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政治_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

編輯推薦

本書原稿為德國《國際政治與社會》雜志的專刊。總體來看本書有四大特點：

一是現實性。本書關注的是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今後的發展態勢問題，與實際政治現實相呼應。

二是新穎性。本書主要介紹了各國社會民主黨的近期狀況，提供了一些**的信息和資料。

三是學術性與普及性相結合。這些文章是由素有研究的專家寫成的，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和基本情況也作了介紹，因此可以作為從不了解社會民主運動的普通讀者的入門讀物。這本書既有通俗性又不過分枯燥，對於專業研究者之外的普通讀者亦有一定的可讀性。

四是綜合性與獨特性。在國內目前的出版物中，全景式地綜合介紹各國社會黨的讀物很少見，因此本書因其綜合性而獨具特色。

內容簡介

《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進入21世紀以來，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進入了政治上的低潮期，除個別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仍在執政外，多數成為在野黨。面對這種危機局面，各國社會民主黨都在積極探索社會民主主義的問題、本國政黨自身的問題，力圖擺脫當前的困境。

德國社會民主黨是歐洲老牌的、主要的社會民主黨，其智庫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基金會為了探究社會民主主義運動進入低潮期的原因，並為社會民主黨的未來發展尋找方向而組織了一組論文。論文分別介紹了歐洲社會黨、德國、西班牙、英國、法國、挪威、荷蘭、加拿大、美國、波蘭以及拉美社會民主黨的現狀和未來發展前景。該書從全球的視角出發對“社會民主主義”這一重大現實課題給予了回答，即總體上看，社會民主主義的前景將比較光明。同時，各篇文章也對各國社會民主黨面臨的主要問題進行了自己的分析並提出了發展建議。

作者簡介

1925年建立的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基金會（Friedrich Ebert Stiftung，簡稱FES）是德國年代久遠的政治基金會。它是一個私營的、不以贏利為目標的機構，承擔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理想的責任，以德國個民主選舉的總統——弗裡德裡希?艾伯特的名字命名。《國際政治與社會》是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基金會的季刊出版物。這個雜志的重點是全球發展趨勢、對外政策、國際關繫、世界經濟以及國別分析。

譯者：夏慶宇，北京大學國際關繫學院博士畢業。

1.關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前途的十個命題

2.一的開啟——在歐洲建構社會民主主義的必要性

3.新的幸福承諾——關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的討論的中期報告

4.兩極化和經濟危機背景下的進步主義政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現狀和前景

5.英國工黨：下野的“新工黨”

6.創新社會民主主義：胡迪尼模式——荷蘭工黨視角

7.誰在愛戀法國社會黨？——法國社會黨的選舉悖論

8.處在十字路口的美國民主黨

9.“同舟共濟！”北歐模式及紅—紅—綠聯盟——一種可推廣的成功模式？

10.自由黨向何處去？——加拿大自由黨的現狀和前景

11.波蘭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危機——左翼的新起點？

12.名與實——南美洲進步主義及左翼政黨、政府取得的成績和面臨的挑戰

13.處於亂流中的世界政治

媒體評論

在線試讀

關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前途的十個命題

波爾?尼魯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

如果一個人想使自己的思想能夠在媒介犬儒主義（media cynicism）的海洋上漂浮起來的話，那麼他必須首先建立一個安全平臺。這個穩定的平臺可以使理論有時間變得成熟並轉化為實踐，沒有了它，好的觀念——挑戰傳統智慧的觀念——很可能沉落海底，或是更糟，變成媒體瘋狂吞食的獵物。那些進步主義觀念尤其容易遭遇這種不幸。毫不誇張地說，在當今，那些有關“團結”、“希望”或者“個體問題的集體解決方案”的思想主張很難使自己露出水面。媒體渠道，特別是表現為混合、“協同”形式的媒體渠道，很少宣傳和睦、團結之類的觀念。暢銷的是個人主義觀念，吸引人的是“選擇”、“自由”和“無限制的競爭”之類的觀點，或是驚悚故事——這類故事無論在統計學意義上還是就其事實細節而言都是反常的，然而卻被放大為一種普遍威脅。
因此，必須首先建立起這樣的平臺。這也關繫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在我們開始說服那些數以百萬計的失去幻想或被剝奪公民權的選民——是的，這樣的選民數以百萬計——之前，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能夠使我們有機會詳細表達我們的主張的現實可行的平臺。
因此，在這篇關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前途的十個命題的概括性描述中，我想首先（在第1—4點中）集中闡釋怎樣能夠地建立起這種平臺，其次（在第6—10點中）闡釋我們怎樣纔能展示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我們認為這些主題為社會民主主義指引了一條積極的未來之路。

1.參與
就代表整個歐洲人民並與之溝通的能力而言，沒有哪個政治運動比歐洲社會黨（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簡稱PES）的地位更有利了。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正是建立在大眾參與觀念、增加透明度以及對民主原則的根本信仰基礎之上的。
然而，社會民主黨人的這種地位不應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作為有代表性的政治家族，我們的地位正面臨兩方面的重大挑戰。關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前途的十個命題

波爾?尼魯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

如果一個人想使自己的思想能夠在媒介犬儒主義（media cynicism）的海洋上漂浮起來的話，那麼他必須首先建立一個安全平臺。這個穩定的平臺可以使理論有時間變得成熟並轉化為實踐，沒有了它，好的觀念——挑戰傳統智慧的觀念——很可能沉落海底，或是更糟，變成媒體瘋狂吞食的獵物。那些進步主義觀念尤其容易遭遇這種不幸。毫不誇張地說，在當今，那些有關“團結”、“希望”或者“個體問題的集體解決方案”的思想主張很難使自己露出水面。媒體渠道，特別是表現為混合、“協同”形式的媒體渠道，很少宣傳和睦、團結之類的觀念。暢銷的是個人主義觀念，吸引人的是“選擇”、“自由”和“無限制的競爭”之類的觀點，或是驚悚故事——這類故事無論在統計學意義上還是就其事實細節而言都是反常的，然而卻被放大為一種普遍威脅。

因此，必須首先建立起這樣的平臺。這也關繫到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在我們開始說服那些數以百萬計的失去幻想或被剝奪公民權的選民——是的，這樣的選民數以百萬計——之前，我們需要建立一個能夠使我們有機會詳細表達我們的主張的現實可行的平臺。

因此，在這篇關於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前途的十個命題的概括性描述中，我想首先（在第1—4點中）集中闡釋怎樣能夠地建立起這種平臺，其次（在第6—10點中）闡釋我們怎樣纔能展示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我們認為這些主題為社會民主主義指引了一條積極的未來之路。

1.參與

就代表整個歐洲人民並與之溝通的能力而言，沒有哪個政治運動比歐洲社會黨（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簡稱PES）的地位更有利了。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正是建立在大眾參與觀念、增加透明度以及對民主原則的根本信仰基礎之上的。

然而，社會民主黨人的這種地位不應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作為有代表性的政治家族，我們的地位正面臨兩方面的重大挑戰。

，目前歐洲人對整個代議制政治懷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滿情緒。這種幻滅感對左翼的影響要大於對右翼的影響。不願參與選舉或不願參與政治生活的人越多，政治的代表性就越小。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不能指望在隻有50%甚至更低的投票率的情況下獲得選舉的勝利。

近一些朝著進步政治實現了重大轉向的選舉都顯示出這樣一個現像：初次投票的選民以及再次投票的選民（returning voter）人數出現顯著增長，投票率通常顯著高於以前的選舉。主要的例子包括200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和1997年的英國大選。相反，向右翼政治的重大轉向往往出現在投票率大幅下降的選舉中。近的這種例子是2010年的匈牙利選舉、2009年英國的歐洲議會選舉和——顯著的——2002年的法國總統選舉。

第二，我們影響我們的天然政治擁護者——遑論影響歐盟成員國的選民——的方式處於變化之中。傳統的動員方式甚至政治競選的信息傳播方式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中重要的因素是新的溝通工具，特別是社會網絡化與日益細分化的受眾的結合。在傳統的基於“地理”的社區動員方式仍占主要地位的同時，以“身份”為基礎的新型社群現在已經成為任何政治競選的關鍵所在。這些以動機或身份特征為基礎的社群為政治黨派采用多層次的動員方式提供了可能。然而，向身份政治的轉移還導致了政治信息溝通方式的變化。政治信息溝通方式不再是單向的，而是那些“信息豐富”的選民必須感覺自己真正被吸引。這顯然意味著在相關政治進程的初始階段，即政策的起草階段，就需要聽取選民的聲音。

這就是為什麼歐洲社會黨致力於使兩萬名積極分子成為我們在全歐洲範圍內所從事的運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的原因。我們意識到，為了重新吸引選民並將一種緊迫意識注入到我們的歐洲理念中來，我們需要在每一個地方社區中擁有自己的代表。在備戰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的過程中，我們將確保我們的積極分子成為一支高度動員、高度可靠的力量，以使這場競選深入人們的生活。

要想建立一個真正的歐洲黨，關鍵在黨員。我們將為黨員提供更多的條件以使他們能夠參與進來。由此，我們決定在歐洲社會黨章程中承認黨員的作用，並發起“歐洲社會黨積極分子倡議”，以建立一種真正的“歐洲行動主義”，並被歐洲社會黨的各組成團體所知悉。

除此之外，作為“進步主義社會”（Progressive Society）咨詢活動的一部分，歐洲社會黨將建立一個在線社區，以便政策討論、競選理念以及一般政治關切能夠為整個歐洲所分享。

2.“踐行我們的價值觀”的領導人

在看待人民與政治之間的疏離現像時，有些人將其歸因於所謂的“專業化”，指的是那些專業從事政治活動的自私自利的新型干部，這些人隻關心自己的前途。幸運的是這似乎隻是一種站不住腳的說辭。人們非常樂於看到法律部門或醫療部門事實上的專業化：沒有人會因為醫生們專心致志於他們的職業而抱怨他們是“一味追逐名利的人”。如果醫生具備他們所應具備的技術，人們會很高興。政治家的專業化同樣也應如此。問題並不在於政治已經變得更加專業化，而在於當今的政治多半是在一種消極的意義上構建的。媒體不斷要求政治家用簡明尖刻的語言給出直截了當的答案。然而，媒體的這種持續不斷的要求並不意味著它們恰恰就應該得到滿足。政治領導人依然需要熱情。重要的是，這種能夠鼓舞人心的熱情應當出自實踐而非辭令。

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有責任處理好他們的生活。領導人的隱私當然應該受到保護，但是當領導人宣揚某種價值觀時，他自己就應當身體力行。選民善於鋻別真正的承諾與空話。如果一個曾經做過社會民主黨的領導甚至政府首腦的領導人用代議政治交換離職後的顧問生活或高管差事，這樣一種行為將傳達什麼樣的信息？它是違法的嗎？不是。但是它值得稱道嗎？當然不是。

這就是為什麼歐洲社會黨致力於采取一項行動進程，推出一位清明的、民主選舉的候選人去面對歐洲選舉的原因。在當今的政治中，尤其是在像歐洲選舉這樣的艱難選舉中，推出一位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代表人物成為當務之急。要想使這次選舉與選民相關，必須讓公眾意識到自己的投票能夠決定行政機構的構成，能夠改變政策。因此我們已決意在下次歐洲選舉中推舉出一位歐洲社會黨的候選人角逐歐洲委員會主席之位。這位候選人被寄予厚望去感召黨的積極分子，但重要的是，感召我們潛在的選民。

3.定義政治重心

在其積極的時刻，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僅規定了政治議程，而且還重新定義了公共規範——公共醫療、國家養老保險以及合理的工作時間僅僅是其中的幾個例證。那些在開始階段被認為是打破常規的倡議很快就被大眾接受並成為一種“常態”。這是政治勇氣及辨別、界定公共事務標準的政治意志所生發出的結果。然而在近幾年，社會民主黨人過分關注於所謂的“中間地帶”了。進步主義政黨不是去積極地界定哪些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而是陷於對虛構的“飄浮選民或搖擺選民”的難以揣測的要求的猜度和迎合當中。這種被動的政治模式從來不會有好結果，它隻是顯示了一個政黨對自己的信念缺乏勇氣。而歐洲社會黨要為歐洲政治引入的正是這種堅定的信念。

政治的“中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並且要不斷地重新界定。社會民主黨人必須抓住任何機會來對之進行界定。如果我們執著於追逐先入為主的“中間地帶”概念，那麼我們將會發覺自己隻不過處在一條不斷向右移動的傳送帶上罷了。

過去的十年中，歐洲的右翼在很多方面作出了調整。右翼在傳統的支持歐洲一體化的政黨、對歐洲一體化持懷疑態度的政黨和民族主義政黨三者之間形成了分化。右翼政黨把歐洲當作替罪羊，並忽視孤立主義言辭的後果。許多右翼政黨把他們這種消極政策用社會民主主義的語言進行喬裝打扮。但是由於缺乏相應的長期政策作為右翼言論的支撐，主張婦女權利、福利國家、號召進行金融市場改革都成了表面文章。

與此同時，許多右翼政黨用反對移民、反對少數族群或排外言論來增強自己在選戰中的吸引力。這樣的行為的實質是利用人們的不安全感和恐懼感來玩弄身份認同的政治伎倆。

在我們與其他民主政黨打交道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遵循我們的“平等”，“公平”及“尊重文化的、語言的、種族的或民族的少數群體”的原則，並且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都同樣遵循這些原則。隻有采取這種基於信念基礎之上的辦法，我們纔能在選民中建立起一個信任平臺。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公然反對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寬容現像，並拒絕因保持緘默而使偏見合法化。我們不能讓政治上的右翼來決定哪些是可以接受的，特別是當他們采取玩弄人們脆弱的恐懼感的手段時。我們僅僅在口頭上說這種恐懼感是不理智的，這還不夠。我們必須建立能夠向人們表的文化和身份認同可以豐富全體公民的生活”的鞏固的政策基礎。

4.歐洲可以變得如此更加美好——要合作，不要孤立

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歐盟內部舉行了一繫列“後危機”辯論，其中規模的幾場辯論之一是圍繞經濟治理的層級問題展開的。簡單地說，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的分歧是一部分人主張以超民族國家協作來看待經濟治理，另一部分人僅僅想使實力較強的成員國被賦予懲罰實力較弱的成員國的權力。這場關於經濟治理問題的辯論恰好概括出了一個歐洲範圍內更大規模的爭論——那就是我們應當通過作為一個單一實體的歐盟來實現真正的協作，還是應當僅僅依靠各自獨立的、互不相同的民族國家所采取的一繫列管理步驟。

歐洲社會黨希望看到在其成員黨之間圍繞歐洲事務展開更多的合作。我們需要深化集體合作，這種集體合作包括歐洲社會黨與成員黨（無論是執政的還是在野的）的合作，包括成員黨之間的合作，包括我們的成員組織內部和成員組織之間的合作，還包括與所有利益攸關者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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