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 編●

：誰贏得人民，誰就贏得未來

學不成名誓不還

愚公移山為人民

團結——批評——團結

周恩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要立大“志”，不要存大“已”

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

永遠不脫離群眾並幫助他們

劉少奇：歷史是人民寫的

堅持真理的馬克思主義品格

“對人民忠心耿耿、鞠躬盡瘁”的共產黨員黨性

處理與領袖、群眾、親友關繫中的人格魅力

朱德：要革命的跟我走

政治原則：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矢志不移

是非原則：堅持真理，求真、求實、求是

治軍原則：黨指揮槍，勇敢加技術

黨性原則：善於團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任弼時：一切工作都要從群眾的利益出發

勤奮成就“青年親密的導師”

奮鬥不息的“駱駝精神”

視“名譽為第二生命”的革命者

鄧小平：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

 “一百年不動搖”的堅定意志

“三落”能“三起”中的樂觀主義因素

終生不返鄉的人民情懷

陳雲：講真理，不講面子

探求真理——“用90%以上的時間做調查研究”

發展真理——“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

對待真理——“論事不論臉”

：以身作則，身體力行

身體力行：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突出素質

堅持深入基層體察民情的表率

帶頭到線抓落實解難題

• 第二編●

彭德懷：我不能白喫人民的東西

面對民族危難——敢於“橫刀立馬”

捍衛真理——“九死其猶未悔”

與士兵關繫——“有鹽同咸、無鹽同淡”

拒他的宣傳——“我不過是路線的追隨者和執行者”

遭遇磨難之後——“不要因為我給他們留下什麼牽連”

劉伯承：做“中國的布爾什維克”

做“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多次丟官，信念彌堅

“治軍必先治校”，不計個人得失，主動請纓辦軍校

賀龍：怕死不革命

“兩把菜刀鬧革命”，南昌起義中的非共產黨員總指揮

挫敗張國燾的陰謀，頂住林彪的淫威，絕不允許“軍權高於一切”

官兵一致，愛兵如子，人格魅力產生巨大凝聚力、戰鬥力

陳毅：人民“重生親父母”

勇改己過，“道歉親上門”

待人以寬、以信、以誠，“周圍是友情”

生活儉樸，“勤儉是吾宗”

重學習、修養：留下歷史箴言

羅榮桓：有一份精力，就要為黨多做一點工作

忠誠令感動：“國有疑難可問誰？”

厚德溶化分歧：“善於團結的楷模”

嚴師與慈父齊名：“永遠干革命”成為留給子女的後遺言

徐向前：任務重於生命

同張國燾共事五年多，50%不能合作。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

嚴於責己，讓功攬過，對紅四方面軍南下和西路軍失敗後執行返回陝北的“決議”“抱憾終身”

對部下“教之嚴，愛之深”，對群眾溫暖如春，“是帥又是兵”

聶榮臻：功勞是大家的，責任是自己的

原則性的分歧必須討論清楚，工作上的意見分歧不可盛氣凌人，個人之間的分歧“和為貴”

“政治食糧和喫飯一樣重要”，在危機和困難面前，靠什麼鼓舞士氣？的方法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

“人是不可以一天沒有精神食糧的”，我一輩子從事革命活動，怎麼能不知道不關心國家大事呢？

葉劍英：虛心勁節是吾師

人生定向：為人民“矢志共產宏圖業”

關鍵時刻：“呂端大事不糊塗”

偉人暮年：“應向青年尋後繼”

• 第三編●

張聞天：要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奮鬥到底

赤心向黨，年輕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畢生不悔

淡泊名利，三讓“總負責”，被稱為“明君”

勤於學習，博學多纔，為黨留下豐富精神財富

“誨人不倦”的“紅色教授”

李先念：不能把成功的事業當成自己私人的家當

為革命發奮學習

為信仰歷盡艱辛

為維護真實的歷史挺身而出

為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殫精竭慮

楊尚昆：為人民甘當“馬掌鐵，磨滅方休”

破數萬卷書，秘訣在於“精讀加速讀”

盡“聽用”之責：中辦的工作必須忠誠和低調

靠清白傳家，“廉潔是根本”

粟裕：勤勤懇懇打仗，戰戰兢兢做人

勇於探索，百戰百勝

忠誠為國，三次直陳

淡泊名利，三次讓賢

黃克誠：寫歷史人物，要學司馬遷

不盲從，不苟同，勇於堅持真理

不謀私，不懈怠，對黨赤膽忠心

不居功，不擅權，終始謙虛謹慎

編

誰贏得人民，誰就贏得未來

誰贏得人民，誰就贏得未來

 ☆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錯誤的人，隻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是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變為一個好同志。這個工作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度，必須采用“治病救人”的態度，纔是正確有效的方法。

 ☆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作為從政治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解決經濟領域中的矛盾，應依據發展生產，統籌安排，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利益的原則；科學文化上的問題，應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民族關繫中的矛盾，應采取加強民族團結，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經濟文化的方針；在與民主黨派關繫上，應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我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隻紅不專。〖=〗

  主要經歷

  ，漢族，1893年12月26日生，湖南湘潭人，原字詠芝，後改潤之。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出席中共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會後被選為中央局成員，任中央局秘書，首次進入中央領導層。“八七會議”後，作為中央特派員領導湘贛邊秋收起義，創建工農革命軍師，在井岡山創立了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30年1月，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宣告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正式確立。1931年11月起，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1935年1月，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他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1936年12月至1976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45年4月至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思想被確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中共第六屆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第七屆、八屆、九屆、十屆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主席，政協屆全國委員會主席，政協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著作有：《選集》《文集》《建國以來文稿》《外交文選》《詩詞》等。

  情操實踐

  學不成名誓不還

  的童年時代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婆家度過的。外婆雖然是農民，但有一個開館教書的舅舅，這使有機會較早地接受一些新知識。1902年，在9歲時，正式入私塾讀書。天資聰穎的很快讀完了《三字經》《幼學瓊林》《論語》《孟子》《中庸之道》《大學》等儒家經典。學問不深的老師以出對聯、背書難為，都被他輕松應對。1904年秋，轉學到關公橋私塾。不到半年，再次轉學。然而，老師所授的課程仍然不能滿足他饑渴的求知欲。於是，開始利用課餘時間讀一些被視為“雜書”的《精忠傳》《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等。這些書對培養對英雄的崇拜，激發他對改造客觀世界的歷史使命感，產生了重要作用。的同窗好友鄒普勛回憶起時說：“他讀書時，十分認真，特別是善於獨立思考，經常在書上打圈點，寫批語。他的記憶力和理解能力非常強，除了老師授的經書外，還喜歡看《水滸》《三國演義》等小說。”

龍劍宇著：《與蔣介石的人生道路》，經濟日報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頁。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學習的知識增多，越來越感到私塾教育不能適應他的求知欲望。1906年，他在井灣裡私塾呈毛宇居老師詩一首：

  天井四四方，周圍是高牆。

  清清見卵石，小魚囿中央。

  隻喝井裡水，永遠養不長。

  龍劍宇著：《與蔣介石的人生道路》，經濟日報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頁。

  這首詩充分反映了對學習現狀的不滿和對新生活的渴望。

  四年後，所渴望的新生活終於來到，他考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這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轉折。行前，他曾抄詩一首送給父親：

  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這首詩表達了一心向學、志在四方的決心。

  走出韶山衝的，果然如魚得水。1912年上半年，他讀了《資治通鋻》中一則“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講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準備實行變法。變法令公布之前，為了展示朝廷的決心，獲取公眾的信任，就貼出告示：凡能把“三丈之木”從國都市南門搬到北門者重獎“十金”。搬一段木頭能得到這樣的重賞，這使很多人不敢相信。於是，朝廷又下令：“能徙者予五十金！”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結果，有一人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把“三丈之木”從國都市南門搬到北門，朝廷果真“輒予五十金”。“徙木即賜”，讓人們親眼看見並且相信朝廷頒布的任何命令都是要執行的，從而為變法實行新政作了思想準備。

  這則故事蘊含的道理並不深奧，但卻運用他所知道的美國民主政治制度和當時世界上崇尚的民主、法制等比較先進的治國理念，與這則故事聯繫起來，寫了一篇寄托著他的遠大抱負的天下奇文《商鞅徙木立信論》，全文如下：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說。

  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繫，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於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難哉？於是而變法之令出，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闇、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國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烏乎！吾欲無言。：《商鞅徙木立信論》，見《早文稿19126-192011》，第1頁，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此文雖然隻有400多字，但緊密聯繫中國社會的實際，借鋻美國等西方法制國家理念，提出了救國安邦的思路，表現出了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懷和“利國福民”的改革抱負。文章切中時弊，道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國民之愚”“民智黑暗”，當局未能喚醒民眾、開啟人們參與政治和追求幸福的熱忱。國文教員柳潛看到此文後，十分高興。1912年6月28日，柳潛將此作評為100分的滿分，批示：“傳觀”，並作了很長的評語。評語說：此文：“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筆力挺撥。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嘆之筆出之，是為壓題（點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於社會文字”。：《商鞅徙木立信論》，見《早文稿19126-192011》，第2頁。

  柳潛將此作評為100分，是基於怎樣的考慮，後人無法得知，但他評價“自是偉大之器……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則體現了他的“目光如炬”，有先見之明。後來果然如他預見，“力能扛鼎”，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

  成了偉人的仍然十分重視學習。曾經擔任的圖書管理員、後來擔任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回憶說：

  常常廢寢忘食地閱讀古今中外的各種書籍。即使在艱苦緊張的革命戰爭環境，他也總是不忘讀書。到陝北以後，通過各種渠道，盡一切可能，從國民黨統治區購買各類書報。到了延安，他的書逐漸多起來了，並有專人替他管理。他的書起先放在離住處不遠的一排平房裡，後因日機轟炸，搬到一個很深的窯洞裡，保護起來。1947年從延安撤退的時候，別的東西丟下了很多，但是他的書，除一部分在當地埋藏起來以外，大部分，特別是他寫了批注的那一些，經過千辛萬苦，輾轉千裡，以後搬到了北京。這些書是藏書中寶貴的一部分，是研究思想的珍貴資料。

  讀書的範圍十分廣泛，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馬列主義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從古代的到近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包括哲學和經濟、政治、軍事、文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方面的書籍以及各種雜書。他對宗教問題是比較重視的。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如《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都讀過一些。對於禪宗的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壇經》一書有時外出還帶著，這是一部在慧能死後由慧能的弟子編纂的語錄。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幾乎都看。基督教的《聖經》，他也讀過。閱讀宗教經典，既作為哲學問題來研究，也當作群眾工作問題來看待。他說：“我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隻紅不專。”1961年1月23日同班禪的談話。

  1958年，劉少奇曾以唐朝詩人賀知章的詩《回鄉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作為古代官吏禁帶家屬的例證。覺得不妥，為查明此事，不僅翻閱了《全唐詩話》等書，還特地查閱了《舊唐書·列傳》的賀知章傳，發現賀傳中並無不帶家屬的記載。隨即寫信給劉少奇，陳述自己的看法，並送去載有賀傳的那本《舊唐書》。

  愚公移山為人民

  是一個具有堅定信念的偉人。他在自述中說：“1920年，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定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

 《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使勇敢地承擔起全中國人民求解放、謀幸福的歷史使命。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由於缺乏經驗，盲目接受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的指導，給中國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從次大革命失敗看到中國革命必須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走自己的道路。他把秋收起義失利後的部隊拉上井岡山，創建工農武裝割據政權，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由於這條道路不同於蘇俄十月革命采取的“以城市包圍農村”的鬥爭模式，因而受到奉行“左”傾路線的臨時中央的排擠。

  ——1931年10月，削弱的軍事指揮權。由博古簽署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致中共蘇區中央局電，作出在即將成立的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政府中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決定，並提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人選為：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這等於把擔任的蘇維埃中央軍委主席一職撤銷了。中革軍委成立後隨即取消了紅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這又變相地把擔任的紅軍總政委撤銷了。

  ——1933年，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消除在紅軍和蘇區的影響。博古在黨的七大的發言中承認：“蘇區中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閩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黎辛等主編：《博古，39歲的輝煌悲壯》，學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頁。

  ——在1934年1月召開的標志著把“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議題之一是進一步削弱在蘇維埃中央政府的職權。這時，在中央政府擔任兩個職務：一是中央政府主席（即國家主席），一是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這次會議決定將擔任的擁有一定實權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安排給張聞天。同年，博古又建議讓去蘇聯養病，以逐步消除在黨和紅軍中的影響。據時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長高自立後來回憶說，1934年五六月份，博古等派我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報告了國內情況。我在報告中轉達了博古的口信：“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的”；“毛、周想到蘇聯養病”。王明插話說，“能抓得大事”；“這麼大的人物來，誰保險？”這樣，讓去蘇聯治病之計又未實現。吳亮平：《為真理而鬥爭的一生》，參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頁。

  在逆境中，百折不撓，忍辱負重，終於贏得黨內多數同志的支持，在遵義會議上改變了臨時中央的錯誤領導，重新確立了他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自信所堅持的道路是正確的，來源於他對馬克思主義真諦的深刻理解，他對當時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階級的正確認識。早在井岡山割據時期，在農村調查中就發現，農民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80％以上。在井岡山割據內，60%以上的土地在地主手裡，40%以下在農民手裡。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集中，約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70%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大多數，約60%，農民隻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對此，指出：“中國革命部分的目標在於使農民得到解放，農民如不得解放，國民革命斷不能完成。”從此，他把革命的基點建立在農民這支革命的生力軍上。

  1945年6月，中共七大勝利閉幕。面對抗戰勝利後內戰即將爆發的嚴峻形勢，再一次認識到，在國共的角逐中，誰贏得人民，誰將贏得未來的中國。大會提出：“黨的路線，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頁。為了堅定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勝利信心，在大會閉幕時發表了題為《愚公移山》的著名講話，借用中國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說明“隻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道理。要求全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要讓全國人民堅定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在七大精神的鼓舞下，我們黨依靠全國人民，發揚愚公移山精神，經過三年解放戰爭，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依靠人民群眾與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黨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追悼大會上發表著名演說，深刻論述為人民服務的重要意義，借用司馬遷“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一語，強調“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就比鴻毛還輕”。號召全黨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隻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4—1105頁。

  對於那些貪贓枉法、損害人民利益的害群之馬，始終絕不輕饒。1949年初，在中共即將掌握全國政權之際，即向全黨發出“兩個務必”的警示。1953年，天津市發生新中國成立以來貪污大案：原任地委書記劉青山和現任行署專員張子善貪污腐化的問題被揭露出來。在天津市因戰爭創傷及不法商人投機倒把、囤積居奇，不少群眾無糧無衣、凍餓街頭的情況下，劉青山竟接受不法商人的巨額行賄，用中央救濟款建造自己的豪華官邸，弔打詈罵體力不支的工人；張子善不僅貪污受賄，還下令驅打來訪的群眾，以“反革命分子”名義逮捕無辜群眾。當時，黨內對這一案件的處理出現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對“違法亂紀，（要）明正典刑”；一種認為，建國之初，干部奇缺，劉青山、張子善是經過戰火考驗的年輕的“老革命”，有功之臣，應戴罪立功。面對前來講情的人，說：“正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纔下決心處決他們，隻有處決他們，纔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犯有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