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上海,在舊時西方人的眼中,隻是位於上海的外國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因此,小約翰斯通這本現以中文譯本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一城三界的國際焦點——上海問題》(原名《上海問題》),說的自然是“上海租界問題”了。
這四五年裡,因熊月之先生委托承擔了撰寫《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前期的工作,不知不覺踏進了既熟悉又陌生的上海史領域。說熟悉,不過是以前曾撰寫過三四篇關於小刀會起義和上海辛亥革命的文章,校譯過魏斐德先生的《上海警察(1927-1937)》和顧德曼女士的《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絡和認同(1853-1937)》,多少知道些上海史研究的深淺;說陌生,實在也是因為知道這潭水太廣太深。雖說有“初生牛犢不怕虎”,讓個已過花甲的“老牛”還不怕“虎”,涉足已知深淺的這潭水,實在有點勉為其難了。上海史研究涉及大量的外文書刊,我不過粗通英文,其他外文語種都是“文盲”,這兩年在撰寫書稿的同時,也勉力翻譯了幾本有關上海歷史的英文書籍。已經出版的有霍塞的《出賣上海灘》(重譯)和北華捷報社編的《上海年鋻(1852)》,還有英國記者韋登的《孤獨的戰鬥》(The Lonely Battle)待刊。承幾位青年學者的期待,趁今年漫長的暑假,匆匆譯完了小約翰斯通的《上海問題》,也算是給自己在退休前,完成一個小小“工程”作為紀念。“老驥伏櫪”,已無千裡之志,隻能啃啃生於斯、長於斯、並將歸於斯的上海這塊“窩邊草”了。
1925年上海興起的五卅運動、1927年國民革命軍占領上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這一連串洶湧而來的浪潮,令托命於上海的兩個外國租界如怒濤中的輕舟,隨時可能傾覆。中國人想要參與租界行政、想要收回租界,日本人想要獨占租界,而西方列強卻正把他們的注意力逐漸由遠東轉向歐洲。公共租界的大班們知道,他們坐在工部局辦公室裡頤指氣使的日子已經不長,得盤算如何更好地“善後”了。鮑明鈐、夏晉麟等華人學者在太平洋國際協會會議上建議,大幅增加華人在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的董事名額,經過大約十年左右的過渡期,將租界歸還中國,終並入由國民政府特許成立的大上海自治市。工部局則請來了在南非擔任大法官費唐來到上海,對上海公共租界的歷史和前途做了大量研究之後,認為在華界市政未能實現自治和法治之前,租界歸還並入大上海的計劃並不可行,過渡期將是“幾十年而不是幾年”。這個遙遙無期的“過渡”方案,出臺後國內輿論便一片嘩然,而讓它變成廢紙一堆的,卻是1932年一·二八日軍的炮火。小約翰斯通的《上海問題》一書,就是在這次事變之後撰寫,並於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出版的。關於這本書的價值,久在中國的美國記者鮑威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撰寫回憶錄的時候,曾經特別寫道:
美國教授小約翰斯通曾寫過一本書,該書以314頁的篇幅探討了困擾中國和西方國家長達半個世紀以上的上海問題。在談論了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法之後,約翰斯通教授認為大多數不可行,他似乎好像是在事後纔說的那樣:“當然某個國家會‘占領’外國租界”。這事真的發生了,但顯然不是上海問題的永久解決!
這種預見性,反映了作者的非凡洞察能力。
有關一·二八事變,作者不僅參考了官方公布的各種文件,而且就事變發生前的一些關鍵細節作了訪談調查,證明日方所稱的1931年末列強防衛委員會制定的租界“武裝中立”方案中已將虹口以外至滬寧線和北站地區劃為日方防區,中方從未知悉。這種抓住歷史事件的某些關鍵環節深入調查澄清的工作方法,以及作者在敘述諸多“上海問題”中,抓住癥結,要言不煩地清晰展現了各方的訴求和演變,都是國際關繫歷史和現狀研究的很好示範。
小約翰斯通的生平,我們幾乎一無所知,隻知道他除了《上海問題》之外,還出版了《美日新秩序》(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New Order, 1941)、《日本的前途》(The Future of Japan, 1945)、《緬甸對外關繫編年史(1945-1958)》(A Chronology of Burm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59 )、《緬甸的對外政策:一項中立主義研究》(Burma’s foreign Policy: A Study in Neutralism, 1963)。從這些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上海問題》是他出版的本專著,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的研究興趣都集中在遠東,由上海問題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美日關繫,到五六十年代,又轉向了緬甸外交政策的研究。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他如果不是在美國高校或科研機關國際關繫專業任職,便是美國政府外交機構的研究人員。
本書翻譯中對於重要術語的處理,有必要做些交代。Concession和Settlement在國際法中含義是不同的,前者是指某一國家在一個主權國家領土中的“租界”,而後者隻是劃定的“居留地”。租界與租借地的共性在於均得主權國家政府正式批準,其差異在於,租借地有明確的租借期限,而租界則沒有。租界與居留地的差別在於,得到租界的國家,其代表(主要是領事)對租界有一定的管轄權,而居留地則沒有這種管轄權。上海的所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是根據當地外國領事與地方政府協議而獲得的,缺乏雙邊和多邊的明確的國際協定,但西方國家習慣上稱法租界為Concession,而公共租界為Settlement。本書作者在涉及上海地區所謂“外國租界”時,一般稱為foreign area,而使用Concession特指法租界,Settlement則特指公共租界,譯文一律按照中文習慣名稱翻譯,隻在作者涉及一般問題時,纔明確將Settlement譯為“居留地”,Concession譯為“國家租界”。另外,為便利讀者查核資料,我們將英文原書頁碼標示於正文頁邊,注釋中參見本書之處則將原書頁碼一概改為本書頁碼,“參考書目”中資料許多已見於注釋,故保留英文原名,僅在有中譯本的資料後注明中譯本信息,請讀者知悉。
本書翻譯中肯定存在不少失誤,敬請讀者賜正為感。
譯者
2019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