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中國政治思想通卷（叢書全9卷）

內容簡介

本書以學派、人物以及歷史年代為線索，敘時期政治思想史上20多位有著重要影響的思想家的思想學說。對於兩宋時期較為重要的思想流派，如以範仲淹、王安石為代表的經制之學，以二程、朱熹、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事功學派的思想學說，做了繫統的梳理和分析。時期思想家的思想學說，本書根據現代的價值尺度，結合歷史主義的方法做出了客觀、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評價。

作者簡介

孫曉春，1957年生，吉林省長嶺縣人，歷史學碩士，哲學博士，現為南開大學政府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政治思想史教學與研究工作。主要論著有《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國政治思想史論》、《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價值及其當下意義》、《傳統儒學的歷史命運》等。

導論
編北宋經制之學
章改革的探路者:範仲淹的政治思想
節明天道而達時變
第二節明道義而重事功
第三節改革主張與慶歷新政
第二章事功學派的先驅:李覯的政治思想
節天人相分論
第二節人性三品論
第三節禮治主張
第四節論辯王霸與富國強兵的思想主張
第三章改革的推動者: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節天道觀
第二節人性論導論

編北宋經制之學

章改革的探路者:範仲淹的政治思想

節明天道而達時變

第二節明道義而重事功

第三節改革主張與慶歷新政

第二章事功學派的先驅:李覯的政治思想

節天人相分論

第二節人性三品論

第三節禮治主張

第四節論辯王霸與富國強兵的思想主張

第三章改革的推動者: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節天道觀

第二節人性論

第三節治道有為與改易更革

第四章“守常”的倡導者:司馬光的政治思想

節以禮為常、依禮為治的禮治思想

第二節尊君卑臣、事君不二的尊君思想

第三節以民為基、憫農勸農的重民思想

第四節以德為本、信賞必罰的人纔觀

第五節養本少取、力倡節儉的理財思想

第六節達致中和、復歸常道的變革觀

第二編北宋理學

第五章理學的淵源

節《周易》的形而上學思想

第二節先秦兩漢儒家的天人合一論與心性論

第三節《大學》的內聖外王觀念

第四節《中庸》的道論

第五節佛教的心性論與老子的形而上學思想

第六節理學源流

第六章理學先驅:胡瑗、孫復、石介的政治思想

節胡瑗的義理《易學》及其政治思想

第二節孫復的《春秋》學及其尊王理論

第三節石介的道統論及其復古主張

第七章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及其誠學

節《太極圖說》的思想來源

第二節《太極圖說》的政治哲學內涵

第三節《太極圖說》在儒家倫理政治學說哲理化過程中的地位

第四節天道之誠與人道之本

第八章邵雍的《皇極經世書》及其經世思想

節《皇極經世書》中的像數易學

第二節邵雍的天道觀

第三節人靈於萬物與天人互為表裡

第四節重道義而輕功利的王道論

第九章理學的奠基人:程顥、程頤的政治思想

節天理論

第二節人性論

第三節道義論與王霸之辨

第四節改良政治的思想主張

第十章關學創始人:張載的政治思想

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

第二節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

第三節改良政治的思想主張

第三編南宋理學與事功之學

第十一章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政治思想

節天理論

第二節人性論與稟氣說

第三節天理與人欲

第四節王霸義利之辨

第五節論君、道關繫

第六節施仁政與改革積弊

第十二章心學始祖:陸九淵的政治思想

節陸九淵“心學”的思想淵源

第二節“心即理”

第三節發明“本心”與存心去欲

第四節“民為邦本”的政治觀

第五節“革弊去蠹”的改革主張

第六節陸九淵與朱熹的論爭及其意義

第十三章陳亮明法度重事功的政治思想

節反對空談性命，重視事功

第二節正法度之宜的治國理念

第三節改良政治的思想主張

第十四章葉適建皇極倡變法的政治思想

節論“皇極”

第二節論國家政體

第三節君臣共治的思想主張

第朝餘緒

第十代理學家:趙復、許衡、吳澄的政治思想

節代理學的北傳

第二節許衡的政治思想

第三節吳澄的政治思想

第十六章華夷之辨:耶律楚材、郝經的政治思想

節耶律楚材“華夷一統”的治國思想

第二節郝經“用夏變夷”的思想主張

參考文獻

後記

在線試讀

時期政治思想的一般狀況
由於社會歷史條件方面的原時期政治思想的重心無疑在兩宋時期。以儒家倫理政治學說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在兩宋時期完成了其自身的哲理化過程，兩宋時期的理學或者道學的形成是這一過程完成的重要標志。也正是從這一歷史時期開始，中國古代纔有了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哲學。
兩宋特別是南宋時期是自春秋戰國以來極為少見的思想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思想繁榮一方面表現為眾多思想流派的出現，另一方面也表現為思想家討論主題之廣泛。
北宋初年是兩宋政治思想發展的初期，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石介、孫復和胡瑗，人稱“宋初三先生”。他們三人均求學於泰山，並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唐代中期思想家韓愈的影響，主張尊韓，重視儒家道統。“宋初三先生”實際上開了兩宋理學的先河。
北宋中期以後的思想界實際上可以從兩條線索加以考察。條線索是以王安石、司馬光等人為代表的思想家，亦即理學外的思想家。特別是在北宋熙寧初年到南宋初年占據統治地位的荊公新學，對於宋代的思想界乃至北宋後期的政治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王安石新學重視“外王”，主張因時變革，但卻帶有濃重的托古改制的特征，這也幾乎是中國古代所有主張改革或者變法的思想家的共同特征。隨著變法的興廢，也有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新法、主張恪守常道的思想家。北宋時期思想家之間的歧見，與宋王朝內部的政治過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以周敦頤、二程、張載為代表人物的理學或道學，則是北宋時期政治思想發展的另一條線索。人們通常所說的宋代理學的四大流派——關、閩、濂、洛，其中三個流派都出現在北宋時期。北宋時期的理學家以形而上的方式闡釋儒家的道統，把“道”理解為世界的本原和支配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普遍法則。北宋時期的理學家對於“道”的認識和解釋過程，實際上就是思想家追問世界的終極原因和普遍法則的過程。時期政治思想的一般狀況

由於社會歷史條件方面的原時期政治思想的重心無疑在兩宋時期。以儒家倫理政治學說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在兩宋時期完成了其自身的哲理化過程，兩宋時期的理學或者道學的形成是這一過程完成的重要標志。也正是從這一歷史時期開始，中國古代纔有了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哲學。

兩宋特別是南宋時期是自春秋戰國以來極為少見的思想繁榮時期。這一時期的思想繁榮一方面表現為眾多思想流派的出現，另一方面也表現為思想家討論主題之廣泛。

北宋初年是兩宋政治思想發展的初期，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石介、孫復和胡瑗，人稱“宋初三先生”。他們三人均求學於泰山，並且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唐代中期思想家韓愈的影響，主張尊韓，重視儒家道統。“宋初三先生”實際上開了兩宋理學的先河。

北宋中期以後的思想界實際上可以從兩條線索加以考察。條線索是以王安石、司馬光等人為代表的思想家，亦即理學外的思想家。特別是在北宋熙寧初年到南宋初年占據統治地位的荊公新學，對於宋代的思想界乃至北宋後期的政治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王安石新學重視“外王”，主張因時變革，但卻帶有濃重的托古改制的特征，這也幾乎是中國古代所有主張改革或者變法的思想家的共同特征。隨著變法的興廢，也有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新法、主張恪守常道的思想家。北宋時期思想家之間的歧見，與宋王朝內部的政治過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以周敦頤、二程、張載為代表人物的理學或道學，則是北宋時期政治思想發展的另一條線索。人們通常所說的宋代理學的四大流派——關、閩、濂、洛，其中三個流派都出現在北宋時期。北宋時期的理學家以形而上的方式闡釋儒家的道統，把“道”理解為世界的本原和支配自然與人類社會的普遍法則。北宋時期的理學家對於“道”的認識和解釋過程，實際上就是思想家追問世界的終極原因和普遍法則的過程。

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發展過程與古希臘的政治思想有著十分明顯的不同。在古希臘，由於邏輯化的數學的影響，從很早的時候起，人們便養成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而到了蘇格拉底的時候，按照亞裡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一書裡的說法，蘇格拉底開始用形而上學的方法討論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問題，從而認識和把握適用於人類社會生活的普遍的道德法則。希臘政治哲學實際上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與思想家的道德關注相合的產物。而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形成的春秋戰國時期，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與思想家的倫理關注卻是相互分離的。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對於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問題有著強烈的關注，但是，先秦儒家並沒有養成希臘哲學家那樣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盡管《周易》中也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的說法，但是，從先秦諸子的著作中不難看到，先秦儒家並沒有把《周易》裡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用於思考社會生活中的道德問題。因此，缺少對終極原因和普遍法則的追問，而更多訴諸經驗性的歷史過程，成為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一個鮮明特點。先秦道家有著良好的形而上學修養，《老子》一書所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十分清晰地表明，道家學派已經在追問終極原因和普遍法則。而且，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子對於道的認識和理解表明，其邏輯思維能力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道家學派對於社會生活的道德關注卻遠沒有儒家那樣強烈。道家理解社會生活的立腳點是“自然”或者在本質上為虛無的“道”，他們所理解的普遍法則與人類現實的社會生活呈現出某種相互隔離的狀態。因此，道家學派關於作為終級原因或者普遍法則的“道”的理解，對於提高現實社會生活的質量並無補益。

如上，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與思想家的道德關注，在春秋戰國時期是相互分離的，這就決定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在兩漢以後必然要經歷一個哲理化或邏輯化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哲理化過程，實際上是儒家的道德關注與道家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相結合的過程。

北宋時期的理學家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哲理化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自周敦頤作《太極圖說》起，再到以後的二程、張載，“道”或“天理”成為思想家頻繁使用的核心概念。盡管北宋時期的理學家自己不肯承認，但無可辯駁的是，他們對於“道”或“天理”的理解方式與道家更為接近。北宋理學家的努力，為萌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形而上學思維注入了真實的道德內涵。

南渡以後，由北宋傳承下來的理學又有了長足的發展，盡管道學家在這一時期遭遇了十分惡劣的政治環境，但由於思想家的共同努力，人們在學理上較之以往更為貫通，對於北宋理學家提出的諸多論題的理解也更為深刻。與此同時，理學內部也形成了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學派、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以及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浙東事功學派。這些學派的思想內容，本書均有專章敘述。不過，在這裡尤其需要說明的是陸九淵的心學。

陸九淵心學的要點是強調人的主體意識在思維過程中的重要性。如果說程朱學派對於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貢獻是把儒家道統推向了“”，把“道”或“天理”理解為世界的本原和普遍法則，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的話，那麼，陸九淵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貢獻便是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說明了人作為理性的存在者在認識和把握“道”中的決定作用。按照陸九淵的觀點，客觀事物的意義，作為普遍法則的“道”，歸根結底是人的主觀思維的產品，是由人在自己的認識過程中獲得的。如果沒有了作為理性存在者的人，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意義。

陸九淵的心學與近代西方強調人的主體意識的重要性的思想家的觀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英國近代哲學家貝克萊曾經提出過一個十分重要的命題：“存在就是被感知。”按照貝克萊的觀點，人們認識的對像就是觀念，人們平常所說的事物，不過是觀念的各種不同結合而已，但觀念本身並不能獨立存在，要有一個能感知它們的主體，所以，作為理性存在者的人纔是客觀事物“存在”的前提。如果沒有了人，全部的客觀事物就等同於存在著的無。其實，貝克萊與陸九淵所說的是同一個道理，二者所強調的都是人的主體意識在認識過程中的重要性。隻不過，陸九淵對這一命題表述得還不是十分清楚。到了明代中期，王陽明進一步明確地說：“心外無事，心外無物，心外無理。”這一說法與西方近代思想家已經沒有任何差別。

南宋之際，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學在北方也有所傳播朝的建立，理學在北方的傳播日益廣代政治思想的發展也主要體現為理學的傳播以及以程朱學派為主的理學在政治上獲得了統治朝統治時期，在理學的傳播與發展過程中起過比較重要作用的思想家有趙復、許衡、吳澄等。特別是趙復之際理學北傳人。黃宗羲學案》中說：“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為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郁起。”學案》卷九十《魯齋學案》）據載，南宋末軍隊南下，派儒臣楊惟中、姚樞隨軍前往，他們的任務便是在南方搜求“儒、道、釋、醫、卜者史?姚樞等傳》）。由此朝初年的統治者已經開始留意南方的軍攻陷德安以後，軍俘獲，楊、姚當即對趙復加以保護，此後，趙復便開始在北方傳播程朱理學。

在中國古代社會裡，思想學術的重要性往往是與科舉制度密切聯繫在一朝初年，沒有實行科舉制度，因此，理學對於社會政治的影響尚十分有限仁宗愛育黎撥力八達統治時期，於1313年，接受王約的建議，下詔恢復科舉制度，並於次年8月在全國實行鄉試。隨著科舉制度的朝統治者對於儒家政治思想更加朝統治者規定，科舉考試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依據。自此，理學已經從原來的民間學術徹底轉化為官學。理學的官學朝自身的社會狀況來說，自有其積極意義，因為，作為北方的少數民族，蒙古族的思想文化發展水平遠遠低於漢族，把理學確定為官方的統治思想，對王朝統治集團的文化水平，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對於推動傳統儒家的思想學術的發展確有其積極意義。

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兩宋時期的思想家在學理上之所以能夠實現長足的進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理學在本質上始終是民間學術，盡管在某些時候理學家享有很高的地位初年的朱熹），但在大多數的時間裡，理學都處於被當權者排擠的狀態。宋代理學家與當權者之間這種相對疏遠的關繫，也使得理學具有了某種社會批判的精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思想的本質就在於社會批判，站在相對客觀的立場上，對古往今來的社會政治生活進行品分和批判是思想家無可推卸的責任。然而，理學的官學化卻使所有這一切發生了改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許多有見識的學者或思想家已經被納入了統治者的陣營，成為現實的政治統治與政治秩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於這部分學者來說，他們已經無法找到評價現實社會生活的客觀立場，於是，官學化的理學也必然像漢代的儒學那樣失去其應有的社會批判精神，理學終也走上了日益僵化的道時期的歷史證明，一種思想學說官學化的代價便是思想本身價值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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