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中國社會發展與治理進入新時代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和基礎，社會治理體繫是國家治理體繫的主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使用了“社會治理”的概念。2019年10月3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則將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對社會發展和民生事務進行管理是一個政府重要的行政功能，而處理政府與市場和社會關繫的制度體繫也就成為國家治理體繫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國家治理格局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變化，社會治理體繫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期，我國社會治理以社會管理的形式存在，其主要特點表現為社會資源以計劃配置為主，社會整合以行政手段為主，社會事業由國家或集體包辦，並以戶籍制度控制人口的城鄉間流動a，政府管理、政府包攬、政府統管的化管理。與這種社會管理相適應的是國家通過城市的“單位”和農村的人民公社來具體實現對社會成員的資源分配、福利提供、社會保障。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人口大流動和城鎮化進程、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等改革開放戰略和社會經濟發展都涉及傳統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導致利益主體和訴求，社會階層分化，社會道德和價值體繫重構，社會矛盾也日益復雜。原有的整體性和平均化的社會利益結構和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這種全方位的社會變革，並直接影響到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

隨著農村村民自治逐步完善，城鎮社區管理模式也開始出現，我國社會治理經歷了從社會治安綜合管理到社會管理、社會治理，再到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發展過程。2000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於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標志著城市社區建設的啟動。同時，1998年修訂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都對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性奮鬥目標；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深入研究社會管理規律，完善社會管理體繫和政策法規，整合社會管理資源，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黨的十七大報告次明確提出了“社會組織”一詞，將包括“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公益組織”等在內的各種稱謂進行了統一，並對它的性質、功能、作用進行了明確的界定。

2012 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強調社會建設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要圍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繫，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十八大報告還明確了要加快建設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政府主導、覆蓋城鄉、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繫；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源頭治理、動態管理、應急處置相結合的社會管理機制。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專設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一章，以“社會治理”取代以往的“社會管理”，成為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的領域之一。《決定》指出：“創新社會治理，必須著眼於維護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並從“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健全公共安全體繫”四個方面提出了原則性的改革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繫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兩者的區別也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一是覆蓋的範圍不同。“社會管理”在實踐中往往被理解為政府無所不包，“社會治理”則聚焦於激發社會組織活力，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健全公共安全體繫等。二是“社會治理”相比於“社會管理”，更突出地強調“鼓勵和支持各方面的參與”，強調更好地發揮社會力量而不是政府管控的作用。三是“社會治理”更加強調了制度建設，是國家治理體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治理的理論來自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扎根於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與基本國情。要深入領會新時代社會治理的理論體繫，就有必要了解我國社會發展的歷程、現狀和未來趨勢，了解涉及社會治理方方面面的基本態勢，把握社會治理各領域和具體事務的未來發展完善的空間。

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雖然隻有一字之差，但卻體現了我們黨對社會發展和國家治理理念上的重大發展。這是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既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集體智慧結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程中，逐漸探索形成的社會治理思想體繫和國家治理體繫。與社會管理不同，社會治理強調在黨的領導主體協同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共同治理，並強調政府管理與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自我管理相結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繫，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這個提法在“十三五”規劃提出“共建共享”的基礎上增加了“共治”，體現了治理的核心理念。

與此同時，志願者和志願服務也逐漸得到發展，2016年中共中央宣傳部聯合八部委共同印發《關於支持和發展志願服務組織的意見》，推動公共文化設施志願服務組織體繫、志願服務項目體繫和住院服務管理體繫，以促進我國志願者工作的全民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也處在持續的變革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社會治理的重要論述，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既有關於社會治理的頂層設計，也有對社會治理實踐的具體指導和統籌謀劃，是一個完整的社會治理理論和實踐體繫。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全的社會治理體繫將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基於這樣的思路，本書試圖從不同的方面描述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社會的種種變化，討論在相關領域社會治理的發展脈絡。由於社會發展是一個宏大的話題，關乎我們日常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以作者的學識和本書的篇幅不可能窮盡，隻能選擇重要的方面做一些相對深入的探討。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等制度體繫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考慮到本叢書的完整體繫並避免過度重疊，本書以中國社會形態和結構發生的巨大變化為線索，聚焦人口發展、遷移與城鎮化、婚姻家庭模式、社會保障制度、社會心態、社會基層組織形式、民間信仰等出現的新樣態與新問題，回顧我國在社會治理領域的發展歷程，結合新時代國家發展戰略，探討新時代社會治理與社會制度建設的方向和未來願景。

人口眾多是中國基本的國情。在過去的幾十年間，通過計劃生育項目的開展和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我國的人口經歷了許多重大的變化，如人口增長模式從高出生高死亡過渡到低出生、低死亡，巨量的人口遷移和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人口年齡結構的逐漸老化，地區差異的持續存在等。本書章對這些人口發展進程和態勢進行了整體性的描述和分析，對人口發展的未來走勢做了預測，並聚焦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的影響，探討了立足於中國的政治體制、文化傳統、家庭倫理、人口經濟大國等基本國情之上的應對老齡化社會的中國方案。

人口遷移流動和城鎮化是中國人口變化的一個重要形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後，在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推動下，我國城鎮常住人口比重已經超過農村人口。城鎮化的進程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和以戶籍制度為主要載體的城鄉隔離體制的改革，成為我國當代重要的社會治理改革之一。人口流動和城鎮化帶給中國社會深刻的變化，是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本書第二章考察了中國城鎮化的歷史進程和人口遷移流動治理體繫，重點討論了戶籍制度及相關社會政策的改革。

新時代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各個領域的全面發展進步是社會的主流，社會各種特殊群體的權益保障和發展進步也得到必要的關注，這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一些亮點，也是社會得到善治的一個層面。本書第三章討論了我國婦女兒童發展與殘疾人保障等方面的進步，在全面梳理社會支持政策的基礎上，梳理了落實男女平等基本國策、踐行兒童優先發展理念、建立完整的殘疾人社會支持體繫等領域的發展情況，分析了新時代我國弱勢群體保護方面仍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在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流動和城鎮化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我國的婚姻家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家庭戶規模在城市和農村都呈現出不斷小型化的趨勢，家庭戶數增長速度明顯高於人口增幅，各種新型家庭模式逐漸出現。家庭的傳統功能如贍養撫育等正在弱化，同時又在新的歷史時期和轉變著的社會形態中頑強地延續和發展著。本書第四章通過比較近幾十年來家庭發展的基本數據繫統描述了中國婚姻家庭變遷的過程，討論了家庭在中國社會發展和文化傳統延續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設計為了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問題，探索更為合理的家庭政策的可行性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反貧困在我國取得巨大的成就，減少貧困人口的目標被納入社會治理的各種行動方案中，全面脫貧已經成為近期政府的重要工作。第五章較為繫統地梳理了我國黨和政府關於反貧困的理論、政策和行動，回顧了我國反貧困的歷史和成就。本章對習近平總書記精準扶貧的理論和實踐作了比較詳細的討論，在短短五年內，精準扶貧政策的執行使得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六千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百分之十點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本章還討論了未來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對我國農村發展的意義。

本書第六章總結了我國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的不斷發展與改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通過漸進改革的方式，通過局部地區或保障內容的試點，在取得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再完善頂層設計並全面推廣，在很短的時期內就初步建成了世界上覆蓋人群廣的社會保障體繫。我國社會保障的特點是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社會參與，體現了黨和政府將為人民謀幸福的初心落實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實踐中，用制度體繫保證全體人民都能夠持續公平地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在新時代，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將進一步地改革、完善和發展。

我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基層社會組織的結構與治理發生了一繫列的重大演變，從單一的單位制到不斷共治的模式和路徑，這也是本書第七章關注的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次明確提出了“社會組織”一詞，並對它的性質、功能、作用進行了明確的界定，此後各種社會組織和志願者服務穩步推進，發展迅速；中國村居委會和政府之間的角色關繫不斷調整，基層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必然進一步推進基層治理的理念和方式的諸多變革，其未來發展關繫到我國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的全局。

在經歷一繫列社會變革的背景之下，中國人的整體心態集中折射了他們對生存和發展的感受，也構成了社會治理必須面對的基本要素，這是第八章討論的問題。整體而言，中國人表現出較高的政治信任，對中央政府一直保持很高的信任度，但地方政府尤其是公務員的公信度還需進一步提高。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有各種社會問題出現，造成中國人主觀幸福感逐年上升的同時，在不同的群體之間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差異，有待進一步改善。除了經濟、家庭及健康等個人變量外，社會在公平、公正方面的完善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四十餘年來，民間信仰首先在實踐中得以恢復，並伴隨著宗教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曾一度銷聲匿跡的學科復建而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領域而受到普遍關注。第九章梳理了作為民眾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信仰與實踐是如何納入社會治理之中的，各地各級政府以及民間社會對此進行了長期的探索。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地方工作時對民間管理工作的關心和指導，初步確立了民間信仰事務的“歸口管理”原則，各地方根據社會發展現實所做出的民間信仰社會化管理措施的探索，令傳統的信仰與實踐成為社會穩定發展的正面力量。唯有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纔能落到實處。

社會治理概念的提出是一種改革理念的升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社會治理創新不是指政府管理社會的內容、方式或手段等的創新，其實質在於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的轉變，對社會組織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時代的社會治理格局中，治理並進、客體多樣化存在發展，社會基層治理中的首要任務就是解決社區活力與社區秩序的張力問題。在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背景下，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的體現之一在於公眾參與，居民自治與社區共治的良性運行就是當下我國社區基層治理工作中的一劑良方。本書第十章還討論了如何進一步創新社會治理思路，鼓勵和引導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社會治理。

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全國人民風雨同舟、眾志成城，正在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全面勝利，也再一次證明了我國政府動員與基層社會參與有機融合的治理機制的有效性。第十一章分析了疫情防控中社會治理的經驗模式和創新探索，包括堅持黨中央領導，彰顯黨建引領制度優勢；強化基層疫情防控工作體繫，激活社區防控工作機制；三社聯動凝聚社會力量，織密織牢社區防控網；因地制宜部署完善常態化防控條件下的社區服務；運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技術手段，提升疫情防控的精準化。這一章還討論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風險常態化背景下正確認識和把握基層風險防控治理所出現的新的特點和趨勢，不斷創新發展更為科學有效的以全周期管理為基本理念的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和模式，以保障經濟健康運行和社會有序發展。

中國以實現經濟起飛為重要標志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整整40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繫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國社會的基本形態也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轉型，變遷中的社會結構和不斷完善的社會形態，成為社會治理良性循環的基本環境。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社會治理制度、社會治理體繫、社會治理新境界等方面提出了諸多創新性要求，並在深入分析和準確把握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社會治理形勢和環境的基礎上提出了重點任務和措施。從社會發展不同層面解決與人民休戚相關的各類社會問題，是社會治理的主要關切；民生保障制度以及社會治理制度的建設與完善不僅是增進民眾福祉的需要，也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不變初心與使命擔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從而增強城鄉群眾對改革成就的獲得感，讓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進一步發揮其優勢。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正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