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原蘇聯東歐國家政治轉軌比較研究

內容簡介

蘇聯於1991年12月26日正式宣布停止存在，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與東歐國家自此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在國家內生性與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原蘇聯東歐國家尋找到了各自獨特的國家發展模式，如俄羅斯“極權民主”、白俄羅斯“權威主義政治”等。本書在充分剖析這些國家轉軌歷史的必然性、共同性、相近性和相似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了它們之間的差異與不同，從而歸納總結出原蘇聯東歐國家政治轉軌的歷史經驗教訓和一般性規律。

作者簡介

潘德禮，男，俄羅斯東歐中亞繫碩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俄羅斯政治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長期從事蘇聯、俄羅斯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

前言
章原蘇聯東歐國家轉軌的前提和條件
節蘇聯政治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第二節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與各國政治制度的特點
第三節改革與“新思維”和東歐政治制度的劇變
第四節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政治體制改革和蘇聯解體
第二章俄羅斯的轉軌
節發展道路的選擇
第二節轉軌的基本過程
第三節轉軌的主要特點
第三章烏克蘭的轉軌
節烏克蘭的轉軌進程
第二節影響烏克蘭轉軌進程的因素
第四章白俄羅斯的轉軌前言

章原蘇聯東歐國家轉軌的前提和條件

節蘇聯政治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第二節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與各國政治制度的特點

第三節改革與“新思維”和東歐政治制度的劇變

第四節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政治體制改革和蘇聯解體

第二章俄羅斯的轉軌

節發展道路的選擇

第二節轉軌的基本過程

第三節轉軌的主要特點

第三章烏克蘭的轉軌

節烏克蘭的轉軌進程

第二節影響烏克蘭轉軌進程的因素

第四章白俄羅斯的轉軌

節轉軌的歷程

第二節白俄羅斯轉軌路徑選擇

第三節白俄羅斯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及成因

第五章波羅的海三國與摩爾多瓦的轉軌

節波羅的海國家和摩爾多瓦的轉軌歷程

第二節民族問題與政治民主化

第三節外部約束與民主固化

第六章中亞國家的轉軌

節中亞國家轉軌的進程

第二節中亞國家轉軌的特征及影響因素

第七章東歐國家的轉軌

節東歐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

第二節東歐國家轉軌的基本過程

第三節東歐國家轉軌的主要特點

第八章原蘇聯東歐國家轉軌的主要特點——分析與比較

節原蘇聯東歐國家轉軌共性

第二節對原蘇聯東歐國家轉軌的比較分析

參考文獻

前言

前言
20世紀是至今為止人類社會為波瀾壯闊、動蕩，又極富創造性、戲劇性的世紀，其間整個世界經歷了無數的戰爭、災難，兩次世界大戰皆發生在這個世紀。
從人類社會發展史角度看，可以說20世紀是社會主義世紀，盡管社會主義的興起與發展相對於資本主義來說仍然是脆弱的，世界上的一部分人畢竟次把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現實。人類的崇高理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正是在20世紀開始了從理論到實踐，並不斷完善的歷程。社會主義實踐在這個世紀經歷了輝煌，也經歷了重大挫折。眾多仁人志士為之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無數革命者為此前赴後繼、流血犧牲。前言

20世紀是至今為止人類社會為波瀾壯闊、動蕩，又極富創造性、戲劇性的世紀，其間整個世界經歷了無數的戰爭、災難，兩次世界大戰皆發生在這個世紀。

從人類社會發展史角度看，可以說20世紀是社會主義世紀，盡管社會主義的興起與發展相對於資本主義來說仍然是脆弱的，世界上的一部分人畢竟次把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現實。人類的崇高理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正是在20世紀開始了從理論到實踐，並不斷完善的歷程。社會主義實踐在這個世紀經歷了輝煌，也經歷了重大挫折。眾多仁人志士為之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無數革命者為此前赴後繼、流血犧牲。

時光荏苒，滄海桑田，在邁入21世紀後的今天，已經距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俄國，以及隨後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聯盟——蘇聯的誕生過去近百年，距蘇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也過去20餘年了。20多年來，在原蘇聯東歐國家這一廣闊的地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國家無一例外都經歷了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巨大變化，其中一些國家還經歷了國家解體的痛苦，一些新獨立的國家同時面臨著創建國家體制的艱巨任務。作為這一重大歷史性轉型、轉軌過程的見證人，不論是當事國本國的學者，還是其他各國的學者都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中國學者更是著重從原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實踐興衰的歷史教訓、轉軌時期的經驗教訓等角度出發，始終密切關注這些國家的發展、變化，以期為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為改革開放提供借鋻。

比較是研究的基礎，按照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基本觀點，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關聯的，是相比較而存在的。轉型比較研究是國際學術界重要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一繫列具有重要影響的研究成果。20世紀90年代初，研究拉美權威主義政治向民主轉軌的學者菲立普·施米特提出了“轉型學”這一概念，這是在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研究中形成的跨學科理論。“轉型學”這一概念把研究者的視線引導到轉型的歷史過程上來。從轉型政治學視角來看，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可資比較的政治轉型方式，大體上可以分為拉美模式、南歐模式、東亞模式、蘇聯東歐模式等幾種類型。各種政治轉型模式都有其獨特的轉型特點。本課題研究的對像是原蘇聯東歐地區各國（指現在的俄羅斯東歐中亞地區，鋻於東、西德統一，一般談及東歐問題時不再包括德國的問題）的轉軌過程，對這些國家的轉軌進行比較研究。

一國外相關研究概述

西方學者對轉軌的研究有兩大分支：一是在政治現代化或政治發展的理論框架內，以功能-結構主義理論為指導開展繫統研究；一是以依附理論模式、社團主義模式、官僚-權威模式等進行研究。由此產生了國家-社會關繫模式和戰略抉擇模式。國家-社會關繫模式通過考察國家的制度結構、民間團體與民間運動的發展歷程、國家與社會在政策問題上的互動得出的基本理論觀點是：當國家相對於社會處於主導的控制地位時，整個社會共同體保持原有的發展軌跡，即使發生制度變革，也是一種相對有序的改革型過渡；反之，當公民社會相對於國家處於主導控制地位時，整個社會共同體可能出現崩潰型過渡。戰略抉擇模式是一種以博弈理論為基礎的理論模式。它研究轉軌中發生的政治事件本身，將其視為各種政治集團或個人基於自身利益而產生的相互衝突與協調的產物。這種理論的缺陷在於忽視歷史環境的因素。它與國家-社會關繫模式都是在關注現實中的各種因素及政治行為方式之間相互作用對政治轉型的影響。

在當代民主化進程研究中，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發展範式長期以來都是研究的主導範式。但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東亞、拉美以及東歐的許多國家與地區先後出現國家政體大轉型的政治變遷，這使得原有的主導範式無法有力地解釋在這些國家與地區發生的政治變遷。為了應對來自現實的挑戰，比較政治學的一個新興研究領域——“轉型政治學”在20世紀80年代應運而生。

政治轉型範式的個理論資源來自“轉型經濟學”。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各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幾乎無一例外地陷入了經濟發展的泥沼，各種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從未遇到過的新問題開始不斷湧現出來。在這種情況下，“轉型經濟學”應運而生。研究經濟轉型的專家熱若爾·羅蘭根據對轉型國家的經驗研究認為，發展理論框架內的“華盛頓共識”存在重大不足，即忽視了對“總體不確定性”的假設；在經濟轉型中，政治約束具有重要意義，漸進式改革有助於團結改革的支持者，增強政治上的可行性；即使事先的政治約束不太重要，休克式改革也隻會增加改革的不可逆轉性，而對經濟效率的改善無所助益。“轉型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不如說是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範式，因為它將經濟學分析工具與對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嚴密論證結合起來。對經濟改革的研究難以繞過對政治改革的研究，經濟學的理論資源被逐漸引入政治學的研究之中。比較典型的是斯迪芬·海哥德與羅伯特·考夫曼合著的《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政治轉型範式的第二個理論資源是新制度主義。自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一批學者開始嘗試性地運用新制度主義中關於制度變遷的理論分析當今世界範圍內發生的政治轉型現像。盡管新制度主義與政治發展理論都關注民主化問題，但新制度主義采取更為新穎的研究策略。其常使用的方法是應用“後韋伯主義”的階級與國家構建框架，基於歷史的事件進行廣泛的比較研究，比較典型的著作是斯科克波爾的《國家與社會革命》等。這些著作采用宏觀的歷史比較方法，解釋了民主與權威體制形成的一般規律。同時，新制度主義還將理性選擇理論引入民主化研究之中，這方面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普沃斯基的《民主與市場：東歐與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改革》，該著作將博弈論引入民主化進程的研究之中，給出了宏觀政治變遷的微觀解釋機制。新制度主義不但關注正式的制度，而且關注非正式制度，這種研究取向對政治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帕特南的成名作《使民主運行起來》，就對影響民主運行的文化、習俗以及社會資本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考察。新制度主義關注的另一興趣點是制度變遷，這也被引入對政治變遷的研究之中，如研究政黨應該如何轉型、新的社會變革與社會聯盟對國家有多大的影響。新制度主義是政治轉型範式重要的理論資源之一，它的貢獻在於提供了新的語境。新制度主義對政治轉型範式為重要的貢獻還在於它提供了一個整合宏觀、中觀與微觀的分析框架，使三個層面之間的互動分析成為可能，恢復了政治體繫研究的生命力，給民主化進程研究提供了整體性的觀察視野。

政治轉型範式的第三個理論資源來自自然科學。20世紀70～90年代，自然科學影響力的理論是突變理論、混沌理論與復雜性理論。其中對政治轉型理論影響的是復雜性理論。復雜性表現為一種眾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狀態，是“交織在一起的東西”；復雜性表達了一種不可還原的特征，是一種將區分和關聯相結合的思維。復雜性理論是相當前沿的理論，其所研究的核心是在體按照不多的幾條簡單規則進行相互作用時，如何從中產生秩序與穩定。復雜性理論這一基本思想成為政治轉型理論新的理論資源。整體性與交互性是復雜性理論基本的思維方式，它厭惡還原論。復雜性理論還強調整體性，按照這種思想，轉型必然是整體轉型。從林茨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其對民主化分析的五個場域的條件以及融合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與復雜性理論的思想基本一致。政治轉型研究關注的焦點之一是民主轉型後，脆弱的民主如何鞏固，這涉及民主化的時間維度。復雜性理論能夠為民主化過程中如何產生秩序與保持穩定提供理論啟示。在借鋻自然科學基本思想的基礎之上，自然科學實驗的研究方法也開始出現在政治轉型的研究之中。阿克塞爾羅德的研究是這方面的典範。他提出的“囚徒困境重復博弈奧林匹克競賽”模式闡釋了人類的合作如何產生及其復雜性。他指出，合作的基礎不是真正的信任，而是關繫的持續性。雙方建立穩定的合作模式的條件是否成熟比雙方是否相互信任來得重要。在合適的條件下，合作甚至可以在敵對者之間產生。這一理論發現否定了霍布斯視“利維坦”以及盧梭視“人民公意”為必然的思想。換言之，無論專制還是民主都並非必要，也並非必然，民主自治的秩序完全可能在一個自私自利的世界中自發生成。這些開創性的研究成為民主化進程研究重要的理論資源。因為民主化進程研究同樣關注秩序、穩定與復雜性。合作復雜性的基本結論則可為民主轉型中精英群體內部的溫和派與激進派如何達成妥協、實現“協調性轉型”提供借鋻。總之，復雜性理論引入的重要意義不隻在於其所體現的重要思想，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其帶來了自然科學的人工模擬、受控實驗的研究方法與技術，這些都為揭示民主化進程中的微觀發生機制提供了可能性，也有助於提高政治轉型理論的預測能力。

很難說國內外在俄羅斯政治問題上已經形成某種特征鮮明的研究流派。研究流派刺激個性的聚集，是個性結合的紐帶，但它建立在達成基本共識的具有內在相近的個性基礎上。當前對於俄羅斯政治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之中更多的還是分散的個體探索，但是，這不影響很多轉型研究的成果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價值，而且，隻有在這種研究更加立體化和動態化的基礎上，纔能更好地出現成熟的研究流派和代表性人物。

很多有關俄羅斯問題研究的中文譯著對國家治理問題有所涉及。例如，俄羅斯國家電視廣播集團總裁尼古拉·斯瓦尼熱對梅德韋傑夫進行了一繫列的訪談，從梅德韋傑夫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時候開始，一直到他成為總統。內容涉及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體現了梅德韋傑夫國家治理的政治傾向和治國思路。

出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西方學者更為關注俄羅斯的帝國思想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繫。在西方學者看來，俄羅斯根深蒂固的帝國思想和民族思想與國家定位等深層次問題緊密相關。例如《俄羅斯尋找自己》探討了蘇聯解體後已經完成社會制度轉型的俄羅斯的民族定位或民族認同問題。該書認為這一問題與俄羅斯如何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如何確定自己的外交發展戰略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作者分析了獨立初期和普京任期內俄羅斯出現的新帝國的孤立主義思潮，稍後出現的歐亞主義、俄羅斯傳統派精神上的形而上學以及現代民主派的矛盾心態。

西方學者還運用社會心理學，對俄羅斯國家認同進行研究。通過追蹤不同思想學派如何發展其國家訴求，單一學派如何獨自顯現優勢，界定了當前俄羅斯國家“自我形像”，繫統地解釋了為何普京的“中央集權發展主義”能夠獲得成功。西方學者認為，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俄羅斯新興的民主改革已經讓位於一種可以稱為“沙皇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所有的重大決定都由一個人以及他的勢力強大的小圈子做出。普京從海外實力與國內政治的關繫中創建了一套指導性的國家哲學。他稱俄羅斯追求的是“主權民主”，這個詞準確地囊括了俄羅斯回歸大國地位、擺脫西方的強加於人以及采取“東方”模式的民主這三種情況。此外，西方學者還認為，在俄羅斯出現了一些既超越現實社會主義，又超越當前的西方式資本主義的東西；俄羅斯傳統的自給自足經濟結構的衰落不是“動亂”的特征，而是改革及私有化的結果；俄羅斯通過普京重新獲得自尊；歐亞沒有俄羅斯是不可想像的，俄羅斯在亞歐間發揮著紐帶和橋梁作用；俄羅斯的發展過程可以簡單歸結為解體、混亂、衰落、動亂、重新崛起為新的大國，然後又陷入混亂狀態，之後又出現新的發展動力。

西方學者關注俄羅斯國內因素對外交政策的影響。西方學者認為，為重振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喪失的國力，俄羅斯精英再度選擇傾向國家主義、權威主義與大國沙文主義。傳統的自由派政黨被扣上“西方代理人”的帽子而受到壓制。克裡姆林宮通過嚴控民主發展、大型重要工業收歸國有、大幅限制政治與經濟自由等手段強化了統治，但卻損及俄羅斯社會的發展。

西方學者還關注能源、軍事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繫。認為俄羅斯決策中的這三大目標彼此矛盾。在能源和軍事政策的相互影響中，明顯的矛盾一直在軍事現代化與能源聯合企業加大投資這兩種需要之間。一方面要恢復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又要顯示自己的強大，因此關鍵矛盾始終是優先考慮戰略核力量和發展迅速部署能力之間的矛盾。在盡量擴大能源影響力和實現強大這二者的相互關繫中，盡量擴大能源出口經濟收益和利用特權供應商這一地位收獲政治利益，這二者也是一對矛盾。俄羅斯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計劃受到現政權刻板運作方式的阻礙，該政權對權力的壟斷基於對能源出口收入的分配。

西方學者尤其關注對俄羅斯國家治理現狀的分析，為本國政府制定對俄政策提供參考。他們分析國家治理對俄羅斯強國戰略的影響，認為雖然俄羅斯正在重返強國之列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俄羅斯遠比人們普遍認為的要虛弱得多。，在軍事力量上，俄羅斯軍隊的人員已經從冷戰結束時的300萬減少到100萬，而軍費仍然嚴重不足，其核能力也沒有顯著提高，既難以阻嚇恐怖主義、宗教主義和“失敗”國家，也不能轉化成政治影響力。第二，從經濟活力看，俄羅斯經濟復蘇對能源的依賴非常大，出口收入的一半來自油氣出口，這個“石油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關繫都圍繞著能源開采，這造成了扭曲的長期性後果：公共部門就業負擔沉重、腐敗猖獗、公共責任和民主遭到侵蝕。第三，就人力資本而言，俄羅斯的狀況也相當不好，目前的1.48億人口預計在2050年將減少到1.21億，而教育繫統資金不足也嚴重影響著俄羅斯的競爭力。第四，考察軟實力，俄羅斯同樣乏善可陳，文化沒能顯示出更多的吸引力，使用俄語的人也越來越少，對車臣、格魯吉亞等所采取的強硬政策也有損其形像。再如，西方學者研究油價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繫，認為作為對高油價帶來的繁榮的回報，俄羅斯人接受了普京對自由的漸進式“鎮壓”，接受了他樹立的克裡姆林宮權威，接受了他在國際事務中更具民族主義的姿態。西方學者觀察到親西方的俄羅斯外交政策與油價成反比，因而認為油價的下降可能會帶來一個更具親和力的莫斯科。

國際組織職能的缺失與國家治理的關繫也是西方學者關注的問題。美國認為存在於獨聯體地區的國際組織當前沒能有效促進獨聯體地區的政治民主化發展。西方曾判斷，獨聯體各國會認可將自身利益融入歐安組織的框架內。但是，當前沒有覆蓋整個獨聯體地區並能有效促進安全與發展的地區性組織正是影響獨聯體地區政治制度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獨聯體、中亞合作組織、歐亞經濟共同體、上海合作組織、經濟合作組織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均在該地區出現職能缺失。此外，西方重點跟蹤研究的領域是：研究當今俄羅斯政治回歸傳統的問題、俄羅斯的政治發展變化問題、民主轉型問題，等等。

俄羅斯學者也注意到觀念與國家治理之間的關繫。有學者認為，從國家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從1992年至1999年可以將俄羅斯分作幾個階段：從1992至1993年，非意識形態化階段，具有古典自由主義的西化特色；從1994至1995年是民主愛國主義時期；從1996至1998年8月是尋找全民族思想的時期，奉行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政策，提出的加強國家作用的戰略，是構建國家參與的具有社會取向的市場，這一戰略曾經是符合社會期待的。

俄羅斯學者還從人口構成的角度詮釋自我認同問題。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一直致力解決“俄羅斯是誰”的問題。因為在蘇聯時期，俄羅斯族是蘇聯人數多的民族，約占蘇聯總人口的50%左右，但由於蘇聯實行的是以民族為主體的聯邦制度，俄羅斯族主要集中在俄羅斯聯邦境內，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俄羅斯族在蘇聯時期就全國範圍而言還是相對少數的民族。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獨立，俄羅斯族成為俄羅斯聯邦的民族，也成為俄羅斯聯邦的主體民族，人口超過一億，占俄羅斯聯邦人口的82％。這種人口結構對於剛剛成為主權獨立國家的俄羅斯聯邦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俄羅斯需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也就是俄羅斯的自我認同問題。普京總統在2007年的國情咨文中也指出：對於俄羅斯的發展而言，隻有達到人民精神上的團結以及道德準則的一致纔能明確國家正確的發展方向，俄羅斯纔能走向成功。俄羅斯學者認為，自我認同的問題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但是就原則性問題而言，已經得到回答。自我認同問題非常重要，這涉及普京時期垂直權力體繫的建立、聯邦主體的合並、車臣問題等一繫列俄羅斯政治發展中的關鍵問題。

金融危機帶給俄羅斯的衝擊不僅是對發展道路的反思，還有對俄羅斯國家身份認同帶來的強烈衝擊。相比於其他方面，這更是一個全局性的戰略問題。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高等經濟學院國際經濟及外交學院院長謝爾蓋·卡拉加諾夫認為，全球經濟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迅速變化再次給俄羅斯提出了一個永恆的問題：俄羅斯與歐洲以及整個歐洲-大西洋地區的關繫。

此外，從政治社會學方向來研究國家治理問題較為普遍。對公民社會問題、現代化問題、社會分層與社會結構變化以及社會經濟等問題的深入研究，表明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這兩個問題依然是俄羅斯的研究熱點。俄羅斯學者還從文化的角度探討國家治理的經驗教訓，探討俄羅斯發展的外部環境，研究當代世界秩序與俄羅斯的關繫，對普京時代進行總結與反思，研究中央和地方的國家結構問題、民族問題，研究政治文化對國家政治發展的影響問題，探討歐美思想對轉軌國家的影響並分析轉軌時期的政治思想，研究俄羅斯與俄羅斯人的民族性格，研究俄羅斯在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相關發展問題，研究後普京時代能否避免“顏色革命”等問題。

蘇聯解體以來，西方根據其在中亞地區的國家利益變化，不斷調整對中亞政治體制的評價。同時，實現中亞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是西方追求的長期目標，美國始終堅持中亞政治體制前進的方向是不斷進行民主化改革。與此相應，西方學術界在原蘇聯東歐地區轉軌的大背景下研究中亞政治體制，根據不同的理論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有轉軌爭論，但當前在區別程序民主與民主化程度之間的關繫上各國專家的意見較為一致，即中亞國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民主化程度很低，而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中亞國家的地緣政治環境、經濟社會基礎以及文化傳統等方面。此外，美國學者也認為，政府援助中亞國家的條件是，它們不僅要在反恐方面給予合作，而且要采取具體措施確立法制、支持文明社會的成長和建立民主體制。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西方與其說關心中亞國家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不如說關注中亞國家領導的接班人問題。美國認為現在的這些統治精英是通過壓制不同意見和反對派來牢牢抓住權力的。這導致中亞國家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進展依然比較緩慢。除非領導人發生代際更換或者經濟發達程度取得顯著提高，否則全面的根本變革就不可能發生。在西方看來，要真正在中亞實現維護美國利益的目標就必須考慮這些國家所謂的獨裁統治者的接班人問題。這也促使美國在中亞國家策動“顏色革命”，希望扶植親美派上臺執政。

二中國學界相關研究概述

各國學者的探討、研究成果、理論觀點、學術積累固然重要，然而“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重要的還是客觀現實，理論來源於實踐，必將隨著客觀現實的變化而變化。作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學者，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作為研究原蘇聯東歐問題的方法論基礎，同時參考、借鋻當代政治學、經濟學和國際關繫理論，試圖完整、準確地描述原蘇聯東歐國家的發展、變化。蘇聯解體以後，中國學者對原蘇東地區20年來的轉軌進程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已經形成一繫列研究成果。由於中國同原蘇聯東歐地區這些國家曾經有過相同、相似的意識形態理論基礎和社會制度，所以這些國家改革的成敗得失，對中國、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追蹤研究這些國家改革和發展進程，從中總結經驗和教訓，客觀上成為中國學者的歷史任務。與此同時，也正是由於這種相同、相似的發展歷史，使得中國學者在評判這些國家的時候還必須兼顧國內的不同意見。當然，作為學術研究，學者尊崇客觀、科學的分析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這纔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所在。

蘇聯解體後，追蹤研究俄羅斯轉軌和發展進程，實際上涉及原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走向現代化、民主化以及如何融入當代世界等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這些研究大多是從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外交博弈、民族關繫等視角展開，內容涉及政治學、經濟學以及民族學等領域。

中國學者對於俄羅斯國家治理模式進行了研究。俄羅斯的制度轉型徹底改變了傳統的全能主義國家治理模式，並促使政府、市場和社會各自內部的制度結構以及三者之間的耦合關繫發生了劇烈重構。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一個由政府、市場、公民社會三大要素構成的國家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運用這一分析框架對俄羅斯國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徑進行繫統研究，在此基礎上對俄羅斯的制度改革進程以及秩序治理和社會經濟發展績效給予深入解讀，並從中得出一些對轉型國家的制度改革與現代國家治理模式構建具有借鋻意義的啟示。全能主義國家治理模式雖然一度對其社會經濟發展有過積極作用，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入推進，其固有的弊端凸顯出來。當全能主義國家治理模式遭遇挫敗之後，現代國家治理模式的構建就被提上議事日程。雖然俄羅斯的國家治理模式進行了長時間的邊際性調整，但直到普京執政以後，俄羅斯國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調整纔取得顯著成效。

另外，中國學者也探討了蘇聯—俄羅斯轉軌中國家形態與國家治理的關繫。國家形態，是指一個國家在特定時期所形成的治理結構以及由此治理結構而產生的行為特征和治理績效。任何一種國家形態都具有歷史語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對性，而不是國家類型學所規定的國家類型的穩定性或性，與具有相對穩定性的國家類型相比，“失敗國家”“依附性國家”和“自主性國家”等國家形態具有周期性震蕩的特點。戈爾巴喬夫“新思維”指導下的改革導致的是一個失敗型國家，葉利欽“新自由主義”下的俄羅斯是一個具有勾結性和掠奪性的依附性國家，普京的國家主義式的“俄羅斯思想”所形成的是一個典型的自主性國家。

國家權力與國家能力是影響國家治理的關鍵變量，能否有效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繫將直接影響國家整體的秩序治理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績效。中國學者從國家權力與國家能力的關繫入手，對蘇聯及至獨立後的俄羅斯20世紀中期以來的國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徑以及其制度變遷與社會經濟績效變化進行了深刻剖析，對“梅普組合”的國家治理與社會經濟發展前景進行了展望。在此基礎上，歸納總結出俄羅斯國家權力與國家能力轉換關繫的倒U型曲線。

對於轉型政治學和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也與國家治理研究緊密相關。20世紀人類進行了兩項偉大的社會實驗：一是1917年十月革命肇始的社會主義實驗，二是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轉軌實驗。由於東歐政局劇變及隨後展開的轉型涉及如何看待和應對全球化、市場化、民主化，以及是否存在普世價值等重大問題，因此，以客觀和理性的思維，重新檢視東歐政局劇變的原因，深入分析中東歐轉型20餘年過程中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有助於人們拓展對人類社會發展模式及其前景等問題的認識視角。

在俄羅斯經濟轉軌過程中出現了諸多復雜問題，主要有：經濟轉軌後選擇激進的“休克療法”的緣由；出現嚴重經濟轉軌危機的原因；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效與問題；普京與梅德韋傑夫經濟轉軌政策的趨向。國內學者從制度變遷的角度探討原蘇聯和東歐經濟轉軌的經驗教訓。對“華盛頓共識”與“後華盛頓共識”的討論進行評論，認為其理論貢獻在於強調了制度在經濟轉軌中的重要性。產權、法治與責任政府是轉軌國家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來自俄羅斯的轉型經驗證明，以移植資本主義為轉型路徑的經濟轉軌，是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經濟危機和衰退的根源之一。普京時期，俄羅斯推行適合其國情的轉型策略並加強國家治理，為俄羅斯實現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有效疊合開創了一條新路，這是俄羅斯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俄羅斯基本上完成了大規模的制度變遷，正在努力構建一種與俄羅斯本土價值觀念相適應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的基本特點體現為“可控的民主”與“可控的市場”，它們被認為是俄羅斯“可控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內容。這一制度安排的產生基於以下社會背景：，葉利欽時期所推行的“自由式”的制度安排，被俄羅斯轉型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在俄羅斯行不通；第二，普京治理國家的理念及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的推動；第三，“可控式”制度安排是俄羅斯民族價值觀的體現，並成為俄羅斯經濟增長及其未來崛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

此外，中國學者也從政治進程、政治思潮、政治文化、政治衝突、利益集團、社會分層等各個角度對國家治理問題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不僅使中國學者的研究對像國大大增加，同時更重要的是大大豐富了各種研究資料，也使得對這些國家和地區轉軌的可比性研究變得異常復雜。

盡管中國學者關注的重點無疑是俄羅斯，但許多學者也對東歐國家、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及中亞、外高加索國家的轉軌問題給予了應有的關注和跟蹤研究，著述頗多。這些研究成果為筆者對原蘇聯東歐國家轉軌問題的比較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觀點。

三本課題的設立：意義、研究方法與寫作分工

作為專門研究原蘇聯東歐國家和當今俄羅斯東歐中亞國家問題的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一直關注著這一地區的巨大變化。在蘇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過程中，該研究所的學者們始終跟蹤研究這些國家的發展、變化，撰寫了大量的研究報告、論文和專著。早在蘇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十年之際，筆者就在該研究所當時的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靜傑先生的倡議和直接指導下撰寫了《十年巨變》叢書，包括俄羅斯卷、新東歐卷、中亞和外高加索卷、中東歐卷共四卷。當時還設想撰寫一部“綜合卷”，就整個地區轉軌、變化進行總結、分析、比較。由於種種原因，當時這一設想未能實現。正是受此啟發，為完成當時沒有完成的工作，2003年筆者申報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重點課題——“原蘇聯東歐國家轉軌比較研究”，申報這個課題的目的是試圖在對原蘇聯東歐國家國別和地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比較、分析各國、各地區的轉軌進程，對比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尤其重要的是揭示它們之間的差異，進而尋找這種特殊的轉軌國家從“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和諧、共榮，共同抵御西方“和平演變”的壓力和侵蝕，到“大家庭”分崩離析、“大家庭”成員各奔前程，甚至怒目相對、刀兵相見的原因、過程和基本規律，以期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提供有益的參考。從那時起到現在又過去了十餘年，筆者的研究對像又發生一繫列新的變化，筆者隻能再次梳理它們的發展進程。與此同時，國內外相關研究也進入新的階段，各種研究成果豐富了筆者的研究視野。

針對原蘇聯東歐國家劇變以來的政治進程，研究者一般以轉軌、轉型、民主轉型等概念加以概括，各種表述顧名思義都是在描述一種社會現像，即從一種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向另一種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轉換、過渡。就轉軌、轉型的語義學定義而言，所有這些國家均已完成了轉軌或轉型的過程——拋棄了原有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建立了新的制度，隻是不同國家的政治發展形式、民主化程度不同而已。此後的進程嚴格說來，應該是新制度的鞏固、政治的發展進程。本書力求盡可能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全面考察原蘇聯東歐國家的轉軌歷程。

毫無疑問，作為中國學者，筆者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同時並不排斥經過實踐檢驗的當代各種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力圖以實證研究為基礎，繫統分析原蘇聯東歐國家的轉軌問題。在分別對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轉軌問題進行回顧、分析，揭示其特點的基礎上，分析、比較這些國家和地區轉軌的異同。比較研究的基礎是國別政治研究，本書盡可能追溯原蘇聯東歐國家的轉軌歷程，對原蘇聯東歐絕大多數國家都做了盡可能全面的分析，並試圖在此基礎上對原蘇聯東歐國家的轉軌異同、特點做出基本判斷和分析。

參加本書寫作的均為長期從事俄羅斯東歐中亞問題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人員，具體的分工情況如下：

潘德禮：負責全書章節設計、定稿，撰寫前言（合作）、第八章；

吳偉：章；

龐大鵬：前言（合作）、第二章；

張弘：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包毅：第六章；

高歌：第七章。

經過多年來的實際研究工作，筆者發現盡管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研究，集聚了自己可以動員、利用的學術力量，卻仍然深感囿於知識結構、研究能力，無法圓滿地回答這一繫列錯綜復雜的問題，或者說筆者無法通過這一本書繫統、準確地解答一繫列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但筆者相信，我們能夠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同時借鋻當代一些經過實踐檢驗合理、行之有效的政治學、社會學理論的基礎上，盡可能準確地反映原蘇聯東歐國家轉軌的實際情況，找出這些國家轉軌的一般規律以及它們的各自特點。總之，盡管筆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仍然無法避免各種疏漏，甚至謬誤。據此，可以說筆者目前的研究是初步的，筆者寄希望於為以後的研究提供參考，為後來的研究者做鋪路石，為推進中國的研究工作做出貢獻。

本書在出版過程中得到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別是責任編輯張蘇琴、楊慧同志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一並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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