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書開篇《為自由鳴炮》，乃作者1984年的“成名作”，最早發表在湖北《青年論壇》創刊號，後經《人民日報》節選刊登，振聾發聵。因為在主流話語中，“自由”長期是負面詞彙，就在此前令人大有冰霜重來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自由與人道主義、異化、現代派……一道，又被嚴批。所以，總書記之子此時居然“為自由鳴炮”、居然被《人民日報》選登，自然洛陽紙貴，振聾發聵。不過，“自由”仍未能證明，此文一發，就有主管意識形態的高層領導大為不滿，胡德平回憶說：“父親胡耀邦看到此文後，對我隻淡淡說了一句話：‘這事沒完。’他沒有批評我，很明顯他不高興。對此，我也覺得十分委屈，情不自禁地說了一句非常衝動的話：‘誰不同意，也可以寫一篇《為不自由鳴炮》的文章嘛！”（《改革放言錄》，“前言”，第1頁）
繼《中國為什麼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後，胡德平先生新近推出《改革放言錄》（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前書主要是“思憶父親”，後書則是將胡德平本人近三十年的文章、講話和擔任政協常委時的提案集中成書，更直接地表達了作者本人對改革的歷史的回顧、現狀的分析，面臨問題與解決方案的思考。
一
本書開篇《為自由鳴炮》，乃作者1984年的“成名作”，最早發表在湖北《青年論壇》創刊號，後經《人民日報》節選刊登，振聾發聵。因為在主流話語中，“自由”長期是負面詞彙，就在此前令人大有冰霜重來的“清除精神污染”中，自由與人道主義、異化、現代派……一道，又被嚴批。所以，總書記之子此時居然“為自由鳴炮”、居然被《人民日報》選登，自然洛陽紙貴，振聾發聵。不過，“自由”仍未能證明，此文一發，就有主管意識形態的高層領導大為不滿，胡德平回憶說：“父親胡耀邦看到此文後，對我隻淡淡說了一句話：‘這事沒完。’他沒有批評我，很明顯他不高興。對此，我也覺得十分委屈，情不自禁地說了一句非常衝動的話：‘誰不同意，也可以寫一篇《為不自由鳴炮》的文章嘛！”（《改革放言錄》，“前言”，第1頁）
作者在文中坦承，寫此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遠成為一個避諱的字眼”。他認為：“每個被壓迫階級都有一部自由鬥爭史，每個代表新的生產力的先進階級也總有一曲自由的凱歌。”他是馬克思主義者，努力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論證自由的產生，自由的積極、偉大意義，所以從兩個方面論證自由的意義。一，作者強調關心自由不是從道義和情感出發，更不是從唯心主義的觀點出發，把自由作為純粹精神的範疇，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發，認為自由的本質首先要從人類在自然界、人類在社會中的主體地位來看待。由此，論證自由“始終是社會勞動的屬性，始終是社會實踐內在的本質規定”。從歷史上看，勞動者為自由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而“每個代表新生產力的先進階級也為自由建立了劃時代的功績”。顯然，作者是針對自由“階級論”，因為主流意識形態對自由的批判主要是建立的階級論上，一直強調自由的階級性、是“資產階級自由”。（《改革放言錄》，第5頁）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作者又承認以往的“自由”確有歷史局限性，而“社會主義社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拋棄了社會自發發展的消極因素，逐漸成為自由、自覺、自主的積極發展的社會”。然而，作者不能不面對、回答一個尖銳的問題：建國三十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是光輝的，但其花費的沉重代價又與其成就難成適當的比例，我們沒有得到應當得到的更加輝煌的成功。”更嚴重的是，還發生了“文革”這種長期的、大規模的侵犯基本人權事件。如此重大的問題，當然有種種復雜的歷史、社會、政治等原因，但作者強調，最根本的一點則是對自由的否定。相反，改革開放不久，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根本原因是“放權”，給生產者、經營者自由。（《改革放言錄》，第9－10頁）
生產者、經營者有自主經濟自由的體制就是市場經濟，就經濟體制而言，改革開放就是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變革。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多種經濟成份、多種利益主體，最重要、也是爭議*的變化就是私人經濟的產生。如何認識非公經濟，是對我國改革開放實踐有直接影響的重大理論問題，也是此書的重點。
作者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對《共產黨宣言》公開發表45年後馬克思、恩格斯先後7次為其作序和恩格斯晚期觀點作了分析概括，指出了他們的基本觀點：“資本主義欠發展而又封建性很強的落後國家，雖然有了逐漸壯大的無產階級及其優秀的、先進的工人政黨，並可能取得政權，即使這樣，仍然不能直接地或短時期地跳躍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否則，就要掉腦袋或者就是笨蛋、廢物。”因此，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而且，作者進一步指出，《共產黨宣言》的中文本存在一處重要矛盾。《宣言》中一句話眾所周知：“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此語幾成警言警句，徹底否定了私有制。然而，作者逐條分析了《宣言》中所提出的10條措施，卻並沒有完全、徹底否定私有制。為何會有此重要矛盾？原來，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所說的“消滅私有制”中的“消滅”，德文是“Aufhtebung”（揚棄），而不是“Abschaffung”（消滅）。蘇聯首先把德文的“揚棄”譯為俄文的“消滅”，而中譯本則又取俄譯本之譯，也譯為“消滅”。（《改革放言錄》，第21－25、第33－48頁）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各利益主體在經濟活動中是平等的，如果政府參與經濟活動，這時政府隻是經濟市場的參與者而非管理者、裁判者，與其他利益主體也是平等的，不應享有特權。政府隻有在不參與經濟活動時，纔能是管理者、裁判者。“富民”或者“民富”而不是“國富”，是市場經濟的基礎。當年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市場經濟的奠基性理論著作，論論了“民富”的原理。然而，一百多年前，嚴復卻將其譯為《國富論》，這是近代中國受到列強侵略，有亡國之險，盼望國家富強的心理投射。長期以來，“國富”被視為理所當然，“民富”則被批為走資本主義。在本書中，胡德平明確提出，改革開放應把民富放在第一位，應該成為改革開放的明確目標。
名不正則言不順，在中國語境中，“民富”要放在第一位、要成為改革開放的明確目標，首先要為其“正名”。因此，胡德平提出了“人民經濟”概念，強調非公經濟即“人民經濟”。民富的核心理論問題是如何面對私營經濟，面對規模越來越大的私人經濟，必須解決《資本論》提出的“剩餘價值”學說。本書的幾篇文章都專門探討了這個問題，他特別贊同、並多次引用中共老一輩理論家張聞天在1961年提出的觀點：“我們經濟學家對馬克思《資本論》經濟範疇的使用，有一種恐懼，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義的錯誤，同時使用時卻又照搬原來的意義，而不去指明舊形式下的新內容。我想，隻要說明《資本論》的範疇在社會主義起了根本的質的變化之後，這些範疇的充分運用，不但無害，而且有利。”據此，胡德平認為，在我國市場經濟中，不能也不必回避資本、利潤、勞動力和勞動價值論。並且進一步提出，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發展，《資本論》提出的許多經濟範疇會發生變化，增添新的內容，“而這些範疇的最終消亡則是有規律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而絕不是什麼運動、鬥爭、行政命令、決議、會議所能消滅得了的。”（《改革放言錄》，第234、199頁）
對私營企業的偏見由來已久且根深蒂固，要消除偏見殊非易事。這種偏見必然影響到制度安排，後果之一，就是近些年出現“國進民退”現像。有些國企不計成本屢屢在土地拍賣中奪得“地王”，有些虧損國企甚至可以強行兼並盈利的國企，民企貸款極其困難，某些領域甚至規定民企不能進入。對這種現像，胡德平分析認為：“這和我國的意識形態、經濟體制、司法制度的改革沒有與時俱進有關。在意識形態上，有些人一直認為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共和國的長子。這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吻合嗎？長子之說不但受封建繼承制的思想影響很大，就連平等的觀念也是沒有的。”（《改革放言錄》，第180頁）其中一篇文章，干脆就以“‘國進民退’之爭實非國家之福”為題。
長期以來，那種國企是“執政基礎”、事關國家安危，而民企做大做強則會“挖社會主義牆角”、“動搖國本”，改革會導致類似“蘇東劇變”一類的思想、觀念大行其道，上上下下，接受者甚眾。對此，胡德平以一句話反駁之：“直到蘇東倒臺之前，那裡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營經濟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決不能把蘇東悲劇歸結為其國的民營企業、民營經濟”，“在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時期，又是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獲得解放獨立的東方大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是一件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大好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題中應有之事，當以國策視之。”（《改革放言錄》，第173頁）
二
“市場經濟要求法律明確界定和保護每個普通人的財產所有權，財產所有權既包括生活資料的所有權，也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市場經濟承認每個人的自利，也要求尊重其他人的他利。”（《改革放言錄》，第134頁）
改革開放三十年，市場經濟的發展、民營企業的發展，與法治的進步確實密切相關。然而，現在面臨的嚴峻局面，從嚴重的腐敗，到國進民退，又與法治的步伐遠趕不上社會結構、經濟體制的變化緊密相關。之所以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還要面臨這樣嚴重的問題、這樣嚴峻的局面，是因為漸進式改革道路使中國現行的是“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型經濟體制，這樣的體制，產生的問題越來越多，積累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注定不會成為固定的“模式”。可能有兩種發展前途：不是政府逐漸淡出對經濟活動嚴密的干預，而加強對市場監管、提供公共產品等職能，逐漸成長為在嚴格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即“法治的市場經濟”；就是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直接從事經濟活動，權力者從尋租活動中取得巨大利益，形成龐大的、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團，腐敗更加嚴重，改革更加困難，即“權貴資本主義”。因此，“規範公權，保護私權”、“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權”的輿論、呼聲越來越強烈，有關法學研究日益深入。
限制政府權力、實現法治的市場經濟，從根本上說是政治體制改革。因此，胡德平將“努力推進憲政法治”列為“時代發展迫切需要的兩個大課題”之一。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有《憲法》而無憲政，那麼《憲法》也是空文一張”。制定、遵守、執行憲法，是一個政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重要標志。“所以，誰最擁護《憲法》、尊重《憲法》、努力推進《憲法》的落實？正應該是作為長期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推動《憲法》實施，推進社會主義憲政的實施，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之一。”“藐視《憲法》，擱置《憲法》，破壞《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不依憲、依法治國，其後果在歷史上曾經有過深刻教訓。‘文革’的災難如此慘痛，國家、人民和黨都蒙受了重大損失，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憲法》和法律成為空文。這個教訓需要深刻記取。”
他強調三十年來法治的巨大進步，但也承認：“也需要看到，在《憲法》和法律的落實中，在不少時候權大於法、黨政權力干涉司法的情況是客觀存在的；一些現行的法律、規章、條例，不符合《憲法》的精神和要求；還有一些《憲法》規定的權利，還沒有成文的法律予以保障；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不尊重或者損害《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的事情仍然很多，有的還很嚴重。”（《改革放言錄》，第112頁）嚴重到什麼程度？嚴重到他都有“安全感並未完全建立起來”的程度！在本書“前言”中，他坦然承認：“應該說，我在大膽工作、放言觀點意見時，心中不是沒有顧忌和擔心的，也就是說安全感並未完全建立起來。在前幾年，這種擔心還有加重之感。”為什麼前幾年還有“加重之感”？在“前言”中，他摘錄了2010年12月1日寫給中央某領導同志信中的一段話，表達了自己當時的心情：“前些日子，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的講話，更讓人感到恐怖。竟膽敢如此妄言：‘不問對錯’！‘依法擊斃’！鼓吹‘雙起’！把‘政治變成法制’！不用客氣，我認為這都是政權變質的現像！這些人和事竟沒有任何權威部門批評、制止，反而還堂堂正正掛在‘人民網’上。”（《改革放言錄》，“前言”，第2－3頁）
現在，他的這種不安心情當有所改變：“2012年12月4日，*同志代表黨中央在現行《憲法》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安全感、人權保障意識。”“我認為公民應拋棄一切顧慮，樹立新的安全觀，即遵守法律，自由放言是安全的，違法放言，並訴之於行動，則是不安全的。”（《改革放言錄》，“前言”，第3頁）
三
對當前存在的問題、矛盾，是“努力推進憲政法治”來解決，還是以一些人主張的“文革”方法來解決，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嚴肅的問題。
三四十年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那場歷時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巨大創傷，至今仍未“痊愈”。文革結束，痛定思痛，反思文革，從1978年底起，中國開始了與“文革”路線、方針、政策正相反對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確實時代之聲，獲得人民由衷的擁護。但是，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執政黨的路線發生了如此劇烈根本性轉變，必須做出理論與歷史的說明。隻有從理論上否定文革，改革開放纔有合理性。因此，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決議”有兩個重要內容，一是對共和國三十年來的歷史作全面評價，二是對*的評價。
“決議”將共和國的歷史大體分為三個階段：一，文革前十七年，承認雖有“左”的錯誤，但基本肯定這十七年的巨大成就。二，“文革”十年，“決議”定性為“浩劫”，全面、徹底否定。三，改革開放以來的幾年。
對*，“決議”采取的辦法是“兩個切割”。第一個切割是將*與林彪、江青等人“切割”：“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至於*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利用*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第二個切割是把*晚年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文革理論同“*思想”“切割”：“*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思想完全區別開來。”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決議”以“三個階段”總結共和國三十年歷史，以“兩個切割”評價*，為減少執政黨內和社會上的爭論分歧確起重要作用。但隨時光流逝，原來被遮蓋的問題開始顯現。筆者在《歷史記憶與現實選擇》中寫過：“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而應該隨之而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未如期而至，由此造成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尖銳。人們對現實弊病的“痛感”總是深於對過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又產生了嚴重的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時，如何克服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國向何處去時，那種變形的‘文革記憶’自然容易成為相當多一些人贊成的選項，並未因文革受到根本性損害的符號化的*，反過來成為為肯定、贊揚文革的權威資源與符號。於是，在某些地方重新出現以文革似的公然破壞法治、重新制造個人崇拜、高度集權的強人政治來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時，竟不乏叫好者。有意制造的歷史健忘癥與現實問題的嚴峻性這二者間的‘互補’‘互動’，使文革悲劇重新發生的可能陡然而增。”“這時，問題的核心是處於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如何選擇自己的參照繫。是深化改革，向前進入以制度制約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之深水區，還是向後退，回到以“運動”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雷頤：《逃向蒼天》，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頁）
面對這種局面，胡德平明確說：“不能用‘文革’的方法解決現有矛盾”，並對“決議”作了進一步分析。2011年8月，他在一次會議上的公開發言認為：“《決議》對我們黨所犯的錯誤盡管說得很嚴肅，但是沒有任何過頭的話，隻有說得不夠的地方，很多地方說得是不夠的！”“在黨的一個文件中說，打倒劉少奇同志，‘四人幫’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話讓人覺得是在看《雍正演義》。他們是‘推波助瀾’，那起‘主要作用’的是什麼呢？這都是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因此，這個《決議》沒有過頭的地方，隻有說得不夠，沒到位的地方。”“《決議》說‘文革’中形成了反革命集團，形成了‘四人幫’集團，――在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中還形成一個反革命集團？這些方面的原因，《決議》起碼說得不充分吧？”
他認為，“決議”的*意義有兩個方面，也是“兩個底線”。一是“對‘文革’一定要持批判、根本否定的態度！這對我們今後的改革開放，回顧和總結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意義非常重大。近年來，不管是什麼原因，鼓吹‘文革’這種論調好像在‘復活’。有人留戀它；有人盡管不信‘文革’，但卻利用‘文革’做文章。我覺得這個底線我們要守住！”另一個，“就是對*同志的評價是否‘一分為二’，怎麼就不能一分為二呢？”
他提醒人們：“錦濤同志‘七一’講話也說到了《決議》的重要意義，我們應該提高認識水平啊，不能又翻一次，如果說這兩個底線也棄而不守了，那麼中國人也太沒希望了吧？”（《改革放言錄》，第76－8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