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緒論……………………………………………………………………………………………

章“源涓流長，有容乃大”

             ——會館的演進……………………………………………………………

   節 會館的界定………………………………………………………………

   第二節 會館發展演進的階段性…………………………………………………

            一、會館前史…………………………………………………………………

二、嶄露頭角…………………………………………………………………

            三、群星璀璨……………………………………………………………………

            四、蛻變分化…………………………………………………………………

            五、趨新轉型…………………………………………………………………

        第三節 會館發展的地域差異性……………………………………………………

            一、首善繁盛…………………………………………… ……………………

            二、阛阓喧騰…………………………………………………………………

            三、墟場景觀…………………………………………………………………

            四、移民鄉井…………………………………………………………………

            五、會館地域分布的特點…………………………………………………

      第四節 會館的海外擴展……………………………………………………………

          一、海外會館的發展…………………………………………………………

          二、海外會館發展的特點…………………………… ……………………

 第二章“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一明清會館的興盛背景及內部運作………………………………… …

節 明清市場機制與會館……………………………………………………

一、明清交通的便捷與販運商業的發展……………………………………

     二、明清商人與會館的興辦………………………………………………

三、商業性會館的內部運作………………………………………………

 第二節 明清人口遷移與會館……………………………………………………

一、 人口遷移新特點………………………………………………………

二、人口流動與會館的建設………………………………………………

第三節 明清科舉制度與會館…………………………………………………

一、地域政治觀念與會館…………………………………………………

二、科舉制度與會館互動…………………………………………………

第三章“聚鄉人，聯舊誼”

——會館的社會功能………………………………………………………

 節 明清階級關繫的變化……………………………………………………

一、“四民”觀念的模糊化…………………………………………………

二、貧富貴賤的急速轉變…………………………………………………

三、階級利益的明朗化……………………………………………………

第二節 明清以來會館與社會整合…………………………………………………

 一、會館內部整合—………………………………………………………

         二、會館與地方社會的整合……………………………………………

三、會館與中外文化的整合……………………………………………

第三節 會館與政府的關繫……………………………… ……………………

第四章“敦厚仁恕，保全信義”

      ——明清以來會館的文化內涵……………………………………………………  

     節  會館的建築設置與區位分布………………………………………………

         一、建築設置……………………………………………………………………

         二、區位分布……………………………………………………………………

     第二節  會館的神靈崇拜………………………………………………………

一、會館的神靈設置……………………………………………………………

二、會館神靈臉譜………………………………………………………………

三、會館神靈崇拜的文化內涵…………………………………………………

第三節  會館文化的取向………………………………………………………

一、 沿海文化與內陸文化的互滲………………………………………………

二、士紳文化與庶民文化的交融………………………………………………

三、文化繼承與文化更新……………………………………………………

結語：由社會變遷反觀明清以來會館的歷史地位………………………………………………

一、會館與明清以來諸種社會組織…………………………………………………

二、會館與明清以來文化交流文化融合……………………………………………

三、會館與明清以來道德建設道德維護……………………………………………

附錄一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二 全國現存會館表

後記………………………………………………………………………………………

緒論

    中華民族是一個頗具凝聚力的民族，其團體意識自古及今，延續了五千年。對此，過去已在家族制度方面做了大量的思考。但其不足之處是很顯然的，一者家族組織無法囊括全部基層社會，家族發展亦非始終一貫，宋以前的家族多是政治上的顯赫者，宋以後纔有了庶民化的家族的普及形態。再者，家族制度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伴隨，它以宗族成員的安土重遷為前提。因此，我們還必須看到家族制度以外的村社制度，看到由此培植向來的鄉土觀念以及鄉土觀念的外延形態。中國人並不一定安土重遷，而是頗具流動性；中國人並不僅僅面朝黃土，而且也放眼於藍色的大海，特別以後的各歷史時期，人口流動與向外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經濟不斷傳播和發展的主要載體。無論如何，人口流動意味著走向陌生的環境，向外發展則標志著分占別人的資源，這其間勢必導致諸多矛盾，如何保存自己，如何協調矛盾，如何求得長久的彼此相安、相助、相利乃至相長，都要求有一種務實的解決途徑。由此，會館這種民間的自發性的社會組織應運而生，它以鄉土為紐帶，以傳統優良的道德觀、價值觀為指導，以相互定期與不定期的聚會、娛樂及彼此的互律為活動方式，力圖建立起一種和諧穩定，能以不變應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之萬變的社會秩序，從而程度不      同地實現了商品經濟與道德建設、社會變遷與秩序穩定的平衡發展。明清社會的發展與會館的建設緊密相連。

人們已普遍認同這樣的結論：中國封建社會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主要表現在：（一）中國封建經濟呈輻射性地向周邊發展，這時常使主產力與生產關繫的矛盾得以緩和，增設地方行政治所、移民墾荒等常使經濟落後地區呈現出大的發展。王朝中後期的改革運動以及王朝晚期的農民戰爭得以消解與遏制生產力與生產關繫矛盾的激化，從而使封建秩序不斷得以重建。因而有人稱中國封建社會具有很強的自我調節功能。（二）中國封建中央集權不斷強化，成為封建生產方式的保護傘。明清時期中央集權對社會基層控制的日益間接化，實際上不是中央集權減弱的標志，而是因為社會基層的各級組織集團多把中央王朝的大旨作為自己的宗旨，表面的自治實質上是社會秩序更加穩定的表現。時常發生基層組織與上層政          治的矛盾鬥爭，也隻能看作是二者相互關繫的調適過程，有時是基層組織對上層政治腐敗的抵抗，有時是基層組織對自我能力的過高估計而產生的異動，後二者仍處於一個共同體中。（三）中國封建社會實施的文化灌輸政策是無孔不入的，儒家學說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所共同信奉，從而使現實的人們不斷為建構儒家的理想國在不同的起跑線上向著共同的目標奮發進取。其中，科舉制度的實行是一種強有力的推進器，它誘使庶民階層由此跨入了仕途，又          逼使官紳階層必須由此纔能永葆世澤，這便奠定了中國封建秩序長期維持的思想根基。（四）在中國封建社會演進過程中，或因地理條件的差異，或因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變遷，各地政治、經濟的發展頗不平衡，這為商品經濟開闢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人們習慣把唐宋之際看作傳統社會發生重要變革的時期。此前，中央政權曾通過控制土地分配抑制社會的兩極分化，通過普及基層行政設置來強化社會控制。即使是身在外地的官員一般也以集賢院和邸舍統合之。社會控制的覆蓋面是全方位的。在此之後的宋朝政府推行了田制不立的經濟政策，更廣泛地以科舉制度選撥官員，從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流動，包括人口居住地的流動和社會身份地位的變動，這種巨大的社會變動本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卻也對固有政治體制提出了挑戰。在市場發育過程中，政府的干預雖多強而有力，但覆蓋範圍終究有限，民間社會進行自我管理的空間便越來越大。

    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階段，也是以上諸規律得以充分展示的時期。由於政治相對承平，因科舉制度和官吏易籍就任制度而激發起來的地域政治觀念首先便在官員荟萃的京師發育成長起來。永樂年間安徽蕪湖人、北京工部主事俞謨便首先把買自路姓的一塊房屋基地交由同邑京官晉儉設置蕪湖會館，從而翻開了明清時期會館建設的頁。隨著明代皇權旁落，內閣時常在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京師各地域性的官僚性會館紛起頻出，蔚為      風氣。如果說其初僅為同籍官僚娛樂宴談的俱樂場所，那麼其後便日益顯示出與科舉結合的趨勢。因而這類會館無論對明清時期政治，還是對明清各地方文化的發展都曾發生過重要影響。

    明清時期經濟領域內的變遷更引人注目，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長足進步具備了較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厚和更扎實的基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地區間經濟區域的形成，並且在地區間便利的經濟交流中各具分工。封建政府的商業政策賦役政策的演變使越來越多的人們把經商視作改變自己貧賤地位的門徑，而社會風俗的演變又使商人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商人們主動通過捐納、報效、興辦社會公益事業來贏得社會的認同，也通過代表自己階層的知識分子的輿論體繫來確立自己的社會形像。因而，明清商業便以商品種類繁多、經商人員來源廣泛區別於以前各朝，商人成為明清社會中具有廣泛影響的階層。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個領域都顯示了自己的存在，他們也在力圖以自己的意願去規劃社會，尋求在其中的適當位置，躋身於修造會館是明清商人的重要舉措，也寄予了他們的信念追求。

明清社會變遷的又一個重要特征是流動性階層所占比例較大，除了行商之外，移民風潮幾乎席卷了農、工、儒等各個階層。求生、求利、求富既成為移居者的一般心理需求，同時也決定了明清移民活動的多向性與延續性。在移民集中的地區，官方行政機構或尚不完善，或干脆付之闕如，土客矛盾、客客矛盾都可能導致社會的動蕩與不安，而會館這種主要以地緣為聯繫紐帶的基層社會組織因貼近移民的心理需要便具有了廣泛的發展前景。

    因此，明清會館是多種形態並存的，加入興辦會館行列的主要有官紳、商人以及其他移民，其存在範圍從京師至於窮鄉僻壤。有的地區密集，有的地區則稀疏；有的會館雕梁畫棟，檐宇連綿，規模至為恢宏，有的會館則構屋隨便，孤房獨室，規模十分簡陋。

    但是，會館的基本特征在於它的同鄉籍性和基層社會的自我管理組織性。其主要功能就在於為同鄉籍的流移者提供服務，實施管理。本書將從社會史的角度，著重討論明清時期的會館組織與社會變遷問題。會館組織是中國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變遷的產物，同時又反作用於整個社會，把明清會館與明清時期的市場機制、人口遷移、科舉制度等重大事像聯繫起來加以考察，將有利於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把握明清社會的運作機制，認識明清社會的變動趨向。

      當然，作為一項科學的研究，必須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所創新，所以我們有必要作一個大體的學術史回顧與評述。

    關於明清會館的研究，大體始於上世紀20年代。1925年5月，鄭鴻笙發表了《中國工商業公會及會館、公所制度概論》，似為會館研究的篇論文。他認為會館、公所與一般社團不同，它們規定入會者須交納會費和認捐一定數額的錢款，以作基金；又與以盈利為主要目標的經濟團體不同，同鄉團體的會產是專用於祭掃、享宴和慈善公益事業，因而它具有財產團體和公益團體的雙重性質。實際上，作者所言的會館公所是民國時期部分會館公所的情況，從中並不能讓人了解會館公所演變與發展的全貌。

    30～40年代，有一批學者致力於中國社會性質的研究。像陶希聖、潘光旦等人關注家族問題一樣，竇季良等人則更多地注重諸如會館這類同鄉性社會組織的研究。竇氏的《同鄉組織的研究》從鄉土觀念（觀念培成、層次擴延、分割局面、自然趨勢）、組織演化（組織淵源、制度完成、鼎盛時期、新體蛻化）、集體像征（自然選擇、類型演進、制度凝固、新興意識）、功能分析（創建時期、漸盛時期、寢假衰微、功能轉化）等方面對包括會館在內的同鄉組織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堪稱會館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裡程碑。不過，因為作者所做的研究多集中於四川地區，因而主要是移民會館的研究，對於諸如北京、上海、蘇州等大都市中的會館缺乏討論，而且，作者囿於四川一隅，也沒有從整個社會經濟變遷的大背景下去考察會館問題，因而他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往往並不具有普遍意義。有的即使用於四川也有失偏頗，因而其缺憾是很明顯的。

    到50年代，隨著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中國社會性質研究的深入，人們開始較多地關注會館問題，在眾多的論述資本主義萌芽的論文中，較多論者干脆把它比附歐洲資本主義前期的商業基爾特。把會館在明清時期的較大發展看作是中國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重要前提。在早期，無論是李文治先生的《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還是彭澤益先生的《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幾乎都把會館作為行會組織看待，這當然與當時的學術背景有關，這種認識在後來也有所修正。

    隨著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進一步深人，一批史學工作者又不斷拓展資料領域，並在整理碑刻及其它文獻資料方面做了許多扎實的調查工作。關於會館方面的幾本資料集奠定了其後會館史研究的資料基礎，同時也規範了會館研究者的思維，人們幾乎都較多地著眼於會館的經濟意義而不及其他，這樣，視野就被大大地限制了。如今，當我們重新翻檢這幾部資料集時，發現有許多為當時人所忽視的字句實際上包含了更深刻的社會變遷意義。由於          資料集的編者們多注重資料的完整性，所以為我們的重新研究仍能提供許多有意義的資料。

    從50年代到80年代，會館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框架下進行的。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華《明清以來北京的工商業行會》、洪煥椿《論明清蘇州地區會館的性質和作用一蘇州工商業碑刻資料剖析之一》、雷大受《漫談北京的會館》、顧廷培《上海早的會館—一商船會館》、賀海《北京的工商業會館》等。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把會館視作工商業行會，為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提供資料依據。胡如雷先生甚至認為：“明清之際，我國纔真正形成了類似西方行會的工商業組織，或稱會館，或稱公所，或稱行，或稱幫”。他徑直把行會、會館、公所、行、幫都劃上等號。汪士信先生認為明清商人會館經歷了從會館到公所的過渡，它們是中國式、的行會。應該說，這些論點作為一個時代思          想的表露實際上也為後來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礎。

到1982年，呂作燮發表了《明清時期的會館並非工商業行會》一文，成為對過去研究之片面性的一種反撥，實具振聾發聵之效。它啟示人們重新思考會館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團體的社會意義。1984年，呂作燮又發表了《明清時期蘇州的會館和公所》一文，闡述了自己對會館與公所的區別的認識，再次給人們以反思的激勵。同時，呂氏還發表《南京會館小志》，在南京會館資料征集方面做了過去為人們所忽視的工作。在篇文章中，作者贊同日本學者的西歐行會等於中國的“行”的看法，認為早期會館與工商業毫無關聯，對過去被認為是北京工商業會館的會館作了辨析，認為單就純商業性會館計算，總共是21所，占北京會館總數的5％弱，而突破地域界限的行業性工商會館，僅占北京會館總數的2％強。從比例上看來，北京工商業會館隻占少數，而具有行業性行會特點的工商業會館則更占少數。故“將北京的會館或部分工商會館與行會等同起來，是缺乏根據，特別將會館與後來的同業公會等同起來，那就近乎荒謬的了。”作者又以蘇州、漢口、上海作為代表分析了工商重鎮的工商業會館，認為見於這些城市的行業性會館多屬於地域性行幫組織，而在四川各縣鄉鎮出現的會館則是移民會館。在第二篇文章中，作者列舉了蘇州會館公所名稱與分   布，指出前者具有地域的特點、外來的特點、幫派的特點和松散聯合的特點，會館隻能由鄉紳、官僚或商人中的頭面人物纔能創建，而公所與會館相比則顯示出行業的特點、商業的特點和聯合比較嚴密的特點。這一結論在其後引起爭論，持否定態度的人發現，一者因為各地有各地自然情況的不同，再者兩個概念經常無法區分的現像也確實多有存在。

徐鼎新認為：上海的同鄉團體含有一定程度的同業組合的因素，而同業團體中又形成若干地域幫口。開埠以後，上海同鄉團體發生的分化和組合，反映了近代各商幫力量的消長，同業團體的變化則表現為新型行業團體的出現，其結構打破了狹隘的地域界限和舊有行業的範圍，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鄉誼聯繫和行會束縛。近代上海同業團體的近代化過程是緩慢的，到20世紀初，會館、公所等傳統組織少數演化為純同鄉團體，而大多數改組為同業公會（聯  合會）。王笛對近代重慶城市社會組織的研究表明，重慶的會館、同業行會和公所也體現了同鄉與同業雙重組合的結構特征。以會館為代表的社會組織的設立是移民適應城市新環境的需要。會館是同籍移民社會活動的重要場所，既可以聯絡感情、溝通消息，又可以為他們解決許多實際困難，在與土著居民發生矛盾和摩擦時，還可以維護移民的利益。後來，會館逐漸發展成為在政治、宗教、社會等方面對整個城市都有相當影響的組織，會館首領“八省首事幾乎參與了涉及城市管理和建設的各項事務。二者的研究都認為會館與公所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方志遠先生認為會館和公所二者有遞進的關繫。會館是起始的名稱，公所是繼起的名稱。會館者，聚會之館舍，敘的是鄉情友誼，氣氛應是寬松的；公所者，公議之場所，議的是利益分配，氣氛則是嚴峻的。

近期以來，會館已受到眾多研究者的重視，除了前些年陸續問世的幾部近代城市史涉及到會館之外，這方面的論文也不斷湧現。如劉正剛《清代四川的廣東移民會館》、《清代四川的廣東移民經濟活動》、陳連營《客商與清代河南農村經濟》、肖雲玲《論明清會館的宗族性、地緣性、官府性及其他》、陳忠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論》、蔡鴻生《清代蘇州的潮州商人：蘇州清碑〈潮州會館記〉釋證及推論》等論文都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論及會館。再有林國平《福建科舉會館的興衰嬗變及其原因》、王民、林國平《明清兩代北京閩中會館的教育職能及其演變》和樂正《城市結構功能的近代變遷》值得一提，前二文把北京的福建會館作了分階段的論述，指出北京閩中會館的興衰與政局穩定與否、   京都的設置與遷移和科舉的興廢、地方文化發展、經濟來源及管理人員的優劣密切相關。北京閩中會館為福建科舉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會館在近代社會變遷中能建立京師閩學堂、宣南法政專門學校、春明女子中學等以適應時勢的發展，但因這種適應多是被動應付式的，故會館也呈現出衰落局面。樂正則認為會館公所發展至近代，仍然繼續發揮其有效作用，對中國社會的近代化有積極意義。近年來許檀、劉鳳雲、王雲、李剛、宋倫、塗上飚、張平樂、李秀樺等學者在市鎮研究中亦大量涉及會館，如劉鳳雲還專門研究了明清城市的文化空間，確立了會館在這一空間的作用。

中國文物學會會館文化專業委員會的成立為現存會館間的聯誼與資料交流、研究成果的交流等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汕頭粵東會館、北京湖廣會館、上海三山會館、寧波慶安會館、洛陽山陝甘會館等均主辦過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會，編撰出版了相關資料與論文集，將會館研究推進到了更深入、更廣大的層次。

有些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學者在研究商會問題時追溯及會館，有的把會館到商會的演變看成是新的取代舊的的自然過程，有的認為會館與商會之間雖然名稱各異，但內部共性頗多，而且商會的出現並沒有宣布會館的消亡，有的說會館是同鄉性的，商業是同業性的，會館是松散的聯合，而商會則有嚴密的組織性。實際上，商會是近代西方的舶來品，其移植中國或可以有“橘生淮南則為枳”之可能，或也會出現“削足適履”的不適應。繼續探討將會是很有意義的。

我們還見到過去有不少學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表明過自己對會館的看法。早在50年代，傅衣凌就在《明清農村社會經濟》一書中討論到江西興國的抗租會館，反映了作者對明清社會諸多特殊現像早就有所關注，並做了較精當的分析和概述。吳承明在《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也提出了客商落籍後成為坐賈繼而發起設立商人會館的觀點。再如段本洛、張福圻分析了蘇州手工業會館，韓大成補足了幾條明前中期的會館資料。蔣兆成認識到杭      嘉湖地區存在商人會館向手工業會館轉化的趨勢。這些都極有價值。李華、陳學文等對地方性商人的研究中亦多涉及會館問題，他們較多地致力於收集資料，並時有灼見，是我們進一步研究會館問題的重要材料。近年來，羅一星在《珠江三角洲傳統工商城市的發展形態——明清佛山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中就佛山會館展開了論述，指出佛山會館包括手工業會館和商業會館，手工業會館中出現了東家行、西家行的分野，鄉仕會館的設立則表明會館組織在明清佛山的社會整合中發揮著積極作用。劉正剛在《清代四川的閩粵移民研究》中集中闡述了清代四川閩粵移民會館的設置、分布、建築規模和社會功能。還有嚴昌洪在《中國近代社會風俗史》中也提出了自己對會館公所的看法，他指出：會館公所是封建時代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城市繁榮、人口流動量增加的產物，特別是經濟領域裡的變化為會館、公所的建立既提出了需要，又提供了可能。不應以會館或公所的名稱來區分這類社會組織的性質，應該按各個組織的組建動機，人員構成、活動內容來確定其性質，是同鄉會還是行會，是商人組織還是手工業組織，或者兼而有之，無論如何，它一般都具有“把神、合樂、義舉、公約”四項功能，有的會館還為會員伸張正義、代辦冤獄，以集體力量謀求官府出面保護。      延至近代，會館傳統的慈善事宜已降到次要地位，而切磋智識纔能，即研究商務、交流商情、提高商智、培養商纔則成為會館的重要職能。研究商情商務使會館成為商戰陣地，政治參與意識的加強使會館的作用範圍有所開拓，會館兼辦教育使會館更增加了新的功能。這顯然主要是從經濟意義上的會館立論的。還應提到的如馮爾康等著《清人社會生活》、朱英著《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等都有關於會館的專門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