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為《全球冷戰》的中文版作序，對我來說是很高興的事。自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中國留學，我與這個國家的聯繫已經延續了30多年；而觀察這些年來中國的發展，也成為我職業生活中的一項要務。雖然本書主要是關於國際體繫的問題，對中國直接著墨不多，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某些對中國的關切仍居於本書歷史解說的中心位置。畢竟，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在冷戰中發育成長起來的，而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也是在那個年代構建起來的。中國與冷戰的關聯紛繁復雜，我希望中國青年學者擔負起一個富有挑戰的責任，即從中國的角度出發解釋中國和冷戰的關繫。
牛津古典學者加斯帕·格裡芬（JasperGriffin）說過：“我們帶著兩種動機去看待歷史。一種是對過去的好奇心，關心的是發生了什麼，誰做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還有一種是理解當下的願望，關心的是如何對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經歷和我們的未來期望予以定位和解釋。”和古代史一樣，好的當代史著述也通常是同時由兩種動機來驅動的：一種是視過去為過去，一種是把過去當成現在。本書的主旨符合格裡芬教授的教導，它講的是今天的世界，是20世紀後期強大的兩個大國，即美國和蘇聯如何接連不斷地干涉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變遷進程，並通過這些干涉影響了許多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重要的國家政權、社會運動和意識形態。換句話說，選擇這樣的主題，就說明本書無所忌諱地采取了一種面向現實的立場，盡管這是一本由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著述。
這本書源於我對冷戰中的兩個超級大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的動機和決策的興趣，而且我感到，既然當前我們可以從雙方得到新的檔案材料，那就有必要對它們的動機和決策加以重新考察。然而，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本書的主題卻變得更加寬泛了，因為我發現，如果不同時探究美蘇兩國的冷戰干涉政策的意識形態起源以及引發超級大國干涉的第三世界本身的政治變遷，要理解華盛頓和莫斯科的決策是不可能的。這樣，這本初旨在考察干涉的書就逐漸變成一本關於第三世界變遷進程的書。它的視角轉向了“南方”。
這樣一種轉變並非完全出自歷史學家式的好奇心。毫無疑問，這一轉變也映照了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非洲和亞洲所度過的那許多時光。那時我還很年輕，我興奮地見證了那裡所發生的社會和政治變遷。對那些力圖創造一個更公正、平等的社會的人們，對那些在外國干涉面前捍衛自己的共同體的人們，我懷有深切的同情。這種深切的同情和強烈的興趣在我身上至今猶在，盡管我情願自己已經丟棄了那種以簡單的政治手段去解決復雜的社會問題的念想。有了這種經歷，我當然不可能寫出一本隻從超級大國的視角出發的關於第三世界的冷戰史的書。
概念和定義
我的一個研究語言的朋友曾以朋友式的嘲諷（乃至於其他意味）向我指出，我對概念術語的選擇，相對於該書的主題而言，是多麼的合乎時代變遷：“冷戰”和“第三世界”都是20世紀後期的新詞兒，它們被套用於不同的意圖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創造出那個時代某種基本的霸權話語。我的那位語言學家朋友當然是對的。這兩個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都不存在，它們被使用的方式是一種信號，要你明白在20世紀後一場大衝突中你是站在哪一邊的。“冷戰”是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在1945年首次使用的，用以對蘇聯和美國各自的世界觀、信條和社會結構，對雙方之間即將來臨的未予宣戰的戰爭狀態發出悲嘆。奧威爾發現：“原子彈（可能）剝奪受剝削階級和受剝削人民發起反抗的全部力量，甚至可能會將這種炸彈的擁有者們置於平等的地位上。由於征服不了對方，所以他們很可能繼續統治那個位於它們之間的世界。”盡管“冷戰”初是一個含有批評意味的詞，但在20世紀50年代它變成了一個標示美國人對他們和蘇聯之間的戰爭狀態的概念：沒有宣戰的進攻性的遏制。而在蘇聯人一方，他們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從來不正式使用這個詞，因為他們堅持認為他們自己的國家是“和平”的，隻有“帝國主義”是侵略性的，這與美國（以及西歐）領導人使用“冷戰”指稱蘇聯威脅庶幾類似。
“第三世界”的概念在20世紀50年代初出現，起先是在法語中，然後又被引入英語。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亞非各國領導人在後殖民主義時代首次舉行高峰會議，“第三世界”一詞纔廣為人們所用。“第三世界”這個詞暗合法語的“tiersétat”（第三等級，即那些人數多但在法國大革命前的社會群體中代表權少的階層）一詞，意指世界規模的“人民”、全球性的多數，他們曾經遭受殖民主義的踐踏和奴役，但現在正在獲得廣大的影響力。這個概念還用來表示冷戰格局中的一個特定地位：拒絕接受超級大國及其意識形態的統治，尋求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外的替代方案，為新近獲得解放的國家提供的“第三條道路”（但願這一表述不會與如今的布萊爾式偽善混為一談）。
所以，我對這兩個詞彙的使用就可能會被一些人認為指向了兩個相反的方向：“冷戰”一詞標示著可能出現的規模宏大的西方精英的工程，而“第三世界”的所指則是殖民主義時代和後殖民主義時代的邊緣化過程（以及反抗這種過程的鬥爭）。已經有一些批評指出，由於我把其中一個概念“放在”另一個概念之中，所以我抹殺了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我不自覺地使其中一種話語囊括了另一種話語。在重新閱讀了直至冷戰時代末期的第三世界冷戰相關文獻之後，可以說我有點兒贊同這種看法：在這些大多由美國人所撰寫的著作中，又大多是力圖否定第三世界內部的革命和激進運動的，其理由是這些革命和運動都是由蘇聯挑動或者受其支持的。
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所謂冷戰在概念上和分析上與“南方”無干的看法是錯誤的。主要有兩個原因。，美國和蘇聯的干涉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第三世界各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的國際和國內框架。如果沒有冷戰，非洲、亞洲，也許還有拉丁美洲，都將完全不同與其今日之狀況。第二，第三世界的精英中形成的政治方案，往往是他們對冷戰兩大對手——美國和蘇聯——所提供的發展模式的有意識的反應。在許多情況下，第三世界領導人對一種意識形態立場的選擇，經常意味著他們與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緊密勾結，導致他們采行後來經常對他們的人民帶來災難的發展模式。對在第三世界發生的冷戰的第二個方面的考察之所以極為缺乏，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對前冷戰鬥士和他們的反對者來說都是難以接受的。
從我們這本書的目的來說，我對關鍵術語的界定是直截了當的。“冷戰”指的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全球性衝突主宰國際事務的那一段時期，大體上是1945—1991年間。“第三世界”是指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曾經處於歐洲（或者說泛歐洲，包括美國和俄國）主宰之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全球”意指大體上同一時間內發生在幾個不同大陸或者其影響波及幾個大陸的進程。“干涉”意指一個國家內各種力量相互配合、由國家政權力量主導的試圖決定其他國家的政治方向的努力。以上是一些簡短的、操作性的定義，它們隻在本書的特定語境中具備上述含義（但這些定義在任何更廣泛的語境下都顯然會面對挑戰）。
由於本研究既要討論第三世界革命的起源和過程，又要討論伴隨這些革命的超級大國干涉，所以不免要做出一些困難的取舍，以免篇幅膨脹到兩三卷的程度。本書集中關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這段時期，超級大國在第三世界的衝突達到，而第三世界的各種事態發展對更大範圍的冷戰格局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意義。正如後文將要說明的，這並不是說在早期階段第三世界對冷戰衝突不重要，而隻是要表明：到20世紀70年代時，第三世界的狀況和兩個超級大國的能力都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使得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所發生的事在國際事務中居於中心地位。同樣，在本書各章中，並非所有超級大國介入的第三世界衝突都被賦予同等的重要性。相反，我予以多關注的是那些外來干涉為事態發展規定了框架和方向的衝突。比如，對於阿以戰爭或者印巴戰爭（這些衝突在更大程度上是由衝突各方自身的地區性根源——而非冷戰的大背景——所驅動），本書就未予深入討論，而隻是給出概述而已。這種限定使得本書有可能在其他問題上做到全面細致，比如在前三章中，我既追溯超級大國干涉主義意識形態的歷史演進，又討論了後殖民主義時期的第三世界政治狀況。
本書所涉及的地理範圍有限，從而能夠使始終為篇幅感到擔憂的編輯們稍感放心，但我也必須就此提醒讀者：雖然冷戰是20世紀後期國際史的中心論題，但絕不是國際史的全部。其他重要歷史現像——比如東亞的經濟崛起和政治伊斯蘭（politicalIslam）的高漲——的起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與冷戰相分離的，有它們自己的故事。有的時候，這些故事與超級大國衝突的故事並行（正如我曾在別處討論過的，這些第三世界的地方性事態終壓倒超級大國衝突的因素而成為國際事務的支軸）。在內容更廣泛豐富的20世紀後期的歷史當中，冷戰隻不過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但是，正是冷戰塑造了我們所知的以歐洲現代主義思想的兩大敵對版本為基礎的國際體繫的形態。
冷戰中的中國角色
中國有超過50年的歷史是受冷戰因素主導的；而且，如果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創黨算起，中國受冷戰影響的歷史還要更長。與在第三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在中國，冷戰也不僅涉及對外政策上的結盟關繫，而且關乎發展模式的選擇。中國內部的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截至1949年的衝突，首先是有關中國是要采納蘇聯倡導的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還是要繼續推行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展開的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整合的。這一鬥爭的結果決定了中國在兩代人的時間裡對待國際事務的基本方針。和冷戰中無數次出現的情況一樣，在中國，也是國內因素壓倒了國際因素，盡管國內因素也受到意識形態的全球對抗的強烈影響。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解釋過的，20世紀40年代末中國內戰的結局受到“二戰”後冷戰向全球擴散的進程的影響。就此參見OdddArneWestad,ColdWarandRevolution:SinoAmericanRivalryandtheOriginsoftheChineseCivilWar,1944-1946（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4）。該書有中譯本：文安立：《冷戰與革命：美蘇衝突與中國內戰的起源》，陳之宏、陳兼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對中國來說，由於美國支持國民黨而蘇聯支持共產黨，國內局勢受國際因素影響之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這兩個聯盟中，無論是中國人方面還是外國人方面都心懷猜忌。但這種聯盟關繫也設定了一種長期延續的有關於意識形態影響以及政治和戰略合作的格局。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設受到了蘇聯早先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的強烈影響，而兩國的聯盟一直延續到20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