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慶祥，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原校委委員、副教育長兼科研部主任，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黨的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體學習主講專家，中央組織部聯繫的高級專家。

2004年入選“新世紀百千萬人纔工程”“人選”，2008年入選全國宣傳文化繫統“四個一批人纔”，2014年入選“萬人計劃”批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纔。

 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專家，國務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評議組成員，曾兼中國人學學會副會長、中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吉林大學等有關學術機構兼職教授。

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人學、能力問題、結構理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出版《強國時代》《強國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邏輯》《面向“中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的人學理論》《能力本位》《社會層級結構理論》和《中國道路及其本源意義》等多部著作。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哲學動態》《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現實》《求是》《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190多篇。

獲首屆“胡繩青年學術獎”等7項獎勵。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繫基本原理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邏輯”，重點項目“人的全面發展研究”“馬克思的人學理論”等。

陳遠章，中共中央黨校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章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重大意義

一、馬克思主義“三化”關乎馬克思主義的生命 / 002

二、馬克思主義“三化”關乎中國共產黨的前途 / 006

三、馬克思主義“三化”關乎社會主義中國的命運 / 009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研究的梳理總結

一、國內學界的馬克思主義“三化”研究 / 014

二、國外學界的馬克思主義“三化”研究 / 034

三、馬克思主義“三化”研究：亟待挖掘的富礦 / 039

第三章 理論思辨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一、馬克思主義“三化”的理論基礎 / 050

二、馬克思主義“三化”的精神實質 / 057

三、馬克思主義“三化”的科學內涵 / 065

四、馬克思主義“三化”的辯證關繫 / 082

五、馬克思主義“三化”中的疑難理論問題 / 092

第四章 歷史視域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一、馬克思主義“三化”的歷史脈絡 / 106

二、馬克思主義“三化”的歷史經驗 / 119

三、馬克思主義“三化”的歷史啟示 / 132

第五章 現實境遇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

一、馬克思主義“三化”存在的優勢 / 146

二、馬克思主義“三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 157

三、馬克思主義“三化”面臨的機遇 / 163

四、馬克思主義“三化”面臨的挑戰 / 174

第六章 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實踐路徑

一、堅持“三化”互動共進，彰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 / 184

二、促進“馬”“中”“外”三者交融，彰顯馬克思主義的感召力 / 190

三、推進“三形態”有機統一，彰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 / 204

四、打造&ldqu素”的文化產品，彰顯馬克思主義的凝聚力 / 220

五、構建全方位的“三化”推進機制，彰顯馬克思主義的輻射力 / 237

參考文獻 / 249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2017 年9 月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思潮及其影響進行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在主持集體學習時強調：“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靈魂。發展21 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保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鍥而不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使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完成這一重要任務，要求廣大理論工作者既要全面準確深入分析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問題，又要自覺把21 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貫穿科研教學全過程，轉化為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的政治信念、科學的思維方法。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一理論猶如壯麗的日出，照亮了人類探索歷史規律和尋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在人類思想史上，就科學性、真理性、影響力、傳播面而言，沒有一種思想理論能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也沒有一種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世界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有著強大生命力，就在於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指明了方向；就在於它堅持實現人民解放、維護人民利益的立場，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和全人類解放為己任，反映了人類對理想社會的美好憧憬；就在於它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內在聯繫及發展規律，是“偉大的認識工具”，是人們觀察世界、分析問題的有力思想武器；就在於它具有鮮明的實踐品格，不僅致力於科學“解釋世界”，而且致力於積極“改變世界”。實踐證明，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科學如何進步，馬克思主義依然顯示出科學思維的偉力，依然占據著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依然有著強大生命力。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的參天大樹之根本，就是我們黨和人民不斷奮進的萬裡長河之泉源。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前提，是要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基本原理，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不僅來源於它的科學性，而且來源於它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實踐、科學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繫，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闢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早就說過，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就必須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

結合新的實踐不斷推進新的理論創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生命力在於不斷創新，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神聖職責。所指出的：“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解決各種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產生了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成果，指導黨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表明，對待馬克思主義，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不能采取教條主義態度和實用主義態度。教條主義不顧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的變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作出的某些個別論斷和具體行動綱領，什麼都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語錄來說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說過的就不能說，這是所說的“幼稚者的蒙昧”，事實上割斷了理論與實踐、思想與實際的聯繫，終會把我們黨引向歧途。實用主義則根據需要找一大堆語錄，把什麼事都說成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說過的，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實踐發展和創新，完全不顧馬克思、恩格斯原話的本義，這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去射中國革命之的”。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

與時俱進，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時代化。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深刻變革。同時，世界格局正處在加快演變的歷史進程之中，產生了大量深刻復雜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論課題。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隻有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纔能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繫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我們黨理論創新的成果，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21 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

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教育，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馬克思主義不是書齋裡的學問，而是為了改變人民歷史命運而創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實踐中形成、豐富和發展的。“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要真正發揮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的指導作用，就不能將這一理論局限於少數人之中，而必須使之面向廣大的人民群眾，為群眾所了解和掌握。我們黨一直重視理論的宣傳教育，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已經全面進入國民教育體繫，以各級黨校、行政學院為主干的干部教育體繫更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作為主課。報刊、出版、廣播、電視等各種媒體共同發揮作用，馬克思主義日益深入人心。當前，繼續發展21 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就必須深入學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新的偉大實踐。

我們堅信，隻要堅持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就一定能夠使馬克思主義彰顯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影響力、感染力，就一定能夠在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新形勢下，不斷提高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基於上述考慮，本書堅持政治、學術和大眾有機統一，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把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這一重大的政治命題轉化為重要的學術問題，力求用學術講政治、從政治找學術，進而在堅持講政治的前提下，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學術探究。其中，哲學思維是我們在分析研究中一貫堅持的研究方法，把堅持和發展統一起來，把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統一起來，也是我們一貫堅持的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三化”的歷史脈絡

關於馬克思主義“三化”尤其是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理論界有一個說法，即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新時期三個階段，並大致勾勒為三個“30年”。個“30年”（1921—1949年，實為28年）是歷經曲折但終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形成思想，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次飛躍的“30年”。第二個“30年”（1949—1978年，實為29年）是次歷史性飛躍的延伸和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準備。第三個“30年”（1978—2009年，實為31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走出困境，不斷從一個勝利邁向又一個勝利的“30年”。這是從大歷史的角度進行鳥瞰，呈現的是三個“分水嶺”，但還有10多年的歷史沒有納入。我們認為，盡管在各個時期，“三化”形式和內容有所側重，但不宜割裂開來單個地分析，而應整體觀照。概括地說，馬克思主義“三化”可劃分為七個時期。

（一）引入與播種期（1917—1935 年）

這一時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開始從日本、歐美（主要是法國）和蘇俄三條渠道傳入中國並得到傳播。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大釗、陳獨秀、李達、陳望道、李漢俊、瞿秋白、蔡和森、、艾思奇等。主要內容體現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初步解釋，所采取的範式主要是“啟蒙”，不但產生了一大批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他們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分析社會歷史，用通俗化的語言教化勞苦大眾。可以說，既為中國革命準備了“干部種子”，又為中國社會準備了“理論種子”。

五四運動前後，中國先進分子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掀起了留學高潮。這一留學高潮直接產生了許多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戰士，其中大部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如李大釗、陳獨秀、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鄧小平、瞿秋白、蔡和森、蔡暢、李維漢、趙世炎、向警予、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飛、聶榮臻、陳毅、葉劍英、蕭楚女、徐特立等，對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李大釗於1920年創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其主要成員有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等，並深入工人群眾進行實地宣傳。1920 年5月，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在上海發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主要成員有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他們用日文翻譯和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時期陳獨秀、李大釗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點內容是歷史唯物主義，主要介紹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理論。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為國人開一條新路”為目的，以北京《晨報》駐莫斯科特派員的身份前往蘇俄，是比較全面地傳播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人。1923—1924年，瞿秋白先後出版了《社會哲學概論》《現代社會學》《社會科學概論》三本書。1927，他翻譯出版了蘇聯學者哥列夫的《唯物論——新哲學》一書，該書附錄了他自己寫的《唯物論的宇宙論概說》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概念》兩篇論文，進一步傳播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留學法國的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早期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是黨的歷史上繫統傳播唯物史觀的人。蔡和森積極探索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革命實際。他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世界各國共產黨是一致的，但當應用到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上去纔行的。在這裡，他提出馬克思主義理論應與各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在鬥爭中運用理論，又在鬥爭中發展理論，形成共產黨“自己的理論”。蔡和森出版了《社會進化史》一書，全面宣傳馬克思發現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初步介紹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當時中國是早的宣傳者之一。艾思奇是當時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的傑出代表，被譽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人”。他的《大眾哲學》結合大眾所關心的問題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成功範例。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稱贊《大眾哲學》是一本“通俗而又有價值”的著作，認為自己從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良多”。《大眾哲學》不僅受到共產黨許多人的贊許，就連國民黨敗退到中國臺灣後，蔣介石也感嘆道：“一本《大眾哲學》衝垮了三民主義的防線，人心喪失乃敗於艾思奇先生之《大眾哲學》。”《大眾哲學》成功的關鍵在於用通俗生動的語言、群眾熟知的事例和當時大家為關心的問題，深入淺出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引導人們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分析解決實際問題。

這一時期，青年盡管沒有選擇出國留學，但他通過研讀馬克思主義的譯著，開始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問題。1921年，在總結自己親身經歷的革命鬥爭實踐的基礎上，初步探索了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問題。他明確指出：改良主義之社會政策“不成辦法”；“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恐怕永遠都達不到目標；“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在中國，隻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宜采用”，所以“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在考察中國的具體國情後發現，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基本問題，中國革命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將農民運動視為“痞子運動”是完全荒謬的。如果放棄黨對農民運動的領導，實現無產階級對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則無從談起。認為，必須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與工農群眾的結合，黨領導農民運動，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農革命相結合的有效途徑。1927年，主持“三灣改編”，將支部建在連上，實現了黨對工農武裝的領導；秋收起義推動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開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中國化的結果。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為了使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被人民群眾所掌握，成為人民群眾的思想武器，在總結中國革命鬥爭經驗和同教條主義鬥爭經驗的基礎上，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岡山的鬥爭》《反對本本主義》等光輝著作，創造性地提出中國革命應當重視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武裝割據”的鬥爭方式，科學地回答了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工農武裝割據”革命道路的開闢推動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中國化不斷地走向深入和具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