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俞可平

導論 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現狀與未來徐煥

建設服務政府

——焦作市的實踐陳家剛

成都市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從“一站式”到“一窗式”項國蘭

基層公共服務模式的構建

——北京西城區街道公共服務大廳案例研究龍寧麗

公共管理創新與基層服務型政府建設

——以山東青島萊西“為民服務代理制”為例包瓘鈞

推進全面質量管理 打造服務型政府

——以陝西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服務承諾制”為例徐煥

創新政府履行方式，構建新型居家養老服務體繫

——寧波市海曙區的案例研究吳玉霞

基於合同的公共服務供給

——以上海浦東新區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為例龍寧麗

民主與民生共進 深化城鄉統籌發展

——成都市村級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改革案例研究徐煥

農民領到了養老金

——河北省青縣的農村“合作養老制度”案例分析項國蘭

農村社會福利新模式

——廣西壯族自治區“五保村”建設的創新實踐丁開傑

社區助貧形式和社區建設思路的創新

——來自廈門嘉蓮愛心超市的案例研究和思考龔水燕 馮亞麗

試點中的創新

——以河北省遷安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為例闫健 丁開傑

南京市下關區“政務超市”調研報告及分析王勇兵

參考文獻

插圖圖次

圖1海曙區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圖

圖2寧波市海曙區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的組織體繫和運行圖

圖3有關合同的模型（根據威廉姆森和薩瓦斯的觀點制作）

圖4《社會工作服務合同》中的邏輯結構關繫

插表表次

表1根據2009年中致社第四季度基礎工作數據統計表制作

表22008—2009年中致社社工服務規模

表3上海市“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繫”前後的政府規模比較

表4根據2008年和2009年浦東新區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考核評估報告中的數據制作

表52009年中致社服務指標完成情況統計表

表6建設“五保村”前的五保供養情況

表7廣西壯族自治區2004年“五保村”建設基本情況

表8“五保村”管理制度

表9海外報刊對廣西“五保村”建設的評價

表10生活來源渠道

表11愛心超市資料收集概況

表122004年6月—2006年6月嘉蓮愛心超市的月捐贈件數和月媒體報道次數

表13 “政務超市”服務項目分類

盡管與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的進程和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相比，我國的政治體制還存在許多嚴峻的挑戰，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依然是一項極為緊迫的任務，但不能否認，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取得了重大的進步。3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是一個包括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全方位的社會進步過程。然而，坦率地說，與人們對經濟改革成就的評價不同，對政治改革的成就充滿著爭議。典型的爭論呈兩個：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一樣，進步迅速，成就巨大；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同，中國的政治發展幾乎停滯不前，沒有多少重大成就。海外一些專家甚至認為，不改革政治隻改革經濟，正是中國創造經濟發展奇跡的原因所在。

其實，上述爭論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觀察問題的立場和視角不同，如果從宏觀政治框架上看，那麼中國的政治變遷確實很少。中共一黨執政的政黨體制沒有變，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協的基本制度沒有變，黨領導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治格局沒有變，馬克思主義主化政治意識形態也沒有變。然而，如果換一種視角和立場，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觀察中國的政治變遷，就會發現截然不同的另一幅景像：中國的政治生活在過去30多年中也同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例如，從人治開始逐漸走向法治，首次確立了建設法治國家的根本目標，著手建構較為完備的法律體制，政府行為更多地受到法律的約束；從封閉政治逐漸走向透明政治，首次頒布了政務公開的法規，各級黨政權力部門逐漸推行政務公開；從管制政府走向服務政府，出臺一繫列的措施，大幅度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同時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從高度集權走向適度分權，中央政府從財政、稅收、審批等多個方面向地方政府分權，同時將更多原先政府管制的事務轉交給民間組織，開始向社會分權。

毋庸諱言，國家治理更多屬於工具理性的範疇。換言之，無論哪一種社會政治體制中，統治者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加穩定的社會環境、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務，從而有廣泛的民意基礎。但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並非存在不可跨越的鴻溝，工具理性的改革通常需要價值理性的指導，而且也或遲或早會催生新的價值理性。更進一步說，國家治理的改革雖然是達到既定政治和經濟目標的手段，是一種工具理性的改革，但治理改革本身必然體現著某種政治價值，而且勢必導致新的政治需求。因此，我一直堅持認為，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甚至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生活的進步與變革，主要體現在國家治理領域和社會治理領域的改革和進步。

迄今為止，我一直是增量改革的倡導者和踐行者。我在20世紀末提出了“增量民主”理論，並且在21世紀初主持發起了“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在社會各界已有廣泛影響力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便是該計劃的重要內容，也是以“增量民主”推動社會政治進步的一個重要嘗試。從2000年開始，我與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的同事們一道，利用“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這個重要平臺，對過去十多年中各級政府的改革創新案例進行了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對其中的先進案例進行了獎勵、宣傳和推廣。可以自豪地說，關於中國的民主治理改革和政府創新，我們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擁有齊全的案例數據庫。我們一直希望能夠通過某種方式，使我們的案例數據和研究成果能夠為更多的學術同行和黨政官員分享，這套叢書便是這種努力的一個重要結果。展示在讀者面前的這套《中國的民主治理：理論與實踐》，按主題共分十卷，分別由“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的骨干成員主持編選。這十卷的目錄和主編依次是：《民主選舉》（闫健）、《民主決策》（陳家剛）、《民主管理》（龍寧麗）、《民主監督》（何增科）、《黨內民主》（靳呈偉）、《法治政府》（李月軍）、《透明政府》（劉承禮）、《效率政府》（陳雪蓮）、《服務政府》（徐煥）和《社會管理創新》（周紅雲）。

叢書各卷的選材主要依據“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的案例和成果，但並非局限於此。除此之外，我們還廣泛選取了在相關主題方面的經典案例和代表性研究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套叢書是我國在民主治理的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方面較為重要的一個成果彙編，讀者從中可以大體了解21世紀以來我國治理改革的現實進展和研究現狀。所以，作為叢書的主編，我特別希望這套叢書對於黨政部門的實踐者來說，具有一定的借鋻意義；對於學術部門的研究者來說，則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俞可平

2013年端午節於京郊方圓閣

迄今為止，我一直是增量改革的倡導者和踐行者。我在20世紀末提出了“增量民主”理論，並且在21世紀初主持發起了“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在社會各界已有廣泛影響力的“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便是該計劃的重要內容，也是以“增量民主”推動社會政治進步的一個重要嘗試。

——俞可平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總負責人

這套叢書是國內迄今為止對中國民主治理的實踐與理論進行繫統研究的為全面的一套叢書，有助於人們對中國民主治理的進展與成就、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民主治理中的薄弱環節以及發展趨勢的了解。

——何增科 中央編譯局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主任

俞可平教授積極倡導中國地方政府創新和政府績效評估研究，由他主持的“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劃”至今已持續進行了12年，國內政治學界絕大多數專家學者先後都通過各種方式參與過這一特大型的研究與獎勵計劃，本叢書的出版，不僅對於推動我國政治學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於推進各級政府的改革創新也有著重大的實際意義。

——張小勁 清華大學教授

本叢書立足於“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彙集了眾多專家學者對中國政府創新的案例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過去十多年來我國在民主政治和政府創新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改革進程，無論對於我國的政治學研究，還是對於政治體制改革來說，這都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性和資料性工作，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出版價值。

——徐湘林 北京大學教授

“民主治理”乃天下大勢，但是正如不能把“人民民主”推向神壇而無助於人民一樣，還正如印度有發達的民主而無好的治理一樣，一個健康的政治社會必須在履行“民主治理”的同時“治理民主”，終纔會有好的“民主治理”。

——楊光斌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資料豐富，有助人們了解當代中國政治局面和改革處境。

——任劍濤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中國人能不能搞民主？中國這片土地適合不適合民主生長？中國民主發展的動力在哪裡？這套叢書通過對十多年來地方和基層大量民主治理創新實踐的描述、分析和提煉，用迄今為止全面、繫統、豐富、*典型性的內容對這些重大問題作了回答。

——王長江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該套叢書選題很好，切合了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之需要，能夠為中國的政治發展特別是地方政權建設提供有益的參考。但該書過於龐雜，精致不夠。

——桑玉成 復旦大學教授

探索中國民主治理理論的繫統性和推動中國民主治理實踐的全面性,這是《中國的民主治理：理論與實踐》叢書的兩大亮點,中國民主治理理論與民主治理實踐的緊密結合則是該套叢書顯著的特色。

——肖濱 中山大學教授

這是一套迄今全面研究中國民主治理的叢書，闡述了各方面、各領域的民主治理方略，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因而很有意義 。

——李路曲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這是一套填補中國民主治理研究空白的著作。

——高小平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

導論

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現狀與未來



徐煥

（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



服務型政府建設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始於英、美，並迅速在西方各國蔓延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實踐發展和理論研究的推動下，構建服務型政府成為我國公共行政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的重要取向。所謂服務型政府是指，政府以社會和公眾需求為導向，堅持一切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現實需求出發，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為公民、社會組織和社會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同時，不斷加強社會管理和建設，終實現行政的科學、民主、透明、高效。

80年代以來，我國進行了多次大的行政改革與轉換，但都沒有從根本上轉變長期以來形成的政府公共行政理念，如公共行政是直接維護政治統治的工具、“行政管理”主體與被管理對像(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繫不對等。若使行政改革出現新的轉機,必須從原有的思路上進行突破，跳出機構歸並、人員裁減的老思路，進行大的制度變遷，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提出也就成為必然。

，建設服務型政府是解決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深層次矛盾的要求。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提出，既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政治一體化的突出表現，也是我國現代化背景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矛盾互動的結果。多年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沒能同步進行,導致政治體制改革落後於經濟建設的步伐。改革面臨一繫列挑戰，如“三農”問題、非公有經濟發展問題、弱勢群體問題，這就要求政府更多地強調社會公眾的意志,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社會公眾的滿意程度。服務型政府理念正好能夠因應這一需求。

導論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現狀與未來第二，建設服務型政府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初期，政府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角。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政府要由生產投資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著力於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從經濟發展的控制者、審批者成為服務者。政府要通過良好的制度供給、公共政策供給，加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充分供給，為企業提供有效的服務，通過這些服務為經濟發展提供新的動力。此外，加入WTO也直接推動了我國政府的轉變,它要求政府必須公開透明，政府模式由管制型轉變為服務型，要完善適應市場經濟要求、與WTO規則接軌的法規體繫。

第三，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要求。多年來，我們采取了非均衡的發展戰略，產生了許多問題，尤其是我國社會結構的調整如人口結構、就業結構、城鄉結構的調整落後於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教育、科技、醫療等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的發展，這些問題威脅著我國的社會穩定和社會安全。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求政府把自己的主要職責放到協調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進行，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

第四，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完善現有公共服務模式、促進社會建設的要求。2003年的SARS危機暴露了我們原有公共衛生服務體繫的嚴重缺失。原有公共衛生的財政資金投入不足，政府在履行提供公共產品服務方面的職能上有嚴重缺位。同時，現有的公共服務體繫弊端突出。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基本集中掌握了本地所有的公共資源，提供著幾乎所有的公共服務。隨著我國社會的變遷轉型，現有體繫暴露出許多弊端，不僅導致各級政府機構臃腫，還造成較為嚴重的資源浪費、效率低下、服務成本過高、服務質量低下。因此，必須改革現有的公共服務模式，為切實推進社會建設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第五，建設服務型政府，是建設責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前提和基礎。建設責任政府需要政府能夠積極地對社會民眾的需求作出回應,並采取積極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實現民眾的需求和利益。建設法治政府是要依法明確政府的各項職責，保障公民權利，將政府的決策、執行及監督的整個過程都納入法制化軌道。建設廉潔政府，就是確保各級政府以權謀公、清正廉潔。在行政體制改革的四型基本要求中，服務型政府建設是基礎和根本。

服務型政府建設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推進的歷史過程，多年來，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與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比，服務型政府建設仍任重而道遠。

一、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取得的進展

服務型政府建設是來自我國各地基層政府在改革實踐中的創造，也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理性思考。2012年7月，國務院還正式印發了《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繫“十二五”規劃》，為建設服務型政府指明了努力方向。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穩步發展並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一）政府職能開始轉變，突顯了服務性特征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轉變政府職能、構建服務型政府為目標的政府改革思路逐漸明晰。2002年召開的十六大次把政府職能歸結為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項內容。2004年，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究班結業式上正式提出服務型政府建設。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設服務型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十七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指出：通過改革，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回應公共管理實踐需求，對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型進行了新的要求，更為清晰地提出要“構建起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轉變政府職能重點體現在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上。一些地方政府在服務型政府理念的指導下，削減和整合行政審批事項，如本書收集的兩個案例：北京市西城區2005年通過綜合受理、聯網受理、全程代辦等方式，打造新型街道公共服務大廳；四川省成都市2004年2月建成了省、市同址辦公的政務服務中心。此後，成都市又於2007年啟動了“一窗式”並聯審批受理平臺，各職能部門在這個平臺上內部運轉、並行審批、限時辦結，綜合管理部門實時監控，測評；申請人可與審批部門雙向互動，在線查詢。

（二）不斷探索政府結構的優化，進一步規範政府機構設置

改革開放後，我國經歷了七次較大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1982年，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實行干部年輕化，將國務院各部門從100個減為61個；1988年，首次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將國務院部委由45個減為41個；1993年，為適應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將國務院組成部門、直屬機構從86個減少到59個；1998年，為消除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不再保留15個部委，新組建4個部委，3個部委更名，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2003年，為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改進管理方式、推進電子政務、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設立國資委、銀監會，組建商務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安監總局，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組成部門變為28個；2008年，為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新組建工業和信息化部、交通運輸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設置27個；2013年啟動的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將國務院組成部門減少至25個。改革的重點是，緊緊圍繞轉變職能和理順職責關繫，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實行鐵路政企分開，整合加強衛生和計劃生育、食品藥品、新聞出版和廣播電影電視、海洋、能源管理機構。

除國務院機構改革外，地方政府也從強化公共服務職能出發，注重優化各級地方政府組織機構，加強與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直接相關的部門建設。一是推進地方大部制改革。例如，2009年，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按照提高行政效能、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要求，采用“同類項合並”的方式調整部門結構，啟動了以大部門體制改革為重點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有效地理順了部門之間的權責關繫，提高了行政效能。二是推進鄉鎮和街道改革。例如，2009年起，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整合鄉鎮七站八所的資源，設立了“一辦三中心”：黨政綜合辦公室由原組織、黨政辦、監察等部門組成，重點負責績效考評和綜合協調工作；產業服務中心由原鄉鎮農業服務中心、林業站、水利站等組成，重點負責產業規劃、扶持和發展工作；社會服務中心由原鄉鎮民政辦、計生服務所等組成，重點負責簡政放權工作；政策法律服務中心由原鄉鎮綜治辦、司法所、派出所等組成，重點負責社會不穩定因素的排查、調處，處理突發事件等。

（三）在制度建設方面，出臺了一繫列相關的政策、意見

一方面，出臺一繫列政策，力圖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失衡的矛盾，強化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的責任。2006年人事部制定了《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2006—2010—2020）》，提出要大力開展農民科技培訓服務。2006年9月，國務院出臺了《農村衛生服務體繫建設與發展規劃》、《關於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指導意見》，開始將農村和城市社區公共衛生服務體繫建設作為改革的重點。2007年，國務院發出《關於在全國建立農村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推動了我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全面深入。2008年1月，衛生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水利部聯合發布了《關於加強農村飲水安全工程衛生學評價和水質衛生監測工作的通知》，進一步規範了農村飲水安全工程建設和管理，保障了農村居民飲用水衛生安全。2008年10月，衛生部頒布的《關於規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健康體檢工作的意見》，進一步規範了農民健康體檢工作，並提出要為受檢者建立健康檔案，逐步建立健康體檢管理信息繫統，提供免費健康檔案查閱和健康咨詢。2009年4月，國務院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新醫改方案終稿），堅持公益性原則，提出將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2012年7月，國務院印發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繫十二五規劃》中提到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實現“資源布局更趨合理，優質資源共享機制加快建立，縣(市、區)域內基本公共服務均衡發展基本實現，農村和老少邊窮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明顯提高”。2012年8月，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還聯合有關部門制定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標準化工作“十二五”行動綱要》，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另一方面，力圖發揮各類公司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在社會服務方面的作用，出臺了一繫列政策措施推進社會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實際上，在“十一五”規劃實施以前，國務院、各部委就探索出臺了相關政策。如2000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民政部等11部委《關於加快實現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意見》，指出到2005年，要在我國基本建成以國家興辦的社會福利機構為示範、其他多種所有制形式的社會福利機構為骨干、社區福利服務為依托、居家供養為基礎的社會福利服務網絡。2005年，民政部頒布了《關於支持社會力量興辦社會福利機構的意見》，進一步調動了社會力量參與社會福利事業的積極性，推動了社會福利社會化進程。在“十一五”規劃實施期間，2006年，民政部下發了《關於加快發展養老服務業的意見》，提出要采取多種形式，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多形式、多渠道參與老年社會福利事業，引導和支持社會力量興建各類社會養老服務機構。2008年1月，民政部又頒布了《關於全面推進居家養老服務工作的意見》，要求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合理配置資源，研究制定“民辦公助”的政策措施，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興辦居家養老服務業。2008年12月，民政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了《關於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有關問題的通知》，建立了公益組織捐贈稅前扣除資格的認定和監管機制，通過慈善機構捐贈免稅這一措施鼓勵社會力量在社會服務領域的資金投入。2009年4月，國務院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新醫改方案終稿），在堅持公益性原則、提出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同時，也進一步提出要加快化辦醫格局，鼓勵民營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院。2012年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繫十二五規劃》又提到要“創新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引入競爭機制，積極采取購買服務等方式，參與、公平競爭的格局，不斷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四）在服務供給方面，一方面發揮了政府的主導作用；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各類公司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的作用，探索了公共服務的多中心供給模式



首先，政府作為提供服務的責任主體發揮了主導作用，逐年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的財政投入力度，確保了基本公共服務的持續發展。如我國衛生籌資結構趨向合理，衛生總費用中個人衛生支出比重由2001年的60％下降到2010年的35.5％，政府預算和社會衛生支出比重提高，居民負擔相對減輕。在衛生總費用方面，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和社會衛生支出的比重，2001年分別僅占16％和24％，2010年分別提高到28.6％和35.9％。同時，政府對社會服務事業的投入也不斷加大。如2011年全國社會服務事業費支出3229，比上年增長19.7％，占國家財政支出比重為3％，與上年持平。中央財政共向各地轉移支付社會服務事業費18，比上年增長34.7％，占社會服務事業費比重56%，比上年增加了6.2個百分點。社會服務事業基本建設施工項目4533個，全年完成投資總額218，比上年增長19.4％。

第二，積極探索了“政事分開”、“管辦分離”事業單位改革，通過國企與事業單位的改制，合理地區分了政府、市場、社會在社會服務中的角色，推動了公共服化、市場化運作，讓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加入了提供公共服務的行列，實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政府從社會服務的“直接提供者”、“生產者”轉為“合作者”和“發包人”。一些地區的改革探索走在了前列。如2005年7月，北京市海澱區就成立了公共委，將社會服務機構從政府部門中脫離出來，劃歸到公共委管理，打破了原來行政管理機構中政府機構直接領導事業單位的做法。通過這項改革，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事業單位，這樣，它的監管職能也就不必受政府管制，還可以通過公共委和政府保持聯繫。

第三，充分發揮了各類公司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的作用，推進了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建設。通過市場化方式，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公共服務生產。根據新一輪的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將重點培育、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這些社會組織，可直接向民政部門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

同時，國家鼓勵各地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將原來由政府直接承擔的一些服務職能和事項，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轉移到社會組織身上，是當前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組織發育發展的一個大趨勢。在2012年3月召開的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提出，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這是中央領導首次明確提出，政府應將部分職能讓位給社會組織，被認為是政府放權、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具體部署之一。從全國範圍看，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在許多地方已有探索，如本書介紹的寧波海曙區的居家養老服務體繫。在條件相對成熟的地方，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已經可以進入全面實施的階段，如廣東省政府2012年發布《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暫行辦法》，規定教育、衛生、文化、體育、公共交通、公共就業等領域適宜由社會組織承擔的部分基本公共服務事項，法律服務、課題研究、政策（立法）調研、決策（立法）論證、績效評價等輔助性和技術性事務，以及其他按政府轉移職能要求實行購買服務的事項，原則上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逐步轉由社會組織承擔。



（五）在服務內容方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步伐加快，各項社會服務工作全面推進



首先，農村義務教育發展迅速。（1）入學率、鞏固率明顯提高，辦學條件明顯改善。2011年，全國小學學齡兒童淨入學率達到了99.8%，小學升學率達到98.3%。（2）辦學條件明顯改善。2010年，農村小學生均儀器設備值，初中生均儀器設備值為。農村小學每百名學生擁有教學用計算機3.5臺，比上年增加0.3臺；農村初中每百名學生擁有教學用計算機為6.0臺，比上年增加0.5臺。（3）教師隊伍整體素質得到提升。2010年，全國農村小學大專及以上學歷教師比例達到75.4%，比上年提高3.7個百分點；農村初中本科及以上學歷教師比例達到59.4%，比上年提高5.0個百分點。此外，自2006年起，*、財政部等部門聯合啟動實施了“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公開招聘高校畢業生到“兩基”攻堅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任教，有力地緩解了農村地區教師緊缺和結構性矛盾。（4）各級財政投入增多，學生生活得到改善。自2011年秋季學期起，國務院啟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中央財政將每年撥款1，率先在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680個縣（市）啟動國家試點，惠及這些地區所有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約2600萬名在校學生。2012年5月23日，*等15部門又聯合印發了《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實施細則》，使這項工作更加制度化、規範化。

其次，農村基本衛生醫療服務得到發展。（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不斷發展。截至2011年底，全國有2637個縣(區、市)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人口數達8.32億人，參合率為97.5%。（2）農村三級醫療服務體繫建設不斷完善。2011年底，全國2003個縣(縣級市)共設有縣級醫院10337所、縣級婦幼保健機構1994所、縣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2212所、縣級衛生監督所1957所，四類縣級衛生機構共有衛生人員198.4萬人。全國3.33萬個鄉鎮共設3.7萬個鄉鎮衛生院，床位102.6萬張，衛生人員116.6萬人(其中:衛生技術人員98.1萬人)。全國59.0萬個行政村共設66.3萬個村衛生室。村衛生室中，執業(助理)醫師19.3萬人、注冊護士3.1萬人、鄉村醫生和衛生員112.6萬人(其中:鄉村醫生106.1萬人)。每千農業人口村衛生室人員1.5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