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日本的“中等國家”外交

內容簡介

本書通過對戰後日本外交政策演變的分析，認為戰後日本外交在憲法第9條和《日美安保條約》的制約下，基本上采用了所謂吉田茂的“中庸”路線，但這一外交路線受到左右兩派的攻擊，造成了“和平國家日本”和“大國日本”的分裂，並對日本通向“正常國家”的外交構成極大的障礙；進而又從“中等國家”外交的角度分析了戰後日本外交的主體性，認為日本應放棄追求“大國外交”，從日本自身及國際形勢的實際出發，采取“中等國家”外交的策略，這樣反而更有利於日本外交主體性的發揮。

作者簡介

添谷芳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教授，著名的國際政治及日本外交研究專家，其研究方向是國際政治、亞太及東亞地區國際關繫和日本外交。1979年從日本上智大學外國語學部英語專業畢業，1981年獲得日本上智大學國際關繫專業國際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專業國際政治學博士學位。曾先後擔任財團法人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研究員，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和現代韓國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外務省咨詢小組成員，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理事，亞細亞政經學會評議員，國際文化會館評議員，美國亞細亞協會國際評議員，等等。多次參與日本國內外政策的制訂與討論，如擔任“21世紀日本構想懇談會”成員（1999～2000年）、日本經濟產業省產業結構審議會（地球環境小委員會）委員（2003～2005年）、日本防衛設施中央審議會委員（2000～2009年）、“新時期關於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的懇談會”委員（2010年）、“日韓新時代共同研究項目”分科會委員長（2009～2010年）等。

李成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精通日文和韓文，主要研究領域為中美日大國關繫、東北亞國際關繫和日本外交。先後取得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繫（現政府管理學院）法學學士學位、國際關繫學院法學碩士學位，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科法學博士學位。曾在北京師範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繫學院做博士後工作，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做訪問研究員，在韓國東西大學國際學部任助教授。2010年出版專著《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日文），2013年出版合著《朝鮮半島的秩序重組》（日文），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9篇。

中文版序

譯者序

前言

序章為什麼是“中等國家”外交

一日本國家形像的分裂

二冷戰的結束和“1955年體制”的崩潰

三“中等國家”外交的視角

四大國外交的幻想——為了避免“逆向修憲”

章戰後日本外交的回顧——“吉田路線”的深層內涵

一戰後日本外交的扭曲

二冷戰以前

三冷戰的發生和日本

四“吉田路線”的誕生

第二章高度增長期的糾葛——對“吉田主義”的反思

一圍繞“吉田路線”的政治構圖

二《日美安保條約》的修改

三池田外交和大國日本

四佐籐榮作的自主性外交和對美協調

五“吉田主義”

第三章緩和時期的日本外交——在中、美、蘇戰略博弈的狹縫裡

一中、美、蘇三大國和日本

二20世紀70年代的中日關繫

三“中等國家”外交的萌芽

第四章“無核中級國家論”的實踐——中曾根外交的實質

一中曾根外交和“吉田路線”

二“自主防衛論”和“無核中級國家論”

三防衛政策的體繫化

四對安全保障的多角度探討

五中曾根外交

第五章國際安全合作的探索——後冷戰時期的日本外交

一冷戰的結束和中國

二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變化

三亞洲地區多邊安全機制和國際安全合作

四日美安保關繫的制度化

終章“中等國家”外交的構想

一戰後日本外交的構圖

二“中等國家”外交與國際安全合作

三“人類安全”

四東亞共同體和“中等國家”外交的合作

參考文獻

後記

前言

中文版序
在戰後的日本外交裡，“看不見的手”始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中國讀者所擔憂的日本的“民族主義”，既是對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失望和不滿，又往往被“看不見的手”所阻止。
例如，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保條約》，到了1960年纔被修改為現在的《日美安保條約》。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當初的動機，是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通過日美關繫的“對等化”，試圖加強日本的主體性。但修改後的《日美安保條約》，卻更加明確了日本在防衛安全政策上的對美依存的制度化。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籐榮作就任首相的時候，希望就日本的核武器問題同美國總統舉行首腦會談，並直率地向美國轉達了自己的想法。但是10年以後，1974年佐籐榮作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1967年佐籐榮作擔任首相時期，提出了“不制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這是他獲獎的重要原因。對上述兩個事例，本書將進行詳細考察。中文版序

在戰後的日本外交裡，“看不見的手”始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中國讀者所擔憂的日本的“民族主義”，既是對那隻“看不見的手”的失望和不滿，又往往被“看不見的手”所阻止。

例如，1951年簽訂的《日美安保條約》，到了1960年纔被修改為現在的《日美安保條約》。時任日本首相岸信介當初的動機，是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通過日美關繫的“對等化”，試圖加強日本的主體性。但修改後的《日美安保條約》，卻更加明確了日本在防衛安全政策上的對美依存的制度化。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籐榮作就任首相的時候，希望就日本的核武器問題同美國總統舉行首腦會談，並直率地向美國轉達了自己的想法。但是10年以後，1974年佐籐榮作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1967年佐籐榮作擔任首相時期，提出了“不制造、不擁有、不運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這是他獲獎的重要原因。對上述兩個事例，本書將進行詳細考察。

中國的讀者可能將此理解為日本文化的特征——“真心”和“表面”。但是，從政治學角度來看，希求日本主體性的“民族主義”往往被“看不見的手”所控制，在該平息的時候就得到平息。那個“看不見的手”的正體，就是本書作為分析框架所提出的“憲法第9條和日美安保體制”（簡稱“九條安保體制”）。本書明確指出，根據戰後日本的經驗，日本的“民族主義”衝動始終未能超越“九條安保體制”。日本的防衛安全保障政策受到憲法第9條和《日美安保條約》的根本性制約，具有與中國或美國截然不同的“中等國家”特征。

戰後日本以“九條安保體制”為基礎，把大部分資金預算和人力資源集中投入外交政策領域，對此，用“中等國家外交”的概念來說明比較恰當。日本不僅向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提供財政、人力的支援，在國際機構裡努力防止核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而且為促進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和地區合作提供援助，冷戰後參與聯合國維和活動（PKO）和促進人類安全的活動，等等。戰後日本集中精力推行這些領域的活動，毫無疑問都是典型的“中等國家”型的外交活動。

從外部世界理解日本時，很容易出現一些混亂，這是因為“九條安保體制”裡存在著兩大結構性問題。，無論是憲法第9條，還是《日美安保條約》，本質上都制約日本的主體性和自立性，從而容易傷害“經濟大國”日本的國家主義者的自尊心。盡管如此，雖然“九條安保體制”曾經發生過動搖，但通過戰後整個歷史過程反而又得到了加強。那是因為“九條安保體制”使日本的軍事侵略歷史意識深深扎根於中國、韓國等亞洲各國，而且日本社會也感受到歷史的沉重負擔。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九條安保體制”應該更加準確地被稱為“九條安保歷史體制”。

“九條安保體制”始終存在的另外一個結構性問題，就是日本社會和輿論圍繞外交政策而產生的分裂。1946年制定戰後日本和平憲法的時候，還沒有發生冷戰。當時中國正處於國共內戰時期，朝鮮半島也沒有完全分裂。但是到了1947年，歐洲地區開始發生冷戰以後，1948年8～9月朝鮮半島分裂為朝鮮和韓國，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951年9月，日本簽署《舊金山和約》，同日又與美國簽訂了《日美安保條約》。換句話說，戰後日本憲法是在冷戰發生以前制定的，是對日懲罰的戰後處理的核心；而《日美安保條約》是美國在冷戰體制下需要日本的時候所制定的一種機制。

在日本國內，以戰後憲法作為國策而維護的輿論和政治力量，與冷戰體制下形成的以日美安保作為基軸的現實路線之間產生了全面對立。本書將詳細說明，“九條安保體制”的扭曲結構是如何導致戰後日本國家認同意識分裂的。其結果是，日本政府在政治上難以觸動修改憲法問題；戰後日本的保守勢力雖然提出修憲主張，但在現實中隻能在憲法框架內推行政策立案和運營。

隨著冷戰秩序瓦解，各種安全保障問題大量出現，“九條安保體制”開始顯現出種種局限性。雖然“九條安保體制”從根本上制約日本的自立性，但舊的問題以新的形式再次浮現。2006年就任首相的安倍晉三就以“擺脫戰後體制”和“有所主張的外交”為口號而主張修憲，這是具有像征性意義的。一旦追求日本主體性和自立的“民族主義”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那麼他們就可能會否認“九條安保體制”的基礎上所存在的侵略亞洲的歷史，這是其一貫的思想立場。也就是說，這種思想是存在於“九條安保體制”之外的。

盡管如此，從結果來看，當前第二屆安倍政權的外交政策依然被“看不見的手”所引導，仍然被限制在“九條安保體制”的框架內。然而，主張“擺脫戰後體制”的思想上的衝動，雖然存在於“九條安保體制”的框架之外，實際上卻是“九條安保體制”框架內的變化。為了讓中國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這一點，在此先進行簡單的說明。

對安倍晉三首相試圖推行的外交安保政策的變革，大多數外國人認為這是日本的“正常國家化”。日本政治家小澤一郎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計劃》（講談社）所主張的“正常國家論”主要有兩點：，“國際社會上認為理所應當的事情，日本也應理所應當地負起自己的責任”；第二，“面對人類共同的課題，日本應自覺做出的努力”。具體而言，就是小澤一郎一貫主張的自衛隊要全面參加聯合國維和活動。小澤一郎的“正常國家論”基本上立足於國際主義觀點的問題意識。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得到重大進展，如自衛隊開始參與聯合國維和活動、“重新確認”日美同盟等。這些都作為政策論或者法律論在“九條安保體制”框架內進行，而且正如當時頻繁使用的“國際貢獻”一詞所顯示出的那樣，基本上都根據國際主義思路而得以實現。

在這一時期，宮澤喜一內閣的“關於慰安婦問題有關調查結果的河野洋平內閣官房長官談話”（1993年8月4日）、時任日本首相細川護熙在國會就職演說中對“侵略”的明確使用（1993年8月23日）以及在與時任韓國總統金泳三的首腦會談中明確表示的道歉（1993年11月7日）、戰後50周年之際對“侵略”亞洲表示道歉的“村山富市談話”（1995年8月15日）、1996年以後致原“慰安婦”的時任日本內閣總理的道歉信（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小泉純一郎等）、小淵惠三和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發表的《日韓聯合聲明》中明確體現出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1998年10月8日）以及同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發表的《中日聯合公報》裡明確寫入的“侵略”和“深刻的反省”（1998年11月26日），等等。這些都與日本政府從正面對待歷史問題並從國際主義觀點出發的立場密切相關，是日本調整冷戰後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結果。

不知從何時開始出現將“正常國家”理解為日本推動國家主義的看法，這種看法並不僅僅局限於中國、韓國等近鄰國家，而且在關注這一問題的歐美國家知識分子心中生根發芽。雖然這些認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但都認為：日本“正常國家化”意味著日本傳統意義上的軍事作用將“覺醒”，終將通過修憲實現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行使軍事力量的目的。這種認識正在逐步擴散。與此同時，因為這種認識與日本國內的問題意識相差甚遠，大多數日本人逐漸不再使用“正常國家”一詞。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這樣反而助長了國外的這種單方面認識。

在這樣的社會整體氛圍下，20世紀90年代以後自衛隊作用的擴大、日美同盟的加強、日美同盟體繫內的集體自衛權的“解禁”、修憲動向等，都引起了近鄰國家的警惕。而且，中國和韓國對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不信任，不僅在知識分子層面上，而且已經在政府層面上占據主導地位。日本國內受到國外觀點的影響，自由主義、國際主義言論的力量衰弱，國家主義言論的氣焰更盛。同時，這些又使海外輿論對日本“正常國家化”的誤解大增，這就是一種惡性循環。尤其是在這種認識背景下，2012年年底產生了第二屆安倍政權。

安倍首相的思想如何具體反映到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裡，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實際上，安倍首相與他對歷史問題的復古主義態度相反，正如同被“看不見的手”所引導的那樣，多次改變了自己的發言。安倍首相重新掌權以後，優先強調經濟政策，較少談及歷史問題，而且曾經提出過的“擺脫戰後體制”“有所主張的外交”等口號，到如今變成“積極和平主義”。

雖然他的動機是國際主義或者國家主義，但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並沒有多大的選擇餘地。冒著被誤解的危險在此直言：即使日本能夠參與聯合國的集體安全保障和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的集體自衛行動，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和圍繞日本的國際政治環境也不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如果日本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日美同盟的一體化反而會得到加強，從而依然限制日本的自立。另外，參加聯合國集體安全保障在本質上也是如此。在這些動向的根基裡基本上都存在國際協調主義。

美國著名的外交期刊《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2013年7～8月號上登載了以《日本復活》（Japan is Back）為題的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采訪紀實。在采訪中，安倍首相表明:

即使日本修改憲法，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與加拿大相比，還將處於被限制的立場。

雖然安倍這麼說是為了消除海外過度的擔憂，但如果從“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作用來看，這一發言實際上反映了本書所分析的日本外交的“中等國家外交”本質。在本文開頭，我們提到了岸信介擔任首相時期的《日美安保條約》的修改和佐籐榮作擔任首相時期的圍繞核武器的應對策略。安倍首相跟這兩位首相都有血緣關繫，在他身上正發生著完全類似的現像。

從中國關於日本的“常識”來看，這種解釋可能是難以完全接受的。但是，我希望讀者在讀完本書以後，再讀一遍這篇序文。日本對中國的理解也是一樣的，正確的相互理解是改善兩國關繫的步。懇切希望本書能夠為此做出一點微小的貢獻。

添谷芳秀

2013年11月

譯者序

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教授添谷芳秀是日本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以及東亞問題專家。添谷教授畢業於日本上智大學國際關繫專業，到美國密西根大學師從於奧克森伯格教授，攻讀了博士課程，1987年取得了政治學博士學位。1995年，他的博士論文在日本出版成書《日本的經濟外交與中國 1945～1972年》（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出版），1998年英文出版Japan’s Economic Diplomacy with China, 1945-1978(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由於他在美國留學，不僅在日本學界，而且在歐美學界經常發表獨特的論文，所以在日本學界中享有很高的學術地位和影響力，經常被學界引用而受到高度重視。

他的專著《日本的“中等國家”外交——戰後日本的選擇與構想》（日本築摩書房、2005年出版）是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該書作為日本大學本科生的日本外交有關的基礎性教材，對戰後日本外交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闡述和深入的分析。特別是該書提出了認識日本戰後外交的一個新的視角——“中等國家”外交，並從這一視角分析戰後日本的結構以及特征。這對於讀者更加繫統地了解和認識戰後日本外交所走過的歷程、當今日本外交的選擇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都具有全新的意義。

2001年4月，譯者到日本留學以後，在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的小此木政夫、國分良成等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過程中，也有幸多次參加添谷教授的“戰後日本外交”科目。尤其是能夠在課堂中直接接觸添谷教授而了解他所主張的“中等國家”外交論。在這次翻譯過程中，添谷教授給予了積極的支持和幫助，早早提供了中文版序，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一開始看到本書題目的時候，立即有好多疑問，例如“日本是否屬於中等國家？”“日本的外交是否稱得上中等國家外交？”“日本是否能夠走上‘中等國家’外交的道路”等。冷戰結束後，日本雖然經歷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失去的20年”，但仍然作為亞洲的發達國家，也是世界第三大經濟實體，仍然在東亞地區乃至世界舞臺上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進入21世紀以後，日本時常提出實現“正常國家化”“入常”等口號，試圖擺脫所謂“戰後體制”。尤其是2012年安倍晉三重新掌權以來，日本通過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等，主張實現“強國日本夢”。但讀完了以後，作者並不是為了掩蓋日本的“軍事大國化”或“政治右傾化”，而是從“中道保守”的立場出發，明確指出戰後日本外交的本質和今後方向，戰後日本外交的道路並沒有走向軍國主義，而始終被限制於“吉田路線”框架內。對此，作者把日本外交定位於“中等國家”外交。

作者為了讓讀者更加理解“中等國家”外交，在本書裡指出，世界上有“超級大國”(super power)、“大國”(great power)、“中等國家”(middle power)、“小國”（small power）四種國家類型。“大國”和“中等國家”之間的重要差異，不僅在於物理上的國力之差，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所具有的力量轉變成某種影響力的能力和程度。“大國”把軍事當作終的堡壘，而且在有事時毫不猶豫地把本國的歷史觀、價值觀及利益貫徹到外交上去。與此相比，“中等國家”雖擁有一定的力量，但放棄大國那樣的以本國為中心的“單邊主義”，在“大國”所主導的權力政治的舞臺上後退一步，在並不隸屬於大國外交的領域(例如：多邊合作)裡，發揮重要的影響。換而言之，“中等國家”，並不是構成國際政治基本秩序的大國，而是能夠促使國際秩序產生一定變化程度的國家，通常指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

對於戰後日本外交，作者把吉田茂的選擇作為其源流，稱之為“中等國家”外交。戰後加拿大所積極推行的“中等國家外交論”裡混合著兩種視角，一種從自身國力出發定位於“中等國家”的視角，另外一種關注外交水平的並在大國之間的中間領域裡發揮作用的“中間領域外交”的視角。澳大利亞也開展了同樣的外交，加裡斯?埃文斯擔任澳大利亞外長時，從“中間國家”的視角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亞太多邊外交稱為“空隙（niche）外交”。由此，“中等國家”本來的含義並不是指國家大小和國力強弱，其更重要的內涵，是指要投入外交資源的領域。因此，作者在本書中並沒有談論日本是不是“中等國家”，主要談論的是日本外交的領域，即“中等國家外交”。

作者認為，即使日本的國力大於“中等國家”，也隻能把外交資源投入到中等國家外交，這並不矛盾。尤其重要的是，背負侵略亞洲的歷史和國內的國家形像的分裂，已經給日本外交造成了分裂，實際上日本不可能存在大國外交的選擇可能性。其實，作者的這些觀點都是值得關注的。

盡管如此，需要注目本書裡的以下幾點：，日本國家形像的“扭曲現像”。戰後日本外交並不根據對國家目標的共識，而是在“國家主義”和“和平主義”等多種主張之間，經過調整和妥協，逐步走上了日本特色的現實主義道路，而且形成了所謂“吉田路線”。

第二，日本外交應對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就是以“1955年體制”下的“吉田路線”為中心，堅持了戰後構想的持續性。作者不僅高度評價“吉田路線”，也對中曾根康弘的“無核中級國家論”給予了一定的肯定，認為兩者都屬於同一個軌道。

第三，對20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外交的變化，作者從國際安全的概念來進行說明。“1955年體制”崩潰以後，尤其是隨著冷戰的結束，日本國內的左派力量遭到了很大的挫折，而右派勢力得到了增強。因此，長期熟悉與“一國和平主義”的日本形像，近日本在“正常國家化”的口號下，提出“積極和平主義”，企圖實現“政治大國夢”，增強對地區的作用和影響力。盡管如此，目前的日本政治構圖對日本的政治右傾化和軍事大國化傾向，尤其是在安倍晉三那樣國家主義傾向濃厚的政治家掌權的情況下，能否起到實質性的牽制作用，對此，我們不得不感到憂慮。

雖然作者也強調，隻要日本堅持“憲法第9條”和“日美安保體制”，就會走上“中等國家”外交路線；但是，從安倍政權為了行使集體自衛權而修改戰後日本政府對憲法的解釋，以及企圖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來加強日美軍事同盟等事件來看，我們很難對作者的觀點表示同感，也需要進一步深入關注。

冷戰結束以後，日本國內圍繞國家的發展方向出現了種種主張：例如小澤一郎的“正常國家論”、船橋洋一的“世界民生大國論”、內田樹的“日本邊境論”、武村正義的“小國論”、若宮啟文的“地球貢獻國家”以及安倍晉三的“美麗國家論”等，其中，添谷教授的“中等國家”外交也是一種外交方向。添谷教授的著書對戰後日本外交的宏觀歷史的理解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有助於讀者理解日本外交的結構以及今後走向。

當然，本書的分析視角以及觀點毫無疑問是日本學者添谷芳秀個人的視角和觀點，其中不少顯然與中國的觀點迥異。眾所周知，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歷史是不能忘記的，更是不能篡改的。日本侵略者發動的那場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和無盡痛苦，中國人民艱苦卓絕、浴血奮戰，付出了沉重代價，終於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隻有銘記歷史，不忘戰爭磨難，纔能尊重正義、珍愛和平。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時有猖獗，他們罔顧侵略戰爭歷史，美化侵略戰爭性質，妄圖復活日本軍國主義。近年來，日本首相安培晉三，或者悍然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或者迫於形勢不去參拜但供奉祭品、捐獻祭費；無視和否認釣魚島歷來是中國的領土，不承認在這個問題上存在領土主權爭議，否定中日之間達成的“擱置爭議”原則；竭力主張修改“和平憲法”，推進行使“集體自衛權”，推動“正常國家化”進程，加劇日本政治“右傾化”趨勢和右翼勢力的進一步抬頭。這是中國人民和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人民必須高度警惕和認真應對的。中國一貫主張要把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廣大人民區別開來，把日本政壇的右傾化勢力和社會上的右翼勢力與包括友好人士在內的愛好和平的日本廣大人民區別開來，也相信日本人民能夠理解和尊重中國人民的民族大義和民族感情。我們並不苛求作為日本學者的添谷芳秀教授，與我們持完全一致的觀點和看法。同時，這也並不妨礙我們更多地了解包括作者在內的日本學界的看法和觀點。這裡還要說的是，由於譯者能力有限，錯誤與欠妥之處在所難免，誠懇地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教。

本書的翻譯出版得到了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北京文化中心的資助，由衷感謝張啟明先生和黃海存女士的協助。另我，還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的樸鍵一研究員和北京大學國際關繫學院的李寒梅教授對本書的極力推薦。本書還得到了北京大學國際關繫學院的梁雲祥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繫學院的黃大慧教授的寶貴的推薦語，以及在翻譯過程中多次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繫研究室的鐘飛騰主任的指點，在此衷心地表示感謝。

後，本書能夠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也離不開王玉敏、瀋藝等多位老師的積極協助和配合，在此表示由衷的謝意。

李成日

2014年12月於北京

前言

日本人在國外經常能夠感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對日本外交根深蒂固的認識。一種認識是，日本雖然經濟規模很龐大，但未能在國際政治、安全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戰後日本外交把日本憲法第9條作為一種“偽裝”，其真實意圖是回避國際上的責任。因此，日本以未能發揮任何作用而經常受到譴責和無視。

另外一種認識是，日本終會成為擁有核武裝的“軍事大國”。這種認識不僅存在於韓國和中國，而且一旦在國際社會上出現日本是否終於要打破戰後約束、開始提出自我主張的議論時，存在感原本就很低的日本就會一瞬間變為熱議的話題。諸多外國的觀察家，在面對日本的“正常國家”論、朝鮮“威脅”引發的對國家安全的激烈議論，甚至修憲的動向時，就會條件反射性地聯想到作為傳統大國的日本。外國媒體報道當今日本的變化的前提也是上述的大國日本的形像。

回顧戰後日本的歷史，每當國際政治或者日本國內政治發生大動蕩的時候，國際輿論總是從日本試圖擺脫戰後枷鎖的角度，對“歧途上的日本”表示擔憂。盡管如此，這些議論至今始終沒有變成現實。其原因在於，從表面上看，日本所謂積極的外交，實際上是日本政府努力消除被動參與國際事務的一種結果。冷戰結束後，日本於1991年海灣戰爭時期開展了被世人揶揄的“支票外交”，向聯合國柬埔寨臨時權力機構（UNTAC）派遣自衛隊，以及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都是上述考慮的一種證明。日本雖受到和平憲法的制約，但又逐漸開始參與國際社會的安全合作。

戰後日本的這些外交舉措，實際上可以理解為上述兩種認識的折中。但是，非常遺憾的是，至今人們沒有對此確立正確的理解和認識，而且很少有外國專家能夠較為客觀地理解冷戰結束後日本外交變化的背景和意義。他們雖然基本上歡迎日本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但同時又嚴肅地討論並提出政策建議，“如果日本要修改憲法第9條，有必要警惕包括核武裝在內的日本軍事大國化的進展”。

當今日本，正首次從根本上討論包括修憲在內的外交走向，而未來若干年將在過小評價和過大評價之間搖擺的外國態度，毫無疑問是日本重要的國際環境。但是，仔細觀察日本國內對外交的種種爭論，就可以發現很少有爭論是建立在對“外交有國際環境，也有對像”這一起碼的事實的假定之上的。這種內向性議論，更加深了諸多外國的疑慮，使其更加限制日本外交的自由度。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者把本為中庸路線的日本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批判為“軍事化”“右傾化”就已經造成了這樣的結果，而現在的國家主義者攻擊日本外交的“無力”，也會帶來類似的弊端。

戰後日本外交一直由把憲法第9條和《日美安保條約》作為兩大支柱的“吉田路線”所支撐，也一直受到來自於和平主義和傳統國家主義的兩面夾擊。這是因為左右意識形態的立場在日本外交的各個方面出於各自的理由而形成了對抗的結構。其結果是始終沒有孕育出充分理解處於左右兩極間中庸位置上的日本外交並適合於自身的外交戰略論。因此，從這種問題意識出發，本書將日本外交界定為“中等國家外交”，並以此展望今後日本外交的走向。

國際政治領域裡的“大國”，是具有對現狀能夠產生某種影響力的國家。根據這種概念，世界上有“超級大國”(super power)、“大國”(great power)、“中等國家”(middle power)、“小國”（small power）四種國家類型。“大國”和“中等國家”之間的重要差異，不隻在於物理上的國力之差，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所具有的力量轉變成某種影響力的能力和程度。“大國”把軍事當作終的堡壘，而且在有事時毫不猶豫地把本國的歷史觀、價值觀及利益貫徹到外交上去。與此相比，“中等國家”雖擁有一定的力量，但放棄大國那樣的以本國為中心的“單邊主義”，從“大國”所主導的權力政治的舞臺上後退一步，在並不隸屬於大國外交的領域(例如：多邊合作)裡發揮重要的作用。

本書主張，戰後的日本外交實際上接近於“中等國家”外交，但始終被誤解為對“大國”外交的追求。日本的政治領導人及其對抗勢力，沒有自覺地認識到日本外交的扭曲結構，反而不斷采取加固這種結構的應對辦法。

筆者認為，正確挖掘這種扭曲結構狀態的根源是理解戰後日本外交的關鍵，也是樹立今後的日本外交戰略不可缺少的工作。當今日本，正積極探討未來的國家形像和外交形像，本書從“中等國家”外交的視角出發提出問題，其目的就在於深化對日本外交根源的認識；但是這種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功，還要依賴於讀者的判斷，還望大家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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