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組織與運行機制目錄

緒論

章西周王國的國家結構

節西周王國的外服體繫

第二節四國和四方——周人的政治地理

第二章體國經野：西周王畿的行政區域

節西周王畿的政治中心

第二節居民的地域組織方式——鄉遂組織

第三節王都外城邑的形成——地方行政的雛形

第四節餘論

第三章分官設職：西周政府的職官體繫

節西周政府的組織結構

第二節西周政府職官的設置

第四章西周王朝政府官僚化進程

節西周王朝政府部門的階梯化建構

第二節西周王朝政府部門的僚友組織

第三節西周王朝政府行政中文書的運用

第四節西周政府官僚化原因的探討

第五章西周貴族官員的官宦生涯

節官宦生涯的養成教育

第二節官宦歷程

結語

附表

附表一西周時期周王的主要活動地點

附表二西周官員銅器出土地考察

附表三含右者的冊命金文的年代

附表四右者官職一覽表

附表五師類職官銅器銘文時代表

附表六西周冊命金文史官整理表

附表七西周職官姓氏表

附表八官職與職掌

參考文獻

後記

在科學研究的領域中，探索過去和探索未來一樣的令人神往。中華文明在其早期的發展歷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性格，塑造了其未來的發展方向。在中華文明的早期歷程中，西周是一個重要階段，許倬雲在《西周史》的簡介中說：

西周以蕞爾小國取代商崛起渭上，開八百年基業，肇華夏意識端倪，創華夏文化本體，成華夏社會基石，是中國古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
許倬雲：《西周史》（增補本），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1月。。 

就政治體制的形成和發展歷史而言，西周亦代表著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意識，奠定了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的基調，對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深入研究西周時期的政治體繫，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政治體制是指以國家政權組織為中心的各種具體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規範的總和。即為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所采取的組織形式、權限劃分、工作方式等具體制度和規範。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政治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9月，502頁。在中國政治體制的發展階段上，相較於秦漢時期以郡縣制和官僚制為代表的帝國體制而言，西周時期代表著一種不同的歷史階段。以現有的資料和研究成果來看，在西周時期，其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是諸侯制和貴族制。關於這一階段的命名，蘇秉琦在探討中國國家形態的發展階段這一課題時，提出了古國、方國、帝國是國家形態發展三部曲的看法，認為：“古國時代以後是方國時代，古代中國發展到方國階段大約在距今四千年前。與古國是原始的國家相比，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6月，145頁。
認為西周時期屬於方國階段。林沄在探討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問題時，提出商周時期的國家形式是以諸侯制為代表的國家聯合體。他認為：

國與國的聯合體是客觀存在的實體，至於它們的表現形式並不一定是授予各級諸侯名號。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早就指出，《牧誓》和《大誥》中周把同盟諸侯的國君稱為“友邦君”，證明在周公東征以前，雖然周國已經領導著一個相當大的國與國的聯合體，卻並未馬上確定一種王和各級諸侯的名分。我們還可以補充指出，《召誥》中“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庶邦塚君”兩者並舉，說明周國當時所控制的國與國的聯合體中，既包括了原先以商王為首的聯合體中已確定了名分的侯、甸、男，也包括一部分不曾規定名號的國。由此可以推想，在國與國的聯合體出現之時，隻有實際上的盟主國和附從國之區別，並不一定有固定的等級性名號。……所以，實際上存在過許多並不具體規定等級性名號的國與國的聯合體，其分合比較自由而頻繁。隻有一些比較長期地由強有力的國所領導的聯合體，纔能推行等級性名號制度，商國領導的聯盟便是如此。周人繼承了商人的諸侯名號制度，憑借著周初幾次大征伐的威力，把這種制度推廣到很大的地區，並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林沄：《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林沄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95頁。

林沄將商周的國家形式形容為國與國的聯合體。從其描述可以看出，這種聯合體中國與國的聯盟形式可以分成兩種類別。一類是聯合體的成員國之間沒有規定的等級性名號；另一類是聯合體的成員國之間有推行等級性名號制度。前者的分合比較自由松散，後者的組合則較為穩定。後者代表著一種有機的、比較穩定的政治實體。
西周金文資料中，除了周王外，稱王號的還有“夨王”、“呂王”、“豐王”等，多為西周的異姓之國。王國維在《散氏盤考釋》一文中指出“當宗周中葉，邊裔大國往往稱王”。張政烺指出：“周時稱王者皆異姓之國，處邊遠之地，其與周之關繫若即若離，時親時叛，而非周室封建之諸侯。文王受命稱王，其子孫分封天下，絕無稱王之事。”（參看張政烺《夨王簋蓋跋》，《古文字研究》第13輯，中華書局，1986年6月。）由此可見松散的政治聯合體和有機組合的政治實體在當時同時存在。作為一種政治組織方式，相對前者而言，後者代表著一種更高的發展階段，更具代表性。商、周王朝便是這一政治實體的典型代表。為了強調這一政治實體，在本書中我們用“王國”這一概念來表示那種由強有力的國所領導的，在諸侯國之間推行等級性名號制度的國家聯合體（因為在這個政治實體中，統治者被稱為“王”）。以區別於沒有具體規定等級性名號的、分合較為自由的國家聯合體（相對於“王國”而言，這種聯合體可以稱為“盟國”），以及秦漢時期的帝國。如此，古代中國的國家發展形態大致是古國、王國和帝國這一發展序列。
王震中在評述前人關於中國古代國家的早期形態及其演變的各種觀點後，提出先秦國家形態的演進序列是“邦國——王國——帝國”，認為：“王國與邦國相比，在政治實體發展的程度上，王國位於更高的層次，而且有些邦國與王國還有從屬、半從屬或同盟的關繫，有些處於時服時叛狀態，但中原作為一個政治中心已經形成一體的格局中王國位於的頂點。”（《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在“王國”這一政治形態中，西周王國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實現其對土地和人口等資源的有效治理？王國中的統治階層如何參與到王國的統治中？其統治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並如何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演變？這種演變呈現出怎樣的一個趨勢？在實現統治的過程中，形成了什麼樣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文化？這些問題是本書主要探討的問題。

二、研究簡史

近代中國學界對西周政治體繫的研究，大致是從對《周禮》一書的懷疑和批判開始的。

約略在20世紀之前，人們對西周政治制度的認識，基本是以《周禮》為依據。在新材料的刺激、疑古思潮的盛行和學界求新求變的氛圍的影響下，這一狀況逐漸發生了變化，1928年3月，楊筠如發表《周代官名略考》一文，在文中說道：

言周代官制，率以《周禮》為本。然《周禮》一書，世人多攻其偽。餘疑《周禮》出自春秋以後，乃雜采春秋各國官制為之；其中雖大致與周制猶相近，而謂全為周制，則殆不可信。故就古籍金石所見周代之官名，略為輯釋，以存其真。
楊筠如：《周代官名略考》，《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二十期，201頁。

楊氏的可貴之處，主要體現為除了利用傳統文獻資料外，開闢了利用西周金文中的職官材料來研究西周官制的新途徑。這是其導師王國維所提倡的“二重證據”的史學研究方法在西周職官制度研究領域中的運用。代表了當時學界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新方向。

繼楊氏之後，郭沫若更加全面、繫統地收集和整理了西周金文中官制資料。其對西周金文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建立在對西周有銘銅器斷代和分域的基礎之上，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科學。不過，其寫作的動機，主要是為了對《周禮》一書的批判：

《周官》一書，其自身本多矛盾，與先秦著述中所言典制亦多不相符，然信之者每好曲為皮傅，而教人以多聞闕疑，不則即以前代異制或傳聞異辭為解。因之疑者自疑，信者自信，紛然聚訟者千有餘年，而是非終未能決。良以舊有典籍傳世過久，嚴格言之，實無一可以作為究極之標準者，故論者亦各持其自由而互不相下也。餘今於前人之所已聚訟者不再牽涉以資紛擾，僅就彝銘中所見之周代官制揭櫫於次而加以考覈，則其真偽純駁與其時代之早晚，可以了然矣。
郭沫若：《周官質疑》，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四卷，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121-186頁。

郭沫若不滿於學界對《周禮》一書所記載典制的混沌認識，強調主要依據西周銘文資料研究西周職官制度，這一方向無疑是正確的。自此之後，學界對於西周官制的研究，基本都遵循這一方向。如斯維至《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斯維至：《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七卷，1947年9月。《金文中所見官名考》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三）中“成、康及其後的史官”等章節，《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

對西周金文資料中的職官制度進行整理和歸納的集大成之作，是1986年出版的由張亞初和劉雨兩位先生合撰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
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5月。。在該書的“前言”中，著者提出以往研究的主要不足之處：1?對資料的收集和整理不夠全面，2?對相關銘文沒有進行斷代的研究。非常中肯地指出了前人在這一課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問題。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著者收集了有關職官銘文的銅器近五百件，整理了不同的職官材料近九百條，歸納出西周職官213種。同時，著者將西周金文所反映的職官制度與《周禮》進行了對比研究。

以上的這些研究，主要側重於對西周金文資料中職官名稱的整理和研究。此外，對西周金文中與職官制度相關的一些專題，學界亦開展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西周冊命制度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於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和何樹環《西周賜命銘文新研》等書中。
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北京：學林出版社，1986年7月；何樹環：《西周賜命銘文新研》，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9月。

2?對西周冊命金文中“右”者的分析。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體現在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和楊寬《西周史》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等書中的相關章節中，研究者對“右”者問題的分析，揭示了西周職官體繫中的層級關繫和統屬關繫，對於探討西周時期職官制度的發展狀況有著積極的意義。

3?對“卿事寮”和“太史寮”討論。有的學者認為卿事寮和太史寮是西周中央政權的兩大官署
楊寬：《西周中央政權機構剖析》，《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有的學者認為卿事寮、太史寮是卿事、太史的同官或僚屬
左言東：《西周官制概述》，《人文雜志》，1981年第3期。，有的學者則認為是指卿事官和太史官
李學勤：《論卿事寮、太史寮》，《松遼學刊》1989年第3期。。這一問題的討論，深化了學界對西周職官制度的認識。
相關討論還有：宮長為：《有關卿事寮的再討論》，宋鎮豪、郭引強主編《西周文明論集》，北京：朝華出版社，2004年1月，212-217頁；張志康、謝介民：《“卿事寮”析論》，《學術月刊》1988年第2期；郝鐵川：《西周中央官制的演變》，《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李西興：《卿事（士）考——兼論西周政體的演變》，《人文雜志》，1987年第3期等。

4?對西周世官制度的探討，成果主要體現在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一書的相關章節中。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2版，390-405頁。

通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大陸學界對西周政治體繫的研究，基本是集中於對西周職官制度的研究之上。這是政治體繫研究中的一個取向，是傳統官制研究這一學術傳統在新資料上的一個延續。

另外一個研究取向，則主要體現在海外學者對西周政府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的研究之上，注重用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理論方法來分析西周政府。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顧立雅、許倬雲、夏含夷、李峰等。顧立雅對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財政、司法以及政府的管理技術等做了深入的探討，認為西周初期的政府，不是一個真正的官僚體制，隻能是個原始的、初型的官僚體制。然而，王室的官員確實具備許多官僚制的特征。並討論了西周政府在逐漸復雜演化過程中的一些發展趨勢和特點。
Her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ume one: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許倬雲一直比較關注西周的政府組織，其所著《西周史》一書，在探討西周政府組織的時候，參考顧立雅的研究思路，分析西周政府組織的成分與演變。認為王室內廷的服務人員已演變成政府的官員。作冊與史官繫的變化，不僅說明了內廷（內史）官員漸漸掌權，尹的出現也說明史官繫統逐漸擴大，以至內部產生層級的分化。三有司的出現，是朝政分工的重要指標。軍隊由師氏演變為有左右，而有各項特種兵種的單位，以至軍隊可在駐地“屯田”，也反映了軍隊的漸趨專業化。西周晚期出現了若干可能是地方行政人員的官稱，也許正是分封制度轉變為分級管理的端倪。許倬雲將西周政府組織的特點歸納為世官制度、冊命制度、僚屬組織以及內朝和外朝的分離。
許倬雲：《西周史》，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1月。夏含夷對西周政府的官僚化過程所作的分析，則認為其先是發生在軍事部門職能的擴大。
夏含夷：Western Zhou Histor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23-326?

近對西周政府的政治體繫作深入探究的是李峰的《西周的政體》一書 該書英文版於2008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Li
Feng,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 B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文版：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吳敏娜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8月。。該書對過去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進行了總結。認為在西周研究眾多領域中，對西周政府的研究在過去學界，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的學者當中曾吸引過很多的關注。但是，這些研究的學術貢獻卻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限制。個消極因素是這些研究多依賴後代禮書如《周禮》，通常也被稱為《周官》的記載。第二，過去對西周政府的研究似乎十分缺乏理論指導，這在中國和日本的學術界中反映得尤其明顯。大多數研究是沿著對西周材料中所見官名的特定職司進行考證的方向展開。而這樣的研究大部分可歸屬於歷史至少可追溯至中古時期的所謂傳統類書中的“官制”研究。第三，過去的研究經常是把西周政府從西周大的社會背景中孤立出來，很少注意到政府是如何置於整個西周國家政治制度當中，以及其行政結構是如何與權力分配相聯繫起來的問題（《西周的政體》，9-11頁）。李峰強調，《西周的政體》一書並不是一項傳統的“官制研究”，而是結合現代政治學和社會發展理論對西周國家政治體制的一個解釋性歷史學研究（《西周的政體?中文版序》）。其研究目的是借助於現代政治學的相關概念對古代資料進行分析與研究，希望能夠對中國早的官僚制度——同時也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早的官僚制度之一——的西周政府及其基本特點，形成一個全面的認識與分析性的表述；同時也希望廓清西周的國家本質及其建立政治權威和實行統治的特定方式，並以此為例來說明帝國建立之前中國的早期王權國家（《西周的政體》，2頁）。

李峰在寫作過程中，貫徹了其在序言中提出的研究方法，即以現代政治學和社會發展理論研究西周國家政治體制。運用以韋伯為代表的官僚制學說分析西周的政府結構和運行機制。這種分析和研究，使我們對西周政府官僚機制發展狀況的認識更加清晰和全面。同時，也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同時期政治實體之間的比較研究，提供了分析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化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對於各政治體繫之間的共性研究比較有效，卻容易喪失對某一政治體繫個性的認識，而個性特點往往更能反映一個政治體繫的發展方向。

許倬雲在《西周的政體?序言》中提到：

周代政治體繫的管理，不能完全像韋伯描述的以工具合理性發展為理性的官僚制度。西周的政府不能不同時具備家族性，而呈現的方式也不能不帶禮儀性。西周的銅器就是這樣一種功能的產物：無論是記錄任命、賞賜，或者婚姻，都是要用長久存在的方式宣示周王室和臣民之間的這種聯繫。銅器銘文的結語，常常是子子孫孫永遠寶用，不僅是祝福，也是像征血緣關繫神聖的延續性。因此，談論西周的管理，既可以從韋伯式的討論下手，更可以從宗教學的角度下手，也許更能看出西周統治的角色。

可見，對西周政治體繫的研究，在運用現代官僚制學說的同時，應注重西周政府和西周社會所具備的家族性、禮儀性等特征，以及這些特征對西周政府管理模式和發展方向的影響。

對西周政治體繫的研究，是一個復雜地、需要不斷推進的課題，正如李峰在其中文版序中所言：“西周政府和政治體繫的很多具體方面還有賴將來新的金文資料來填充和進一步說明，而相關的理論解釋也有待未來學者們不斷地批判和反思。”不同的探討角度，對現有金文材料的不同解讀
在研究資料的運用上，《西周的政體》一書基本隻采用同時期的西周金文資料，這為其研究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但是，由於近年來考古學的繁榮，推進了古文字學和青銅器斷代學的迅速發展，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西周的政體》一書在吸收新近的、合理的古文字學和青銅器斷代學的研究成果上存在不足。，以及側重點不同的理論方法和分析方法，都會推動我們對西周政治體繫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認識，這也是本書繼續探討這一課題的主要原因。

三、本書的基本框架

古代文獻資料中所記載的古人對其同時代或者先前時代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認識，往往會給予我們一些重要的啟示。

《周禮》是一部較為繫統、全面的總結我國先秦職官制度的書，其創作時代，金景芳認為《周禮》一書是東遷以後某氏所作。作者得見西周王室檔案，故講古制極為纖悉具體。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設想
金景芳：《周禮》，文史知識編輯部《經書淺談》，2003年6月新1版，50-60頁。。該書文繁事富，體大精深。全書用六官區分為六個部分。每一官下都冠以下面這句話：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辨正方位，體國經野”和“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可以看作是早期政治體繫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土地與人民的管理。西周對土地和人民所采用的管理方式，從政治結構來看，是實行外服和內體繫的。《尚書?酒誥》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裡居（君）。”夨令方彝銘文（《集成》9901）有類似的記載：

周公朝至於成周，誕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諸尹眔裡君眔百工眔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

雖然沒有提到內服和外服，但明顯體現了的對稱關繫。林沄認為“內服”顯然是指國內的臣僚，“外服”稱“邦伯”，可見是指國外關繫
林沄：《關於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林沄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94頁。。所謂的國外關繫，即諸侯國與西周王畿的關繫。因此，本書對西周王朝政治體制的討論，主要從外服和內服兩個方面入手。在外服方面，主要討論諸侯制，包括諸侯制的產生及其特點，西周王國諸侯制的建立，周王對諸侯的控制情況等。在內服方面，我們主要討論西周王畿的行政地域、行政組織，這方面的討論主要是考察西周王朝對畿內土地和人民的管理方式。費勒在《政府的歷史》一書中說道，官僚機構的滲透功能體現在兩個方面，是職業官僚統治領域的廣度，第二是其統治所能到達的深度，朝著村落和城市社區的方向能延伸多遠“‘Penetration’
by the bureaucracy is a function of two elements? The first is the
range of the tasks it undertakes? The second is how far down the
line, how far towards the village and city communities, does the
chain of paid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s reach? ”S? E? 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3?。我們對西周王畿地區政府的管理方式的探討，亦主要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討論西周職官的設置範圍，地域的管理方式，以及不同領域官僚化的發展程度和狀況。而作為王朝政府中為活躍的因素——官員，我們從養成教育和官宦生涯的角度，討論西周王朝政府官員的官宦生涯。

西周王國的國家結構章

西周王國的國家結構政治學上國家結構的概念，是指：“國家整體與其組成部分的相互關繫。”國家結構形式是指“國家的整體與部分，中央和地方的相互關繫”
《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9月，138頁。。這一概念是相對於成熟的現代國家而言，對於西周這種古典時期的國家，在分析其結構時，當然不能生硬地套用這一概念。我們采用國家結構這一概念，主要是側重於分析西周王國的構成，周人心目中國家概念及其具體範圍，探討西周的封國以及其他方國與西周王朝的關繫。

對西周王國國家結構的探討，我們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從傳統政治觀念中的“服制”入手，分析服屬於西周王朝的政治實體的構成情況；另一方面具體地分析西周金文和文獻中關於國中、四國和四方的含義，以探討周人心目中的國家範圍。

節西周王國的外服體繫

在周代的文獻資料中，“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術語。“服”包括職事和貢賦兩個方面
董珊：《談士山盤銘文的“服”字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是指服從西周王朝統治的個人或政治實體對西周王國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在本書的緒論中，我們提到，《尚書?酒誥》記載周人在表述商代的服制，亦即臣屬人員的構成狀況時，將之區分為外服和內服。外服主要是指諸侯國，內服主要是指王畿地區的臣僚。夨令方彝銘文表明，周人在描述自身的臣屬結構時，也是采用這種內外區表述。這表明，在周人的政治觀念中，雖然諸侯和臣僚都屬於西周王國服制的框架中，但其政治屬性是截然不同的。這種政治意識一直保留在時代較晚的《周禮》中，《周禮》將畿內稱為“都鄙”，將畿外稱為“邦國”，有意識的將這兩者區分開來
林沄：《林沄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94頁。。關於服制的討論是了解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重要途徑，也是深入認識西周王國政治結構的關鍵問題。在這一節中，我們主要討論西周王國的外服制度，及其所反映的西周王國的諸侯體制。

西周宣王時期的兮甲盤銘文雲（《集成》10174）：

王令甲政乂成周四方責，至於南淮夷。南淮夷舊我帛畮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則即井翦伐。其唯我諸侯、百姓，氒賈毋不即市，毋敢或入闌宄賈，則亦井。

銘文中提到的須接受西周王國管理的商賈擁有者主要有兩類，一是南淮夷，一是諸侯百姓，將南淮夷和諸侯百姓區分開來。
這裡的“百姓”，是指畿內的百官族姓。參看林沄：《“百姓”古義新解——兼論中國早期國家的社會基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4期。收入《林沄學術文集（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270-278頁。銘文明確說明，南淮夷要向西周王國進納布帛、委積、奴隸等貢物。淮夷由眾邦組成，如駒父盨蓋銘文說明南淮夷由大小邦組成
吳大焱、羅英傑：《陝西武功縣出土駒父盨蓋》，《文物》1976年第5期。，鐘銘文（《集成》260）提到“南夷東夷二十有六邦”。這些銘文表明，服從西周王國的邦國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被稱為諸侯，一部分是由大小諸邦組成的被周人統稱為南淮夷之類的邦國。

西周王國對不同的邦國采用不同的稱謂，也體現在共王時期士山盤銘文中
朱鳳瀚：《士山盤銘文初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1期。：

惟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宮，王格大室，即位。士山入門，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冊尹冊命山曰：“於入侯，徵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孳服。”侯、鄀方賓貝、金。山拜稽首，敢對揚天子子丕顯休，用作文考釐中寶尊盤盉，山其萬年永用。

銘文中所記載的邦國較多，周王稱“”為“侯”，稱“”為“方”，與甲骨文中體現的商王對邦國的普通稱謂一致。銘文中的“六孳”之“孳”，董珊將之讀為“子”，認為“子”可能是爵等之子。
董珊：《談士山盤銘文的“服”字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不過，西周金文中作為諸侯稱謂或爵稱的“子”基本均寫作“子”
如“賈子”（《集成》10252），唐子（《新收》1209）等。。銅器銘文中常見“孳”字，有的學者將之讀為“蠻”。我們認為這種讀法頗為可取，牆盤銘文（《集成》10175）謂“方蠻無不視”，“蠻”應是西周王國對異質文化之邦國的稱號。這些方和蠻都要向西周王國繳納服貢。

從以上分析可知，在西周時代，向西周王國承擔服貢的邦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被西周王國稱謂諸侯的邦國，一類是沒有諸侯稱號的被稱為方、蠻的邦國。即《呂氏春秋?觀世》所謂“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的“封國”和“服國”。

一、諸侯國

（一）西周諸侯體繫的建立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提到周初建國的情況時說：

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後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恆，累葉稱王。湯未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於天子，猶後世諸侯之於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於《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踐奄，滅國數十，而新建之國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魯、衛、晉、齊四國，又以王室至親為東方大藩，夏、殷以來古國，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6月，466-467頁。

可見，西周初期，經過克殷踐奄等戰事，徹底征服殷商以及東方邦國之後，西周王朝對夏、商以來的邦國體繫進行了繫統地改造，而改造舊有邦國體繫的重要手段是封建諸侯建立外服君長。

根據夨令方彝銘文，西周王國中被稱為“諸侯”的外服君長有“侯、田、男”這幾種人。據《尚書?酒誥》，商王國的外服君長有“侯、甸、男、衛、邦伯”（《尚書?召誥》則作“侯、甸、男、邦伯”）
《召誥》中沒有提到“衛”，裘錫圭先生認為可能是“衛”的地位較低而被略去，也可能本有“衛”而傳寫脫落。參看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等幾種諸侯的起源》，《古文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343頁。。兩相比較，商代和西周王國外服君長的名稱是基本一致的，夨令方彝沒有提到“邦伯”，但西周金文中經常有提到“邦君”
五祀衛鼎（《集成》2832）、靜簋（《集成》4237）、義盉蓋（《集成》9453）等。金文中的“邦君”可能既包括畿內諸侯，也包括畿外小邦。，兩者的含義應該是大致相同的。

關於“侯、田（甸）、男”這幾種諸侯名號的起源，裘錫圭根據甲骨卜辭和古書的訓詁，認為這幾種諸侯名稱，都是由職官名稱演變而成的。侯的本職是為王斥候，甸的本職是為王治田，衛的本職是為王捍衛。“男”本作“任”，其本職是為王任事，職務範圍大概不如其餘三者明確。批具有諸侯性質的侯、甸、男、衛，是分別由相應的職官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而形成的。中央王朝應該是在承認了這種由職官發展而成的諸侯以後，纔開始用“侯、甸、男、衛”等稱號來封建諸侯，並把這些稱號授予某些臣屬方國的君主的。在較早的時期，侯、甸、男、衛等諸侯對中央王朝所承擔的“職”、“服”，跟他們的名稱大概仍然有比較緊密的聯繫。後來，這些稱號好像就隻有區分等級的作用了
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等幾種諸侯的起源》，《古文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343頁。。 

從上述諸侯名號的起源來看，這些諸侯本是由擔任王事的職官演變而成。在其誕生之初，即對王朝承擔著重要的職責。西周封建諸侯的背景和目的也說明了諸侯國在王國中所起的功能和作用。

西周大規模封建制的推行，主要是在周公平定三監叛亂，東征勝利之後。分封的原因和目的，春秋時期的富辰分析是“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
《左傳》僖公24年。。清華簡《繫年》簡17、18描述為：“周成王既遷殷民於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方（旁）埶（設）出宗子，以作周厚屏。”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12月。這一點基本得到了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學者的認同，亦得到西周金文的證明氏縣出土的臣諫簋銘文（《集成》4237）記載“惟戎大出於軧，井侯博戎”，說明了井（邢）國在抵御戎人進攻中的戰略作用。西周晚期的戎生編鐘（《新收》1613）記載，戎生祖先憲公，被封建的目的是“僪司蠻戎，用榦不廷方”。

周代文獻和金文多有對西周封建的記載，我們可以從中窺見西周王國建立諸侯國的一些基本要素。

1?魯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左傳》定公4年）

2?衛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左傳》定公4年）

3?唐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左傳》定公4年）

4?燕

王曰：大保，唯乃明乃心，享於乃闢。餘大對乃享，令克侯於匽，羌、、虘於馭、髟。克次
黃德寬將此字釋為“次”，參看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27-30頁。匽，入土眔又司，用作寶尊彝。
（克盉/克罍，《新收》1367/1368）

5?宜侯

隹四月辰在丁未，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圖，省東或圖。王卜於宜□土南□。王令虞侯夨曰：[遷]侯於宜。易鬯一卣、商瓚一，□，肜弓一，肜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易土，氒川三百……，氒……百又……，氒宅邑三十又五。[氒]……百又四十。易在宜王人……又七裡；易奠七白，氒盧……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揚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宜侯夨簋
釋文參看李學勤：《宜侯夨簋與吳國》，《文物》1985年第7期。，《集成》4320）

6?申

崧高維嶽，駿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於蕃，四方於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於邑於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硚硚，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於郿。申伯還南，謝於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於謝，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於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詩經?大雅?崧高》）

表一西周封建諸侯的基本要素

諸侯國禮儀用品車馬旂禮器兵器民人土地誥命魯大路大旂夏後之

璜；彝器繁弱殷民六族

土田陪敦

祝宗卜史

官司魯《伯禽》衛大路少帛、綪

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殷虛《康誥》續表諸侯國禮儀用品車馬旂禮器兵器民人土地誥命唐（晉）大路密須之鼓

沽洗闕鞏懷姓九宗

職官五正夏虛《唐誥》燕有司；羌、

貍、虘、

馭、髟匽宜侯鬯一卣

商瓚一肜弓一、

肜矢百、

旅弓十、

旅矢千王人；奠

七伯、盧；

宜庶人宜申路車乘馬介圭謝人、

私人謝

由上表可見，周王封建諸侯，建立邦國的基本要素包括：禮儀用品、民人和土地。禮儀用品在規格上的差別，可能體現了諸侯之間在王朝中身份地位的不同。關於邦國中的民人，李峰分析說，地方封國的人口富有多樣性，而且存在典型的分層分級。它首先由一小群征服者，周人及其近屬、依附於諸侯家族的社會權貴組成。他們之下，是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移民，他們被與其有復雜社會關繫的周人貴族帶入新建的封國；他們中的一些可能是周人的長期同盟，而另一些也可能曾是周的敵人如殷民七族（按：應是“殷民六族”），據說他們被周王室賜予位於山東新建的魯國。在社會階梯的底部是大量的當地居民，他們是地方封國新的統治對像。
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吳敏娜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240頁。從上表可以看出，諸侯國受封的人員組成中，被稱為“官司”或“有司”的職官人員基本是必要的，《左傳》的記載雖然沒有說明衛國的受封人員中有官員，但司土疑簋（《集成》4059）記載王命康侯鄙國於衛時，地的司土參與了這一行動。說明封國在建立的時候，同時也建立了一套用於管理所建封國的行政繫統。

（二）西周金文資料中的諸侯國

1?侯

近幾十年來，隨著西周諸侯國青銅器資料的增多以及相關研究的深入，學者對西周的諸侯稱謂這一問題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共識。很多研究者指出，西周時期外服諸侯國國君的稱名形式通常是“國號+侯”，內服臣屬生前的稱名形式通常是“氏名+排行”。外服諸侯和內服臣屬兩者在稱謂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諸侯爵稱》，《歷史研究》1983年第3期；盛鼕鈴：《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文史》，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33-38頁；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職官繫統》，收入李零著《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114-116頁；吳鎮烽：《金文人名研究》，收入吳鎮烽著《考古文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177-178頁；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8月，47-52頁。韓巍進一步提出，“公”多數情況下是周王授予王朝高級貴族的稱號，少數地位特殊或立有大功的諸侯也可被冊命為“公”，以示特別的尊寵。與“侯”不同的是，“公”的稱號不能世襲，說明它更多地承載著周王與臣下個人之間的權力授受關繫。“公”在禮制上的地位要高於“侯”，如果一位諸侯先被冊命為“侯”，然後又受命為“公”，就會采用後也是的稱號“公”。“侯”與“公”稱號的使用在當時均有嚴格限制，隻有接受周王冊命為“侯”和“公”的貴族纔能使用。“伯”在西周時期並非一種爵稱，多數情況下“伯”意味著個人的排行——即家族嫡長子。由於宗子一般由嫡長子繼任，故“伯”也成為宗子的代名詞。凡是沒有通過正式冊命而獲得“公”、“侯”等政治性稱號的貴族家族長，無論其屬於“內服”還是“外服”，都隻能使用“氏名+伯”式稱謂，因此可以說“伯”是使用為普遍的不帶政治意味的男性稱謂。
韓巍：《新出金文與西周諸侯稱謂的再認識——以首陽齋藏器為中心的考察》，2010年11月5-7日，“二十年來新見古代中國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首陽齋藏器及其他（Ancient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Shouyang Studio and Elsewhere: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Twenty Years of
Discoveries）”會議論文集。

西周金文中有“侯”稱謂的諸侯國資料，我們將之整理成下表：

表二西周金文資料中的諸侯國

諸侯國諸侯稱號/資料地理分布衛康侯/《集成》464康伯/《集成》3720陳陳侯/《集成》3815應應監/《集成》883

應伯/《新收》72

應侯/《新收》65

應公/《集成》2150蔡蔡侯/《集成》2441
裘錫圭認為位於今河南郾城一帶，參看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6月，386-392頁。
侯/《集成》948河南邢邢侯/《集成》4237匽匽侯/《集成》689軧軧侯/《集成》5429河北齊齊侯/《集成》4639魯魯侯/《集成》648滕滕侯/《集成》2154紀紀伯/《集成》65

紀侯/《集成》14薛薛侯/2377鑄鑄侯/47山東晉晉侯/《新收》1445荀荀侯/《集成》10096楊楊侯/《集成》42年逨鼎
楊家村聯合考古隊：《陝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6期。楷楷侯/《集成》4139

楷伯/《集成》4205山西續表諸侯國諸侯稱號/資料地理分布鄂鄂侯/《集成》2833湖北宜宜侯/《集成》4320江蘇糜糜侯/17侯/2816侯/2820侯/3589
“”侯又見於西周共王時期的士山盤，應該是分布淮河流域。 量量侯/3908相相侯/4136侯/4561侯/6514未知

從西周金文中諸侯國的分布情況來看，這些諸侯國主要分布於東部地區。因此，對於立國於西部地區的西周王國而言，在東部的洛邑建立東都，顯得尤為重要。

2?邦伯（畿外）

在古代文獻中提到的邦國的等級階梯裡，有一種君長被稱為“伯”或“邦伯”的邦國。《孟子?萬章下》雲：“天子之制，地方千裡，公侯皆方百裡，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凡四等。不能五十裡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將“伯”列在公侯之後。《禮記?王制》中亦有類似說法。《酒誥》中提到“侯、甸、男、衛、邦伯”及“侯、甸、男、衛”，則稱之為“邦伯”，列在後面。《康誥》中說“侯、甸、男、邦、采、衛”，順序與《酒誥》有所不同，其中的“邦”應該即是“邦伯”。可見，在西周邦國的君長稱謂中，有一種稱謂為“邦伯”。亦即西周金文中的“邦君”
穆王時代的班簋（《集成》4341）記載：“王令毛公以邦塚君土馭人伐東國猾戎，咸。王令吳伯曰以乃師左比毛父，王令呂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銘文後文提到的“吳伯”、“呂伯”應該即是前文的“邦塚君”。。 

西周銘文說明，這種稱為“伯”的君長，確實是一種不同於“侯”的諸侯。戎生編鐘銘文記載：

惟十又一月乙亥，戎生曰：休辝皇祖憲公趩趩，啟厥明心，廣巠其猷，爯穆天子霝，用建於茲外土，僪司蠻戎，用榦不廷方。至於闢皇考卲伯穆穆，懿不朁，召匹晉侯，用龏王令。今餘弗叚法其覠光，對揚其大福，劼遣鹵責，卑譖征緐湯，取厥吉金，用作寶協鐘。厥音雍雍鎗鎗銿銿殺殺，既龢且盄。餘用卲追孝於皇祖皇考，用旂綽[綰]眉壽。戎生其萬年無疆，黃耈又，畯保其子孫寶用。
李學勤：《戎生編鐘論釋》，《文物》1999年第9期，收入《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9月，375-378頁。

銘文記載戎生的皇祖憲公稱受穆天子（即西周穆王）之福蔭，建於外土，以司蠻戎，以榦不廷方。穆王封建憲公的目的是管理蠻戎，以榦不廷方。戎生的皇考稱為“卲伯”，銘文則記載他“召匹晉侯，用龏王令”。

對於這個邦國的歷史，裘錫圭在討論這篇銘文的文章正文中認為，從鐘銘看，憲公沒有“侯”這一類正式封爵，所建立的顯然不是諸侯國，而是規模近於采邑的小邦。外土，當指王畿之外的土地。昭伯既受恭王之命輔佐晉侯，其封國大概會成為晉的附庸。但從戎生在銘文下文中講自己的時候，隻字不提晉侯來看，大概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持著獨立性。但在文章的“追記”中，裘先生將“龏”改讀為“供”，認為“召匹晉侯”是說輔佐晉侯防範、對付戎狄，不一定含有為晉侯之臣的意思。“用供王命”就是以此來滿足周王朝命其“司蠻戎，用榦不廷方”的要求的意思。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收入《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1999年9月，365-374頁。李學勤認為，銘文稱憲公受封在“茲外土”，可見由憲公到戎生，居地並無變遷。戎生之父昭伯，“紹匹晉侯，用恭王命”，已經不屬於王朝，而是晉臣了。這可能是憲公以來的封地被晉國兼並的結果。
李學勤：《戎生編鐘論釋》，《文物》1999年第9期。

銘文中戎生稱其始受封的祖先為“公”，稱其父輩為“伯”，體現了稱謂上的差異。韓巍通過對西周“公”、“侯”、“伯”等稱謂的研究，認為“公”多數情況下是周王授予王朝高級貴族的稱號，少數地位特殊或立有大功的諸侯也可被冊命為“公”，以示特別的尊寵。
韓巍：《新出金文與西周諸侯稱謂的再認識——以首陽齋藏器為中心的考察》，2010年11月5-7日，“二十年來新見古代中國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首陽齋藏器及其他（Ancient
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Shouyang Studio and Elsewhere: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Twenty Years of
Discoveries）”會議論文集。。因此，憲公“建於茲外土”，應和“邵公建匽”的情況比較類似，是因憲公在王朝中有較高的榮耀而被封建邦國的。
關於西周金文中“建”的含義，參看裘錫圭：《釋“建”》，收入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353-356頁。其子亦即戎生的父輩，隻被稱為“伯”，說明此邦國確實沒有獲得“侯”這一封爵。

與戎生編鐘銘文的記載相類似的，由周王在王畿外建立的邦伯，還有唐伯。近年公布的西周早期的堯公簋銘文雲： 

公作妻姚簋，遘於王令昜伯侯於晉，惟王二十又八祀。 朱鳳瀚：《公簋與唐伯侯於晉》，《考古》2007年第3期。

朱鳳瀚分析說，《晉世家》正義引《括地志》曰：“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裡。”叔虞雖被封於唐，雖是晉國公室始封的先祖，但未稱晉侯，是時也當未有稱“晉”的國家，故而春秋時期的晉公仍稱唐叔虞為“唐公”。始稱晉侯的是其子燮父。本銘文中受命“侯於晉”的唐伯，應即是指燮父，由此可知，燮父在侯於晉前稱“唐伯”
同上。。由此可知，叔虞及其子燮父在唐時尚未正式取得“侯”的地位，隻能稱謂“伯”。

類似的現像還有胙伯。據《左傳》僖公24年，周初所封建的姬姓邦國中，胙為周公之胤。胙國位於今河南延津北。西周金文相應的國名作“柞”，目前所發現的與柞有關的銅器銘文中，如柞伯鼎
朱鳳瀚《柞伯鼎與周公南征》，《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
和柞伯簋（《新收》76），柞的君長均稱為“伯”。此外，義盉蓋（《集成》9453）銘文記載周王在魯會合邦君、諸侯等人舉行大射禮，這些邦君可能主要也是屬於畿外的。

雖然戎生之父昭伯所擁有的邦國是否已經淪為晉國的附庸還存在爭論，但君長稱為“伯”的邦國，確實有一些已經淪為侯國的附庸。

近年在山西絳縣橫水鎮橫北村發現的“倗伯”，一般認為是晉國的附庸“懷姓九宗”之一。
宋建忠、吉琨璋、田建文：《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8期；李學勤：《絳縣橫北村大墓與倗國》，《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30日第7版。2007年在山西翼城大河口發現的“霸伯”，應該也是晉國的一個附庸小邦
衛康叔：《大河口西周墓地——小國的霸氣》，《中華遺產》，2011年第3期。。從本書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西周王朝跟這些邦國的聯繫亦比較密切。

3?衛

在古代文獻中提到的邦國的等級階梯裡，還有一種稱為“衛”的邦國。林沄在討論這一問題時認為，《酒誥》中提到“侯、甸、男、衛、邦伯”及“侯、甸、男、衛”，則作為諸侯的國君，或許還有一類叫“衛”。但《康誥》中說“侯、甸、男、邦、采、衛”，把采和衛列在邦之後，則衛和邦也許還有一定的差別。《國語?周語》有“邦外侯服，侯衛賓服”之說，似乎可以理解為侯國的“衛”是王的“賓服”，則衛也許是諸侯之國的衛星國。《禮記?王制》中有“不能五十裡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的說法，所以可勉強算是邦，又不大夠邦的資格，對王的服從關繫是間接的。
林沄：《林沄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96頁。

“衛”這一稱謂出現在攸比鼎銘文（《集成》2818）。該銘文有人名“攸衛牧”，論者指出從銘文記載比得到攸衛牧的土地後改稱為“攸比”這一現像可以推斷，“攸”為地名，“攸衛”指攸地之衛。銘文體現攸衛牧直接受周王的管制，很難說明其是諸侯國的附庸。因此，“衛”是否是諸侯國的附庸之國，還可作進一步的討論。

（三）西周王國對侯國和邦國的管理

從上文的討論可知，目前所見的西周金文資料中西周王朝的外服君長的稱呼主要有三類：侯、伯（邦君）和衛。其中以侯和邦伯為常見，其所代表的政治實體分別是侯國和邦國。“侯”和“邦伯”作為諸侯的一種稱號，是由周王授予、封建的。周王在建立諸侯國之初，通過封建禮分封諸侯禮器、土地和人民，表示對諸侯統治權的建立和認可。這些新建立的諸侯國雖然在其侯國內擁有獨立的治權，但是必須對西周王國承擔一定的義務，西周王國亦通過一些方式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昭王時代的夨令方彝（《集成》9901）銘文記載周王命令周公“尹三事四方”，周公到成周後舍令四方，“眔諸侯：侯、田、男。”說明了西周王朝對四方諸侯的管理。具體分析西周王國對侯國和邦國的管理方式，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西周國家形式的內涵。

1?對繼位新侯的授命

西周金文和文獻資料表明，諸侯的繼承需得到王命的認可。伯晨鼎（《集成》2816）記載：

惟王八月辰在丙午，王命侯伯晨曰：嗣乃祖考侯於，賜汝矩鬯一卣，玄袞衣幽黃、赤舄；駒車：畫呻、學、虎、冟裡幽、攸勒；旅五旅，肜弓肜矢，旅弓旅矢，矛、戈、冑。用夙夜事，勿廢朕命。晨拜稽首，敢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瀕公宮尊鼎，子孫其萬年永寶用。

銘文說明，伯晨是繼嗣其祖輩和父輩的諸侯地位而侯於的，而這種繼承須在周王舉行的冊命禮儀中獲得確認。

《詩經?大雅?韓奕》記載宣王時期宣王授命韓侯纘繼其祖考為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闢。”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王賜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钖，槨鞃淺幭，革金阨。

韓侯出祖，出宿於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於蹶之裡。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賜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從以上所引的周王對新繼位諸侯的授命可以看出，在授命禮儀中，周王除了親命受命者為侯外，主要是賜予像征諸侯地位的禮儀用品。說明這種授命是對受命者禮法地位的認可，確認其在西周禮法繫統中所享有的權利。

這種授命確定了授受雙方的一種政治關繫。西周王畿內對官僚的任命也采用授命制度（一般稱為“冊命”），以確立周王與臣僚之間的政治關繫。如果關繫人一方發生變化，不論是周王或者是臣僚，即要重新舉行冊命禮儀，以重新確定雙方的關繫。所以很多學者認為這種對臣僚的冊命，建立的是一種周王和臣僚雙方個體之間的契約關繫。與畿內臣僚冊命不同的是，對諸侯的授命則是發生在當諸侯一方發生更替時，纔需要周王舉行授命禮加以認可。目前的資料尚未見到因王位發生更替而需要對已經冊命的諸侯進行重新授命的情況。因此，諸侯的授命禮體現的應該是西周王國和諸侯之間的契約關繫。即通過這種禮儀所確定的服屬關繫，是諸侯對西周王國服屬關繫的認可，而不是對具體某個周王的服屬。

2?見事

匽侯旨鼎（《集成》2628）和麥方尊（《集成》6015）兩篇銘文記載西周的諸侯要到宗周向周王述職，金文和文獻稱之為“見事（士）”。

（1）匽侯旨鼎：

匽侯旨初見事於宗周，王賞旨貝二十朋，用作姒寶尊彝。

楊樹達指出銘文中的“見事”，即《尚書?康誥》“見士於周”之“見士”，“士”應讀為“事”，“見事”猶言述職。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卷六《匽侯旨鼎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53-154頁；楊樹達：《書康誥見士於周解》，《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336頁。楊樹達並提出，見事之文又見於他器，鼎雲：“己亥，見事於彭。”亦有省略其文單言見者，賢簋雲：“惟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見於衛，賢從。”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卷六《匽侯旨鼎跋》。至於鼎的“見事”，裘錫圭指出應改釋為“視事”，認為從銘文看，當是奉車叔之命視事於彭地，故受其賞。參看裘錫圭：《甲骨文中的見和視》，收入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5月，1-6頁。
賢簋（《集成》4104）的說法和下引麥方尊“侯見於宗周”的文例一致，因此，公叔應該是衛侯的下屬。由此可見，“見事”這種述職方式在西周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政治行為。

麥方尊詳細記載了諸侯到宗周述職時的活動：

（2）麥方尊《集成》6015：

王令闢井侯出壞，侯於井。雩若二月，侯見於宗周，無敃
“敃”字考釋參看陳劍：《甲骨金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4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74-94頁。。王芳京祀。雩若翌日，在璧雝，王乘於舟，為大豊。王射大龏，禽。侯乘於赤旗舟，從死（事），咸。之日，王以侯內於寢，侯賜琱戈。雩王在，巳夕，侯賜者臣二百家，劑用王乘車馬，金勒，（裳）、衣、巿、舄。惟歸，天子休，告亡敃，用龏義寧侯，顯孝於井侯。作冊麥賜金於闢侯，麥揚，用作寶尊彝，用瓚侯逆復
“復”字的釋讀暫從吳匡、蔡哲茂的說法，參看吳榮曾主編：《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137-152頁。明令。惟天子休於麥闢侯之年鑄，子子孫孫其永亡終，用覆德妥多友，享奔走令。

銘文記載井（邢）侯授命侯於井（邢）後，回宗周述職，述職禮儀進展順利而無吝。邢侯隨即參與了周王在芳京舉行的祀典，並受到了周王的賞賜。由此反映，到宗周參與周王舉行的典儀，應該是諸侯述職行為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3）獻簋（《集成》4205）

惟九月既望庚寅，楷伯於遘王，休，無敃。朕闢天子、楷伯令厥臣獻金車。對朕闢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望獻身在畢公家受天子休。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認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遘，假借為覯。”《詩?大雅?公劉》“乃覯於京”，毛亨《傳》：“覯，見也。”於覯王即往見王，為朝覲之儀。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56頁。可見“楷伯於覯王”的含義和麥方尊“侯見於宗周”的含義類似。楷為侯國，從楷伯的稱謂來看，此時其尚未繼位為侯，可能是以諸侯世子的身份去朝覲周王。

3?派遣官員管理駐於其境內的軍隊

周王有時會任命一些官員輔助諸侯管理某一具體事務：

（1）善鼎（《集成》2820）：

惟十又一月初吉辰在丁亥，王在宗周，王各大師宮。王曰：善，昔先王即令汝左疋侯，今餘惟肇申先王令，令汝左疋侯監師戍，賜汝乃祖旂，用事。善敢拜稽首，對揚皇天子丕丕休，用作宗室寶尊。惟用妥福，唬前文人，秉德恭純。餘其用各我宗子與百生，餘用匃純魯於萬年，其永寶用之。

善鼎的年代為西周中期，銘文中的“侯”指地之侯，商代晚期的尹光鼎（《集成》2709）器名從何琳儀：《聽簋小箋》，《古文字研究》第25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0月，178-181頁。
有“（次）”。善受命輔佐侯，官歷兩朝，具體負責輔佐侯監管在地戍守的軍隊。西周在地駐有軍隊還體現在簋銘文（《集成》4266）中：“王若曰：，命汝作塚司馬。”說明西周對於地駐扎的戍守軍隊的管理，除了王朝本身委任官吏外，還設立諸侯進行監管，而且還派遣官員去輔助諸侯執行這一監管職責。

（2）引簋 

惟正月壬申，王各於龏大室。王若曰：“引，餘既命女更乃且攝司齊，餘惟申命女，賜女肜弓一，肜矢百，馬四匹，敬乃御，毋敗脊（跡）。”引拜稽首，對揚王休，同□追孚呂兵，用作幽公寶簋，子子孫孫寶用。

引簋出土於山東高清陳莊西周遺址的一墓葬中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海岱考古》第4輯，科學出版社，2011年5月，72-104頁。。根據銘文和器形，其年代大致為西周中期偏晚。銘文記載周王命令“引”賡繼其祖輩管理“齊”，因而受賜肜弓、肜矢、馬匹等武備。“齊”一詞還出現在陝西安康出土的史密簋銘文中。李學勤在討論史密簋銘文時提出，“齊師”一詞也見於師寰簋（《集成》4313、4314）。“師”字本器作繁體“師”的左半，師寰簋則作其右半，可證兩者都必須讀作“師”。齊師是齊國的三軍，乃鄉裡所出，與周王六軍或稱“六師”同例
李學勤：《史密簋所記西周重要史實》，收入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170-178頁。。朱鳳瀚認為：“引直接受王命治理齊師，應是王朝卿士，而非齊侯臣屬。齊師是西周王朝在齊地所設直轄軍隊的可能較小，還當理解為齊國軍隊較好。”
《山東高青縣陳莊西周遺址筆談》，《考古》2011年第2期。收入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海岱考古》第4輯，科學出版社，2011年5月，354-366頁。

從引簋的出土地點，以及史密簋和師寰簋均記載與齊聯合作戰的多是分布於今山東一帶的萊、紀等國，同時戰事亦均發生在山東一帶等情況來看，此“齊”之“齊”確應即齊國之齊。“引”的任命乃是賡繼祖職，說明西周王朝對齊國軍隊的控制並非是一種臨時的授命。

引簋所體現的西周王朝對齊國軍隊的控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周時期王朝政府對諸侯的控制力。

（3）豆閉簋（《集成》4276，傳出西安）

惟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王各於師戲大室，井伯入右豆閉，王呼內史冊命豆閉。王曰：閉，賜汝戠衣雝巿鑾旗，用纂乃祖考事，司俞邦君司馬、弓矢。

楊寬認為此銘文的邦君即諸侯，周王這樣任命諸侯的司馬兼弓矢之官，說明天子能夠兼管諸侯的軍事行動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394頁。。此銘的邦君，應該和諸侯有區別的，是指沒有被周王朝授予諸侯封號的邦國君長。但是從銘文判斷不出是畿外邦君還是畿內邦君。豆閉受王命管理邦君的司馬和弓矢（《周禮》有“司弓矢”職官），可能和善鼎銘文記載善受王命協助侯管理師戍的情形類似。

4?舉行典儀

禮儀活動在西周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禮儀活動主要包括大射禮、大禮和殷見禮等。

（1）柞伯簋（《文物》1998年第9期56頁圖三，《新收》76）

惟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令南宮率王多士，師父率小臣，王遟赤金十反（版）。王曰：小子、小臣，敬又賢獲，則取。柞伯十爯弓，無廢矢。王則畀柞伯赤金十反（版），賜貍（？）。柞伯用作周公寶尊彝。

銘文記載周王在周（宗周）舉行大射。關於大射，楊寬認為是天子或諸侯會集臣下在大學舉行的。其目的著重在行禮，通過行禮的方式來進行“射”的練習和比賽。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716頁。劉雨指出，西周金文中的射禮都有周王參加，是為“主”，與其相對的“賓”多是邦君、諸侯……參與陪射的多為周王的正長和有司。
劉雨：《西周金文中的射禮》，《考古》1986年第12期，1118頁。柞伯應該是以邦君的身份為“賓”。

（2）義盉蓋（《集成》9453）

惟十又一月既生霸甲申，王在魯，即邦君、諸侯、正、有司大射。義蔑暦，眔於王逑即。賜貝十朋，對揚王休，用作寶尊盉，子子孫孫其永寶。

陳劍分析銘文內容說，周王會合比次邦君、諸侯、正、有司諸人大射，“正、有司”作為王朝官員，是周王的屬下，很可能與周王一起組成“主”一方即“主黨”；邦君、諸侯則組成“賓黨”。
陳劍：《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2），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4月。這是周王在魯地舉行大射禮，會合諸侯以及邦君的例子。

（3）叔夨鼎
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年第8期。主要研究文章有：李伯謙：《叔夨方鼎銘文考釋》，《文物》2001年第8期；李學勤：《談叔夨方鼎及其他》，《文物》2001年第10期；饒宗頤、黃盛璋、朱鳳瀚、劉雨、吳振武、張懋镕、王占奎、田建文、孫慶偉：《曲沃北趙晉侯墓地M114出土叔夨方鼎及相關問題研究筆談》，《文物》2002年5期；黃盛璋：《晉侯墓地M114與叔夨方鼎主人、年代和墓葬世次年代排列新論證》，載上海博物館《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版；黃錫全：《晉侯墓地諸位晉侯的排列及叔虞方鼎補證》，同上；李學勤：《叔虞方鼎試證》，同上；瀋長雲：《新出叔夭方鼎中夭字的釋讀問題》，同上；馮時：《叔夨考》，同上；劉雨：《叔虞方鼎銘的閏月與祭禮》，同上；曹瑋：《叔夨方鼎銘文中的祭祀禮》，同上。 

惟十又四月，王大在成周。咸，王呼殷厥士，叔夨以裳、車馬、貝卅朋。敢對王休，用作寶彝，其萬年揚王光厥士。

關於銘文的內容，李學勤指出“殷”指殷見，指聚合朝見；“士”如《尚書?多士》的“士”，孔穎達《正義》雲“士者，在官之總號”，包括王朝卿大夫在內，不能理解為隻限士這一級。
李學勤：《談叔夨方鼎及其他》，《文物》2001年第10期。銘文中的“叔夨”，李伯謙提出讀為“叔虞”即指唐叔虞。
李伯謙：《叔夨方鼎銘文考釋》，《文物》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