明智，自命不凡，勢力又不夠”。
改革派和政治家的衝突，讓專業從政者在內心裡，對政界中從未消失的受過良好教育之人產生了一種刻板印像。在大都會明目張膽操作政治的、坦慕尼協會的喬治 · 華盛頓 · 普蘭基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有一番話就非常生動地體現出了這一點。他宣稱，假如坦慕尼協會的領袖“都是大學教授”，那麼，

坦慕尼協會隻能在四千年的選舉中贏下一次而已。實際上，協會的大部分領導人都是美國平民，他們來自人民，靠近人民；他們掌握了必需的教育，可以驅使那些有中間名字的花枝招展的男人……對於本地區的老百姓來說，我每時每刻都和他們相處融洽。當我走到他們當中，我從不炫耀我的語法，也不談論憲法，不談論電壓有多少伏，我不會想方設法地把自己弄成一副比他們教育水平高的樣子，因為他們受不了這樣的行為。

他又說：

有些年輕人認為，他們可以從書本裡學到政治成功之道，他們腦子裡塞滿了大學中的各種陳腐玩意。他們錯得不可能再離譜了。聽清楚，我可不反對大學。我覺得，隻要有書獃子，大學就得辦下去；我想，大學還是在某些方面辦了些好事，但是，它們在政治方面毫無價值。事實上，去大學上課的年輕人一開始就陷入不利。他也許會在政治中取得成功，但機會是一百比一。

對於這樣的政治家來講，把改革派說成虛偽和迂闊，還不夠。他們的文化教養和挑剔的風格又證明了，這些“娘娘們們（namby-pamby），充當好好先生，小口嘬涼茶的紳士”都缺乏陽剛氣。他們有時還被人罵成“政治上的太監”（他們的政黨背景並不確定，所以很容易被人轉移到性別的不確定上）。尖刻的堪薩斯州參議員英格爾斯曾經就因為他們缺乏黨派忠誠而勃然大怒，指責他們是“第三性”——“不男不女的娘們；當爹生不了，當媽懷不上；不孕不育；讓男人鄙視，被女人笑話，注定絕後，光棍，滅亡”。
自從改革派在1872年自由共和黨運動中浮現出來，成為一股有組織的力量，他們就被分贓派中為耀眼的一位人物，羅斯科 · 康克林，斥責為“理想主義者、教授學究、牢騷滿腹之徒的聚會”。康克林也發明了一套經典的美國式的罵人話，他清清楚楚地表明了缺乏陽剛氣這種指責的含義。被他罵的人是喬治 · 威廉 · 庫爾蒂斯。庫爾蒂斯曾在德國的大學就讀，當時為《哈潑氏》編輯，改革派之翹楚，諸如布萊恩特、洛威爾、薩姆納，都是他的好友；他也是主張知識分子要在政界中主動出擊的代表人物之一。這次事件發生於1877年的紐約州共和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該黨的大佬和改革派之爭變得尖銳起來。輪到康克林發言時，他問道：“這些在報紙上和別的地方教訓共和黨人，在共和黨和它的良知、信仰面前扮演老師的都是何許人也？”他接著答道：“其中有些是賣女帽的男人，有些是半弔子，有些是政治中的尸位素餐之徒。”——“賣女帽的男人”一詞引起了哄堂的嘲笑，它影射的是庫爾蒂斯的雜志新近發表的時尚文章。在批評了改革者炫耀“自己純潔無瑕的薄薄的外表”之後，他又嘲笑了他們所謂的變節和虛偽，以及他們“令人作嘔、滿口仁義的自命清高”；後，他說：“他們忘記了，黨可不是靠風度舉止、女士雜志、滔滔不絕的講話建立起來的……”
在這裡，康克林已經再清楚不過地揭示了普蘭基特後來說“有中間名字的花枝招展的男人”時想要表達的看法。改革派有教養的品性和彬彬有禮的舉止都暗示著他們的陰柔之氣。文化就意味著陰性；女士雜志的編輯身份也證明了庫爾蒂斯就是如此。與之相比，參議員麥卡錫等人前不久攻擊美國國務院中來自東部地區，在英語為中心的預科學校學習的工作人員，指責他們是同性戀，這在美國的罵人歷史中已經不算新鮮話了。當時的許多人都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賣女鞋的男人”，有一個事實表明了這一點：雖然紐約的《論壇報》全文刊載了康克林的講話，記錄了這個不敬的詞，但是，當康克林的姪子在他叔叔的傳記中描述此次事件時，卻用星號代替，似乎這是一個明顯的不雅之詞，所以他把它刪掉。
政治家們對改革派的不正常性格達成了不言而喻的共識，其基礎就是這樣一種看法，它後來被幾乎所有男性和大部分女性所接受：從事政治生活是男性的特權，因為女性被排除，那麼可以推出，在政治中發揮有效作用的能力實際上是檢驗男性氣概的標準。政治活動是男人的事，而從事改革運動（至少是美國的改革運動）就意味著永遠與好鬥、挑錯（reforming）、講道德的（moralizing）女人有瓜葛——看看廢奴主義者的例子。在圍繞女性選舉權進行的爭論中，通常的男性看法就是，如果女人進入了必然肮髒的男人的政治世界，那麼她們會玷污自己，而且搞亂自己的性別；參議員英格爾斯就曾說過，政治世界的純潔隻是“彩虹色的夢”而已。
如果女人入侵政治，她們就會男性化，正如男人支持改革，他們就會女性化。賀拉斯 · 布什奈爾曾建議，如果女人能投票，而且就這樣進行幾百年，那麼“女人的面貌和氣質都會改變”。女人的外表會變得有稜角，身體變得結實，嗓音變得銳利，行動生硬、唐突，她們會自作主張，充滿意志力和膽氣，極為渴望地位和權力。可以料想，女人在政治中做出決斷，那就是一場噩夢，因為她們實際上會“改變生理結構，變得又高，又壯，大手，大腳，腦袋都會更重”，很可能，她們會“瘦削，稜角分明，又細，又干，具備所有令人失望、過分激發出來的性情”。
為了彌補政治上的限制，女人總是不得不體現出比男人還要強烈的道德純潔（雖然這種純潔被認為是一種脆弱）；人們習慣上說，通過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她們纔在世界上發揮作用。隻要她們遠離政治，理想和純潔的王國就屬於她們。同理，現實和肮髒交易的王國如果必定存在，則它們屬於男人；改革派自認為將更加純潔、無私的個人理想帶入政治，而他們的對手卻指責他們試圖將政治女性化，並混淆性別領域。正如女人進入政治，就弄亂了自己的性別，改革派將女性的標準——道德性——引入政治生活，他們也搞亂了自己的性別。有一句老話，說改革派是“長發的男人，短發的女人”，就非常貼切地表達了這種流行的意見。
在亨利 · 詹姆斯的《波士頓人》中，其中心主題之一就是這樣一種觀念：要求女性選舉權是有悖常理地搞亂性別，甚至是喪失人性。與布什奈爾一樣，詹姆斯也擔心女人違反常情的好鬥和女性原則會毀掉男人的世界。他的主人公，南方人巴西爾 · 蘭索姆（Basil Ransom）大聲疾呼：

整整一代人都成了女人；世界上聽不到男人的聲音；這是一個女裡女氣、神經兮兮、歇斯底裡、嘮嘮叨叨、滿口說教的時代，空話連篇，故作柔弱，誇大焦慮，過分敏感；如果我們不多加小心，那麼它就變成了曾經出現過的能、膚淺、狂妄、由平庸主宰的時代。我想要維持的，或者可以說，我想要復興的，正是陽剛氣，它是一種勇敢堅忍、了解現實、毫無畏懼、直面世界，並把它視為奇怪而且有些卑賤的混合物的能力……

詹姆斯認為這個世界已然失去了男人氣，當然，它並不是吉姆 · 菲斯克、卡內基、洛克菲勒或鐵路大亨們的世界，也不是特威德幫、羅斯科 · 康克林的世界；相反，它是有文化之人的世界，是東部社會。波士頓就是縮影，放眼整個美國，沒有人比詹姆斯更熟悉了，在那裡，這些人的學問曾經與生活中男性在行動和決斷上的堅定相提並論。似乎在這個社會中，還是需要有一些人將思想領域和道德顧慮與行動和決斷中的男性氣質聯繫在一起，盡管這差不多是一種痛苦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