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提高風清氣正政治生態的政治“含金量”

一、 抓住“關鍵少數”，形成“頭雁效應” 002

二、高懸明鏡，緊握戒尺 013

三、行百裡者半九十，奮鬥路上戰猶酣 021

四、講政德，其纔方能用得其所，其功方能壘土成臺 031

第二章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富含政德養分 040

二、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 046

三、新時代政德建設的總要求 059

第三章

明大德：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

一、鑄牢理想信念 066

二、錘煉堅強黨性 075

三、在風浪考驗面前無所畏懼 082

四、在各種誘惑面前立場堅定 088

第四章

守公德：心底無私天地寬

一、強化宗旨意識 100

二、恪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理念 107

三、既做顯功也做潛功 112

四、保持敬畏之心 120

第五章

嚴私德：嚴格約束自己的操守和行為

一、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 132

二、防止身邊人把自己拉下水 140

三、淨化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娛樂圈 148

第六章

多積尺寸之功

一、小事小節是一面鏡子 158

二、“堤潰蟻穴，氣洩針芒” 164

三、正心明道，防微杜漸 170

第七章

心不動於微利之誘，目不眩於五色之惑

一、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 182

二、慎獨慎初慎微慎欲 190

三、不放縱、不越軌、不逾矩 198

第八章

築起兩道防線：既要搭得高，也要守得住

一、法治與德治並舉，重視道德教化 208

二、巧借法、德力量，用好法、德功能 217

三、嚴格自律，接受他律 225

      後  記 233

提高風清氣正政治生態的政治“含金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治生態好，人心就順、正氣就足；政治生態不好，就會人心渙散、弊病叢生。”“淨化政治生態同修復自然生態一樣，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綜合施策、協同推進。”政治生態就是各類政治主體生存發展的環境和狀態，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是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綜合反映，影響著黨員干部的價值取向和為政行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刮骨療毒的決心勇氣、扶危定傾的膽略智慧和高壓嚴治的鮮明姿態，強力正風反腐、從嚴整綱肅紀，全國上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在新時代，通過政德建設，努力形成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是旗幟鮮明講政治、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要求和迫切需要。

一、抓住“關鍵少數”，形成“頭雁效應”

2016年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政治問題，任何時候都是根本性的大問題。”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絕不是一般問題和個人的事，而是方向性、原則性問題，是黨性，是大局，關繫黨、民族、國家前途命運，是對黨員干部的政治要求。

1.維護權威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重大課題和一貫思想

權威，一般意義上說，是人們在社會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對社會生活實踐的必然性和創造性的認同和服從。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指出：“這裡所說的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於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頁。

]之所以強調權威，是因為權威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時，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

恩格斯為了清理以巴枯寧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及其思想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負面影響，纔寫作了《論權威》。

巴枯寧是無政府主義的代表者，為了宣傳他的思想，他在1873年寫了《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使其無政府主義思想開始繫統化。在巴枯寧看來，人的個性自由是的，一切權威都會對人的自由帶來危害，國家和政府是權威的主要代表，是對個人自由的禍害，因此，為了維護個人的自由，“必須無條件地排除權威原則和國家的必要性”，否定一切權威，使人類社會成為無政府狀態。

針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思想，恩格斯通過對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繫和生產發展的考察，指出了權威存在的必要性，“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頁。

]他認為，隨著工業的發展，出現了“使各個分散的活動越來越為人們的聯合活動所代替的趨勢”，社會越發展，生產越復雜，權威就越必要。

同時，人類是社會性的動物，社會性是其本質屬性。這就決定了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員，不能離開社會和集體孤立地存在，在一個人數眾多的社會中，離開了權威是不可想像的。否定權威就等於否定客觀規律，因為“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於想消滅工業本身”，而這是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一種反動。

那麼，權威和自由真的是矛盾的嗎？恩格斯認為，權威和自由是相對的、辯證的關繫，社會生產越發展，權威就顯得越重要。權威一方面保證了大機器工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另一方面又使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也就是說，“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頁。

]的。

恩格斯關於權威的論述，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提供了理論依據。

列寧高度重視維護黨的權威和革命領袖的權威，注重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嚴峻挑戰。1918-1920年間，由於14國的聯合武裝干涉和國內的武裝叛亂，蘇維埃俄國曾一度喪失大半國土。為了維護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列寧提出，要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制和嚴格的紀律”。他指出，革命剛剛打碎了強加於群眾的那種陳舊、牢固、沉重的鐐銬。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樣是這個革命，並且是為了發展和鞏固這個革命，正是為了社會主義，纔要求群眾無條件服從領導者的統一意志。

列寧嚴肅批評了俄國當時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提出的不要任何權威的主張，明確指出工人階級要在全世界進行艱難而頑強的鬥爭以取得徹底解放，就必須有權威。他還指出：“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但是做不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隻能是一句空話。”

列寧主張，必須堅持黨對國家機關工作的領導，這種領導主要是干部選撥、制定方針政策、檢查指導等工作；黨的一切組織都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發揚黨內民主，堅持集體領導，遵守黨的集中紀律；黨員干部必須接受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這些思想既為維護黨的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提供了指導，又為政德建設指明了方向。

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能否形成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並維護這個集體的權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黨的生死存亡。

1935年遵義會議在黨的發展歷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因為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面臨失敗危險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形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從此中國革命煥然一新。正是在黨中央堅強有力的領導下，經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人民接續奮鬥，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纔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同志說，“一個桃子剖開來有幾個核心嗎？隻有一個核心”，“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鄧小平同志也說，“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從反面證明了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性。

不可否認，蘇聯革命和建設在前期的發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不僅使社會主義大旗高高飄揚，也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主要的原因在於有了列寧、斯大林等黨和國家的領導核心，並堅持和維護了核心的集中統一領導。

然而，蘇聯的解體速度之快、程度之激烈、倒塌效應之轟動，完全超出人們的預料。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史上的大災難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蘇共喪失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一個重要因素。

到了蘇共執政後期，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在蘇共黨內分成了政見不同的三個派繫，即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派、以利加喬夫為代表的蘇共黨內保守派和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中間派。葉利欽等激進派打著反極權、反特權、反腐敗的口號，把自己裝扮成為蘇聯人民爭民主、人權、自由的鬥士；利加喬夫等人作為斯大林模式的既得利益者，堅持和維護舊模式和既有權力結構；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中間派既想維護和把持總書記一人治理體制，又試圖對權力結構進行重大改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蘇共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公開質疑憲法第六條的合法性（關於蘇共是社會領導力量和政治體制核心的規定），宣揚黨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強行合法化，聲稱“蘇聯共產黨不想享有壟斷權”，並通過修改憲法第六條，取消了蘇共的領導地位，實行化和多黨制。這成了蘇共喪失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因素。

國家變色從權力變質開始。列寧對於共產黨執政後黨內可能出現的以權謀私的腐敗現像，早有警覺。在列寧的建議下，1922年召開的俄共第十一大規定，要求對黨的干部“個人發財企圖必須無情地加以制止”，絕不允許把入黨看作升官發財的手段。

有一次，列寧發現莫斯科市委常委會包庇一些嚴重侵犯群眾利益的領導干部時，他直接給中央政治局寫信，建議給莫斯科市委以嚴重警告處分，要求向省委重申，任何人都不得干預法庭的審判工作，否則就要被開除出黨。信的末尾，列寧還憤慨地寫了個附言：“可恥和荒唐到了極點，執政黨庇護‘自己的’壞蛋！！”[ 黃葦町著：《蘇共亡黨十年祭（版）》，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91-92頁。

]

鄧小平曾說過：“東歐的事情對我們來說並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蘇聯也是如此。蘇聯解體前，《西伯利亞報》曾經作過一次問卷調查，調查結果後來刊登在《莫斯科新聞》上，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蘇共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干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 黃葦町著：《蘇共亡黨十年祭（版）》，江西高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4頁。

]

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過一句很有哲理的話：“權力應當成為一種負擔。當它是負擔時就會穩如泰山，而當權力變成一種樂趣時，那麼一切也就完了。”可以說，正是蘇共官員權力觀的異化，使他們把權力變成了樂趣，使蘇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喪失了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終造成了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悲劇。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我們黨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紀律嚴明是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加強紀律建設，越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確保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